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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维学
经过60多年的发展演变,尤其是近20年来李登辉、陈水扁“台独”分裂施政的推波助澜,“台独”势力成为新时期影响两岸和平发展格局、干扰战略机遇期、破坏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重大现实威胁。由于影响“台独”势力发展的内外因素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近年来“台独”社会基础短期内出现崩盘式裂解的可能性虽不大,但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稳定增强,两岸和平发展理念深入民心,岛内民意逐步朝“去独趋统”方向转变,“台独”社会基础将逐渐走向衰落。
2005年以前“台独”社会基础呈现缓步扩张的总体态势
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台独”思潮出现到现在,“台独”社会基础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即草创期(1945—1985年)、壮大期(1986—2000年)、膨胀期(2000—2004年)、相对弱化期(2005年迄今)。随着“台独”运动的发展,“台独”社会基础不断增强。“台独”阵营重要选举得票率由党外时期的20%左右,增加到民进党执政前的30%左右。民进党执政后,泛绿阵营重要选举得票率维持在41%至51%之间。在立法机构和大选中得票率的上升,是“台独”社会基础增强的主要表现。
2005年以前,“台独”社会基础在缓步扩张的同时,其构成结构也有所优化。第一,“台独”势力的阶级基础以中产阶级为核心,不断向劳工和农民阶级、资产阶级上层渗透,各阶层对泛绿的支持度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第二,族群基础以台湾闽南人为主体,逐步向客家人、原住民、外省人渗透。其中,客家人转向支持泛绿阵营的比例最高。第三,“台独”势力以南部为堡垒,逐渐向中部、北部地区扩张。甚至在泛蓝大本营的台北市,民进党2004年大选得票率比2000年多6%。第四,知识分子、大专以上学历支持者的比例有所提升,民进党对岛内民众的欺骗性加大。
泛绿支持者并不都是“台独基本教义派”
泛绿基本盘由民进党执政前的30%上升到目前的40%多,其中2004年陈水扁的选举得票率甚至超过50%,但民进党、“台联党”的支持者并不都是“台独基本教义派”。泛绿阵营选民构成极其复杂,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坚持“台独”、反对统一、顽固支持民进党、“台联党”的“急独”分子,即所谓“深绿选民”,由民进党执政前的10%至15%,上升到目前的25%左右。这是“台独”社会基础的主体。第二类,因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黑金政治,认同民进党所标榜的“民主、人权、改革、清廉”,是泛绿阵营的传统支持者,即所谓“浅绿”,超过15%。第三类,被泛绿阵营“本土牌”所欺骗、对陈水扁“台湾之子”角色抱有特殊感情的选民,约5%。第四类,从陈水扁当局行政资源牌当中得到好处的那部分选民,约5%。不难看出,目前“台独基本教义派”选民约25%,其他三类选民中的一些人在特定条件下仍有可能发生位移。
从政党认同度角度看,民进党、“台联党”政党认同度之和从未超过28%。2005年以来,民进党政党认同度大幅下降,远低于国民党。这说明,泛绿阵营的选民基础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台独”政党的铁杆支持者仍有一定限度。
从族群基础看,闽南人受“出头天”心态影响和“台独”势力“本土牌”煽动,对民进党的支持度有所增加。而客家人越来越多地支持民进党,主要是受陈水扁当局猛砸行政资源所致,这都不能说明支持民进党的闽南人、客家人都是“台独”路线的坚定支持者。
从阶级基础看,“台独”势力的阶级基础不断扩大,是政治现实、利益驱使和历史因素综合作用下的结果,同样不意味着各阶级铁板一块支持民进党、“台独”势力。即便是作为“台独”社会基础主体的中产阶级,支持泛蓝阵营的比例也不小。而资产阶级上层从国民党阵营转向民进党,除大部分“绿色财团”坚定支持“台独”外,相当一部分大企业大财团更多的是屈从于政治现实的压力。民进党、“台独”势力通过小恩小惠式的“恩赐”拉拢劳工、农民,但不可能从根本上代表劳工农民等下层民众的根本利益。
“台独”分裂施政、美国纵容,是“台独”社会基础扩张的关键因素
“台独”社会基础恶性膨胀,是岛内社会历史演变、“台独”分裂施政、美日纵容扶植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台湾民众要求“出头天”的特殊心态,是“台独”势力扩张社会基础潜在的内因。两岸长期隔绝、对峙加剧了台湾民众对祖国大陆的疏离,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黑金政治”给台湾民众造成难以抹去的负面印象。近20年来,李登辉、陈水扁的“台独”分裂施政和“台独”势力的鼓噪,则是“台独”社会基础扩张的直接原因。
而美国对“台独”的纵容、扶植,是台湾问题迄未解决、“台独”社会基础扩张最关键、最根本的因素。美国不仅是早期海外“台独”运动的大本营,也是党外运动的支持者,更是李登辉、陈水扁、民进党及“台独”势力的坚强后盾。美国在两岸间推行“以台制华”战略,在岛内推行“扶绿抑蓝”,甚至支持、鼓励、纵容各种“渐进式台独”。正是在美国的纵容、扶植下,“台独”势力逐步壮大,“台独”社会基础不断扩张,民进党得以在2000年夺取台湾执政权,陈水扁得以在2004年连任,并在2006年摆脱“倒扁”困境、避免提前下台厄运。
