同仇敌忾 共赴国难

——追忆抗日战争中的国共合作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重温和纪念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胜利，对于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更好地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在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中，甲午战争是失败最惨重、影响最深远、后果最严重、教训最深刻的一次，而抗日战争则是规模最宏大、动员最广泛、时间最长久、意义最重大的一次，是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以后100多年间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取得第一次彻底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全体同胞团结奋斗的结果，其最基本的原因是国共两党以民族大义为重，顾全大局，建立了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西安事变后，国共之间经历五次谈判，正式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不计前嫌，以国家大局为重，努力促成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矛盾急剧变化的形势下，推动国共第二次合作，通过两党之间的五次会谈，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一)1937年2月12日开始，周恩来、叶剑英等代表共产党与顾祝同、贺衷寒、张冲等国民党代表在西安开始国共领导层的第一轮会谈。周恩来明确提出，谈判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要求国民党承认共产党的军队，承认共产党的边区，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组织各党派的联盟。会谈中，双方在民主政治与红军独立领导、苏区隶属等问题上发生激烈争执，最终因国民党坚持取消共产党组织上的独立性、取消红军、取消革命根据地的主张，双方没有达成协议。周恩来向张冲提出，要求同蒋介石面谈。

　　(二)杭州会谈。1937年3月22日，周恩来应蒋介石之邀在潘汉年的陪同下到达上海，并快速转赴杭州。3月26日，与蒋介石在杭州烟霞寺进行会谈，后称西湖秘密会谈。潘汉年接到了共产国际电文，告知苏联内务部已经找到被扣留在当地的蒋经国，并批准立即返回中国。这是共产党以极大的诚意在各方面努力下的成果。3月27日，是蒋夫人宋美玲的生日，蒋介石得知蒋经国回国的消息后，惊喜交加。周恩来向蒋介石提出6点要求，阐明了中共的立场和看法。蒋介石口头答应商量一个国共合作办法，并同意中共关于释放政治犯的要求。谈判取得初步合作意向。

　　(三)6月8日第一次庐山谈判。6月4日，周恩来、秦邦宪和林伯渠带着《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来到庐山。6月8日至15日，与国民党代表蒋介石、邵力子、张冲进行了多次谈判。谈判气氛热烈、坦诚相见，但在涉及中共部队独立的问题上，蒋介石反悔上次在杭州会谈中的一些承诺，不同意中共在《纲领草案》中提出的关于建立民族同盟、实现党外合作的意见，而是提出建立国民革命同盟会。这个同盟会决定两党对外活动和宣传，由蒋介石担任主席，在一切事务中拥有最后决定权；让改编后的共产党部队不能由共产党指挥，取消共产党在同盟会中的独立性，并要求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军，出国留洋。此次会谈因蒋介石妄想控制中共及领导的军队和边区，谈判最终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四)7月17日第二次庐山会谈。在第一次庐山会谈中虽然没有达成最后协议，但国民党的态度也是积极的。6月26日，国民党南京政府电邀周恩来再上庐山重启谈判。7月7日，日本侵略者蓄意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形势万分严峻。7月13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再次抵达庐山。7月15日，周恩来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蒋介石。17日，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邵力子、张冲和宋美龄进行第二次会谈。由于周恩来事先争取了宋庆龄、宋美龄、宋子文、张冲等人的支持，使蒋介石在与共产党商谈国共合作问题上做出让步。蒋介石发表了态度坚决的《抗战宣言》，赢得全场热烈的掌声。由此对抗日战争统一战线的形成迈出了关键一步，共产党代表提议以《合作宣言》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随后蒋介石发表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以及同意红军主力改编为三个师并设指挥部，由朱德、彭德怀分别任正副总指挥。

　　(五)8月下旬，在南京的孔祥熙私宅等处，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同蒋介石等就发表中共宣言和改编红军问题进行谈判。最后确定了两党合作抗日的一些根本性问题，蒋介石被迫同意将在陕北的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同意共产党在南京、上海等地设立办事处。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表明了他自己的抗日立场和国共团结抗日的重要性，允许共产党拥有自己的武装部队，实际上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10月，将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由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开赴华中抗日前线。

　　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半年多的艰苦谈判取得圆满成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国共谈判中，面对中国人民共同的外来侵略和民族危机，以救国救民的大局为重，国共两党互相作了退步和妥协，形成强有力的合作机制，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和赞赏。

　　二、卢沟桥事变前后国共两党为全面抗战所作的准备

　　西安事变前，国共两党长期对立与战争，各自依附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各派系之间，中央与各地方实力派之间，地方实力派之间也是你争我斗，混战不已。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既忙于“剿共”对付共产党，又忙于对付国民党内部的异己汪精卫等，而且还要忙于对付那些只能智取不能武力征服的各大地方军阀。

　　此时此刻，中华民族国难当头，全国各地要求一致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

　　西安事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在日本侵略者日益猖狂的进攻面前，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从“九一八事变”后的对日不抵抗政策终于认识到：“在存亡危机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保国家的生命与存亡。”蒋介石从此停止了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放弃了武力消灭红军的企图。

　　国共合作的大框架和详细规则在西安事变后的多次谈判中逐步形成，这为共产党获取领导人民取得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的话语权奠定了基础。

　　“七七事变”前夕，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东北三省和华北部分地区。如果平津地区继续失守，整个华北将不可收拾。“七七事变”爆发后，华北危急，民族危机日益加剧，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七七事变”成为全中国各民族统一抗战的开端，由此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战场。

