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为民：1913年林献堂应梁启超之邀北京之行考

　　出身于台湾“第一家族”——雾峰林家的林献堂，领导台湾民众在日据时代开展轰轰烈烈的非武装抗日运动，被两岸史学界公认为“台湾议会之父”、台湾地区的“民族运动领袖”。最近又被台湾地区网络票选为“一百年来台湾第一人”。但至今很少有人知道，林献堂于上世纪初曾应梁启超先生之邀来过北京。

　　事情还要从1907年林献堂的日本之行说起。清政府甲午战败后，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人民开展声势浩大的武装抗日斗争，日本殖民者采取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政策。据台湾史学家王晓波统计：日据五十年，不满四百万人口的台湾岛，因武装抗日被杀的台湾人就达六十五万之多。在那血雨腥风的日子里，台湾同胞起义失败后，不甘心遭异族奴役，却找不到出路，因此苦闷、彷徨。饱受中华文化熏陶的世家子弟林献堂，就是其中的一个。

　　1907年，27岁的林献堂听说戊戌变法领袖梁启超（梁任公）在日本办报，很想听听他对台湾前途的看法，于是携秘书甘得中赴日本横滨求见梁任公，但寻找多日未遇。在准备返台途经奈良时，不意竟在旅舍巧遇梁启超。由于方言问题二人语言不通，只好在纸上笔谈。林献堂倾诉了台胞的不幸，向梁任公请教如何抗日，梁坦率写道：“中国今后三十年，断无能力帮助台人争取自由。故台胞切勿轻举妄动，而供（作）无谓之牺牲，最好仿效爱尔兰人对付英本国之手段，厚结日本中央政界之显要，以牵制台湾总督府之政治，使其不敢过分压迫台人”（《林献堂纪念集》卷一年谱）。

　　林献堂认为梁启超之论极有道理，当即邀请梁启超择日访台。1911年3月，梁启超携长女令娴及友人汤觉顿赴台访问。林献堂率台湾爱国诗社——“栎社”主要成员赴基隆港迎接，并请梁启超去台中雾峰林家小住。其间他们在林家花园五桂楼共商非武装抗日大计。同时和栎社诗友唱和，写下上百首爱国诗歌。

　　此后三十多年，林献堂领导台湾人民开展轰轰烈烈的“议会设置请愿运动”，“文化协会运动”等非武装抗日斗争，在台湾保留下中华民族文化之根，成为“甘地”式的台湾地区“民族之父”。

　　2007年，台湾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了台湾学者许俊雅编注的《梁启超与林献堂往来书札》一书，收集了两人之间五十余封往来书信彩色影印件。其中几件书信首次披露了林献堂于1913年春应梁启超之邀，跨越海峡的北京之行。

　　1911年，梁启超台湾之行后回到日本，九月间接袁世凯的电报，邀请他到北京就任财政总长之职，他因路费无着，由横滨致电林献堂，借款千元。献堂当即汇去一千日元，但他和堂侄、栎社创办人林幼春都极力反对梁启超就任袁世凯的财政总长。林幼春还特地去函劝梁公与南方孙中山的国民党合作。1912年6月26日，林献堂在给梁启超的信中提到当年3月间连横（号雅堂，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祖父）由台湾回祖国大陆，他曾托连横带六百日元给梁启超，改善梁启超生活拮据的状况。

　　1912年10月，梁启超从日本回国后，纠合一些原来的君主立宪派分子成立的民主党，依附于窃取了辛亥革命成果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成为其内阁的司法部总长。1913年初，梁启超写信邀请林献堂赴北京一游，一来感激林献堂在经济上给予他的赞助，二来也想为林献堂引荐一些政府高官。