“台独”社会基础的恶性膨胀增加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复杂性
“台独”社会基础恶性膨胀,影响蓝绿势力消长、政党政治格局演变、民众统“独”立场走向,冲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格局,增加祖国大陆与台湾人民沟通的难度。
和平统一形势更加复杂。“台独”社会基础恶性膨胀增强了“台独政权”、“台独”势力“拒统谋独”、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的野心与实力。虽然在祖国大陆坚决打击和美国“管控”下,陈水扁借第二阶段“宪改”、“入联公投”谋求“法理台独”的图谋受挫,但未来“台独政权”如果重新上台,仍将继续推动“法理台独”,这将使两岸和平发展格局受到冲击,也使战略机遇期面临严峻挑战。
泛蓝社会基础受到削弱。“台独”社会基础恶性膨胀,压缩了岛内“反独”力量的社会基础。民进党上台后,“台独”基本盘维持在40%左右,而泛蓝基本盘持续下降到45%左右。虽然目前岛内选民结构维持“蓝大于绿”的格局,但泛蓝在选民结构上的绝对领先优势已经缩小。
岛内两党政治格局更加明显,政党轮替将成常态。随着“台独”社会基础的发展,蓝绿阵营社会基础日趋接近,争夺台湾主控权的斗争越来越激烈。岛内舆论分析,由于国、民两党及蓝绿阵营力量对比未发生根本变化,“台独”与反“独”两大阵营拓展社会基础的厮杀将更加激烈,国、民两党轮流执政将成为常态。
“急独”势力对民进党影响加大。“急独”势力力量有所增强,使民进党权力结构、路线走向及对台湾当局施政的影响大幅增加。陈水扁得以在2006年“反贪倒扁”运动中蒙混过关,与“台独基本教义派”的坚决支持密切相关。而前主席许信良、施明德选择退出民进党,既是民进党党内权力斗争的产物,也是“台独基本教义派”排斥的结果。在陈水扁及“台独基本教义派”的挟持下,今年5月担任民进党主席的蔡英文党内地位不稳,务实调整两岸政策的举措也难以推行。
“台独”社会基础短期内出现崩盘式裂解的可能性不大
民进党在县市长、立法机构及大选中连续三次惨败,“台独”社会基础恶性膨胀的势头受挫,但泛绿基本盘仍维持在40%。马英九因背负“外省包袱”和连任考虑,仍迎合民进党所宣扬的“台湾主体性”,不敢对陈水扁时期的“去中国化”施政进行彻底的拨乱反正。受此影响,李登辉、陈水扁20年执政期间恶性膨胀的“台湾主体意识”仍有上升趋势,岛内“去中趋台”的民意走势仍未被有效遏止。在较长时期内,省籍矛盾、族群矛盾、统“独”矛盾难以根本解决,难以逆转的本土化趋势将不断深化。尤其是,美国出于“以台制华”战略考虑,将加大介入台湾政局的力度,仍将采取措施扶植“台独”势力。“台独”社会基础将在较长时期内维持一定规模,短期内不可能出现崩盘式裂解。
值得注意的是,在特定环境与条件下,“台独”社会基础再度膨胀的可能性不能排除。未来如果民进党重新执政后,利用执政权展现政绩,在操控“本土论述”话语权的同时务实发展两岸关系,尤其是更为得心应手地运用执政资源拉拢社会各阶层,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台独”社会基础。
中国经济实力赶上并超过美国,是“台独”社会基础走向衰落的重要转折点
如果中国GDP超过美国,综合实力显著提升,将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影响,更将使两岸关系出现战略性转变。届时,美国对中国已不再拥有绝对的经济与军事优势,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对抗、为“台独”而战的风险与代价相对提高。美国将被迫调整对华政策,逐渐减少支持“台独”的力度,“台独”活动动能将显著下降。另一方面,祖国大陆遏制“台独”的实力显著增强,对台湾民众的吸引力将越来越大。日益密切的两岸经贸关系和各项交流将极大地增进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和情感,加强与祖国大陆政治、经济、安全合作、促进两岸和平发展,将成为岛内绝大多数民众的务实选择,“台独”势力“本土牌”、“族群牌”的影响将大幅削弱。岛内民众的中国认同将逐渐回升,支持“台独”的意愿逐渐降低,“台独”社会基础将逐渐削弱。
必须看到,美、日等国的反华势力不甘心放弃在台海地区的战略利益,仍会暗中支持“台独”,“台独”势力为维持昔日影响,也会极力挣扎。因而,即使中美经济实力对比取得突破,“台独”社会基础也不可能马上彻底消亡。只有两岸统一后,加速经济社会一体化,两岸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关系进一步密切,“台独”势力经过几次选举后逐渐失去生存空间,“台独”社会基础将趋于衰亡。
“台独”走向衰落、“台独”社会基础走向没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遏止‘台独’、促进统一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台独”社会基础的没落也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祖国大陆的发展、争取台湾民心工作取得实质突破,尤其是两岸统一后政治、经济、安全利益的整合与民众民心、情感的逐步融合,“台独”社会基础将不断萎缩并且彻底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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