　　在促成国共两党合作并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积极主动。它作为中国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代表，自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起，一直主张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在“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就向全国人民发表了号召抗战的宣言，呼吁全国人民立即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的坚固长城，抵制日寇侵略。1937年2月，中国共产党主动向国民党提出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为核心内容的五项要求、四项保证。一再明确提出：“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呼吁全体同胞：“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或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力量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七七事变”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也采取了一些积极举措，在尽量以和平方式拖住日军的入侵速度的同时，也做好了坚决抗战的准备。蒋介石一方面命令外交部长王宠惠与日本人进行交涉，要求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并退回原地；另一方面严令国民革命军第29军军长宋哲元率部队在位于北京丰台区卢沟桥附近的宛平城全体动员，固守城池，以防事态扩大。7月10日，蒋介石召开了紧急国防会议，制定了三项计划：第一，组建100个战斗师，80个后备师，在年底编练完毕；第二，多方筹措弹药，三分之二部署在长江以北，三分之一部署在长江以南，一旦兵工厂遭到袭击，迅速从比利时、德国、美国等国家购买大量武器装备，通过越南等地运回中国；第三，征召50万匹战马，并将部署在南昌的30架战斗机向北转移。同时，也积极促进国共合作，整合各大地方派系，共同对付日本侵略者。

　　中国共产党还多次要求南京中央政府切实援助第29军抵抗日军进一步攻击，并立即开放全国民众的爱国运动。

　　三、国共合作的成果

　　通过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加强了团结。大敌当前，一致对外，昔日的民族纠纷逐步化解，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了救亡图存的目的，取得了民族革命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战区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和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

　　当时的国民党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第一大政党，不但掌握着全国政权、对外代表中国政府，而且拥有一支庞大的正规部队，居于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抗击着侵华日军的大部分部队。

　　在共产党部队的积极协助下，8年抗战中，国民党部队与侵华日军进行了著名的卢沟桥阻击战、持续3个月的淞沪会战、大规模的武汉保卫战、驰名中外的台儿庄大战，以及南京保卫战、长沙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兰封会战等等20多次几万人到几十万人的大规模会战。广大国民党官兵抱着极大的爱国热情，涌现出英勇杀敌、浴血奋战、为国捐躯的可歌可泣事迹。国民党共阵亡官兵约130万人，受伤近200万人，其中有十几位副军长级以上的军官为国捐躯，战死沙场。1942年和1943年，国民党先后两次派出近40万部队进入缅甸抗战，近一半指战员战死在缅甸战场，以身殉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更是英勇顽强、功不可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形成，八路军和新四军就根据党中央的部署先后开往华北和华中地区，深入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坚持动员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实施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广泛开展伏击战、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和麻雀战等等游击战方式进行作战。敌后战场的开辟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使日本侵略者腹背受敌，从而不得不停止进攻，转身以主要兵力把守占领区，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振奋了全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的敌后战场和国民党指挥的正面战场通力协作，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局面。在部队组织正规、武装精良，以飞机、大炮轰炸和机械化运输占绝对优势的日本侵略军面前，中国军队存在兵源不足、训练不足、体能不足、装备不足、机动能力不足，只能靠急行军和强行军运动。整整抗战8年，使日军陷于中国辽阔的战场不能自拔，大大地牵制了日军在中国战场的兵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胜利做出巨大贡献。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4年多时间里，中国军队几乎是单独抗击了日本法西斯在海外的全部军事力量。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虽然调走了海空军主力，但大部分陆军部队仍然被中国军民牵制在中国战场。到日本投降时，它在海外的360多万军队中有将近200万人仍然深深地陷在中国战场。8年抗战中，中国战场击毙、击伤和俘虏日军约260多万人，占日军在海外总损失的70%左右，大大地减轻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其他战场的压力。

　　8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中，全体中华儿女众志成城、共御外侮，为民族而战，为祖国而战。用生命和鲜血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宣告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彻底失败，宣告了中国人民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迫使日本归还甲午战争后从中国窃取的东北、台湾和澎湖列岛等神圣领土，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重新确立了中国的大国地位。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期间涌现出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一批抗日将领，以及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国民党军“八百壮士”等众多英雄群体。他们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不屈不挠、以身殉国的杰出代表。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进程中，苏联、美国、英国等反法西斯盟国为中国人民提供了宝贵的人力物力支持，朝鲜、越南、加拿大、印度、新西兰、波兰、丹麦以及德国、奥地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的反法西斯战士直接参加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广大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华侨华人以各种方式参加和支援祖国抗战，甚至为国捐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基础上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取得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政治基础和根本保证，为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孙子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如果没有国共两党的合作，就不可能取得中国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两次合作先后实现了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的胜利，有力地促进了民族的进步，符合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和历史潮流。2005年4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与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实现了历史性握手。距离1945年重庆谈判，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握手后国共两党走上对立对抗的道路直至爆发内战，最终造成海峡两岸分隔至今未能统一60年。时隔60年后的握手，对于国共两党为共同反对“台独”，促进海峡两岸向着和平稳定健康方向发展，产生积极有效的作用。笔者期待，习近平和朱立伦带领共产党和国民党能够实现第三次合作，为实现两岸的和平统一大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历史性贡献。

　　(作者为丹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