　　林献堂于1913年3月19日应梁启超之邀赴北京游历。临去之前，他给梁任公的信函中写道：“近阅各报，风声鹤唳，大有南北分离之势……只恐谣传不息，枝叶一披，危及根本耳。先生素主中央集权之说，在当道果能执定此策，乘此时机以谋巩固……献堂蛰居海外，郁郁多年，以未能时领清诲为憾，兹决计屏除一切，买棹西行，拜谒之期当在不远尔。”1913年初，袁世凯得到帝国主义列强支持，对国民党人痛下杀手，刺杀宋教仁。国民党被迫应战，孙中山、黄兴号召南方各省发动反袁“二次革命”，形成南北对立之势。热盼祖国统一强大、收复台湾的林献堂，眼看推翻清王朝后，民国又分裂成南北两大势力，心急如焚，这是他前往北京一探究竟的初衷。

　　临行前的3月19日，栎社全体同仁聚会于诗社创办人林痴仙（林俊堂）的无闷草堂，为林献堂和堂侄林资瑞（旭东）饯行。林痴仙赋词一首相赠《湘春夜月（用黄雪舟韵，送献堂西游中国，时南北方倡分立）》：“望江南，凭栏飞去骚魂。苦恨蜑语蛮烟，楼外昼常昏. 迳买片帆西渡，任故园花柳，惜别残春；羡结交四海，元龙未老，豪气犹存。前程细数，黄梅节近，人在吴门。伍相荒祠，听不得，玉箫呜咽，吹起风云。人情叵测，看豆萁，煎到同根。池水皱，算干卿底事？伤时热泪，空湿襟痕。”(<<梁启超与林献堂往来书札>>154页)词中充满了栎社同仁对祖国大陆南北分离的忧心。

　　1913年5月初，林献堂和林资瑞来到北京被梁启超安置在前门外西河沿老街240号的金台旅馆。民国初年的金台旅馆现在何处？正当笔者寻觅无门时，热心的吴小珊女士（原北京市台办宣传处处长）四处寻访，终于搞清了金台旅馆的来龙去脉。这个百年前闻名京城的新派旅馆，曾经是老北京门庭若市的一等旅舍。它像饱经沧桑的老人，曾经目睹了辛亥革命以来的大事件、大人物。武昌起义首义功臣张振武，被袁世凯骗至北京杀害，入京后便住在这金台旅馆；以《再别康桥》一诗蜚声海内外的新月派诗人徐志摩，初次来京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便下榻于金台旅馆；被孙中山追赠为陆军大将军的彭家珍，就是租用金台旅馆的马车，前去炸死满清权臣良弼，自己也不幸牺牲。如今西河沿老街早已凋零破败，金台旅馆的老房虽在，却早已改成“中饲招待所”，由私人承包。

　　林献堂二人住进金台旅馆后，梁启超因公务繁忙，没有立即前去拜访他们，而是派人送去了五枚游览颐和园的门票。清朝宣统皇帝溥仪1912年2月12日退位后，他的避暑胜地颐和园也解禁开放。梁启超在送票的信中说：“奉上颐和园游券五枚，（逢五日随时可往，余日须先期告知）何日往游，望先期见示，俾得电告前途。此上 献堂我兄 启超”。由此信可以看出，颐和园当初开放时，不是什么人什么时候都可以去游览的，身为内阁司法部总长的梁启超自然拥有这种特权。

　　林献堂在北京除了游览颐和园等皇城古迹外，便是在梁启超的引荐下，拜访了袁世凯内阁的一些官员。据笔者分析，林献堂很有可能会晤了与梁公关系密切的内阁总理兼财政总长熊希龄。梁启超追随他的老师康有为以在中国实现君主立宪制而努力的过程中，屡遭挫折，在袁世凯葬送共和复辟帝制后，便与袁彻底决裂，加入反袁的行列。他立场的转变也得到了林献堂及栎社成员的支持。梁林在历史的交往，无论在台湾近代史或中国近代史上，都成为一段佳话，也对台湾同胞的抗日史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林为民：台湾雾峰林家在大陆后人，原《北京日报》编委。幼年时从台湾到大陆。描写台湾雾峰林家的电视剧《沧海百年》创作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