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勇军进行曲》在台湾曾是“头号禁歌”

　　如是严禁下，《义勇军进行曲》在台湾公众场合消失了20多年。然而一场乌龙事件，令它因缘际会地被当局者重新提起：

　　1974年11月24日，国民党建党80周年，台视公司以特别节目“献忠诚”。结果节目一播出，先把“警总”给吓坏了——雄壮如云的背景音乐，正是《东方红》。

　　本已不负责查禁歌曲的“警总”再次出手，把台视给查了个鸡飞狗跳，终于找到始作俑者：一位杨姓音效师。他没听过《东方红》，只是在一张进口的背景音乐唱片中发现它的旋律不错，就放进了节目里；由于它是禁歌，台里从上到下都没听过，就这么让《东方红》蒙混过关。

　　《东方红》事件的深层原因在于，蒋介石统治晚期，台湾政治氛围表面上肃杀，实则日渐松弛。1973年，查禁歌曲的职责由“警总”转移到“行政院新闻局”。“笔杆子”管理者只是下令歌曲出版、播送前一律事先送审，每周一次的审查会议也是敷衍了事，结果捅出了大娄子。

　　事后，为了防止类似事件，有关部门组织了培训班，播放《义勇军进行曲》在内的一系列禁歌，供各机关、媒体“辨识”。

　　至于那位音效师，再也没有人知道他的消息。

　　不知怎么就“解禁”了

　　在公开场合，《义勇军进行曲》一直是不可逾越的雷池。直到1985年，有个女作家公然打破禁令，在一场有几千人参与的演讲会上唱起了它。

　　她叫三毛，很早就说过“两岸不能再分离了”。以台湾威权时代的背景，三毛此举就算不导致“人间蒸发”，也会成为被禁言的政治牺牲品。但令人没想到的是，如此“大逆不道”，三毛最终却安然无恙。

　　这与蒋经国的怀柔政策不无关系。连民进党在台北圆山饭店决议创立的时候，小蒋都没有痛下杀手，何况唱禁歌这种“小事”。在复杂的时代背景及当权者个人理念下，许多足以无限上纲的越界行为，被当局似是而非地忽视了。

　　1991年，岛内正式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审查制度无限期中止，“警总”也于次年正式裁撤，就算有人唱《义勇军进行曲》被告状，也没人管了。

　　于是，抗战老兵在聚会的时候唱，党外人士在反对国民党的时候唱，连曾经掌管军政大权的郝柏村，也在退役多年后公开唱了。

　　不过，第一个公开唱这首歌的三毛，还是被“黑”了一下。1990年12月，三毛编剧的电影《滚滚红尘》夺取8项金马大奖，却唯独没有最佳编剧奖，理由是当局认为该片“刻意歌颂中共”，被文化界视为时隔5年的秋后算账。

　　现在成了个性手机铃声

　　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国庆60周年阅兵式。从烟火表演到正步方阵、武器展示，台湾各大媒体转播得不亦乐乎，《义勇军进行曲》也传到岛内家家户户。

　　这番画面，在戒严时期根本无法想象。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两岸运动员同场竞技，但“新闻局”规定五星红旗不得出现，转播室工作人员只能紧盯屏幕，随时准备“马赛克”之。当大陆运动员夺金领奖时，干脆直接静音。

　　阅兵式后，《义勇军进行曲》在台湾广受欢迎。高雄有位原住民记者把它当手机铃声，朋友们听到先是大吃一惊，然后纷纷跟他求文件，大家一起“唱红歌”。跑民进党新闻时，他还会故意迟接电话，让铃声多响一阵；有人质疑他“唱红”，但他对此嗤之以鼻：

　　“这样很爽啊，都什么年代了啦，还这样自我设限。”他说，放《义勇军进行曲》是言论自由，自己偶然听到它，一查才发现是当年的禁歌，就立刻设成铃声、彰显个性。

　　不过，大多数台湾年轻人对它依然很陌生。最近，一群人在年轻一族聚集的台北西门町搞“行为艺术”：用收音机播放《义勇军进行曲》，观察路人们的反应。他们坐在地上播放，只见人群渐渐散开，以收音机为圆心绕路行走，仿佛把他们当怪物。偶尔有警察走过来，但都是径直走过，仿佛什么都听不见，或者听不懂。

　　他们坐了好一阵子，直到几位老爷爷注意到歌声，主动前来攀谈。他们是抗战老兵，其中一位取得了美国国籍的山东爷爷，刚从大陆参加完老兵活动，又到台湾看老友。他说，现在《义勇军进行曲》两边都能唱了，希望以后两边“国歌”能统一。

　　旁边一位老人觉得不妥，让他“别乱说，小心被抓走”。山东爷爷听罢大笑：“怕什么，‘警总’早就没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