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维新后出兵台湾事件之探讨
朋友”的言论，竭力美化日本侵台的史实，给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大业带来了不小的阻力和障碍。
然而，认真研究日本与台湾地区关系史便不难发现，近代历史上日本对台湾的一系列举动，皆是出
于其对外侵略扩张的目的。这其中，发生于1874年的日本出兵台湾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对于
这次出兵，日本政府事先进行了认真的部署和准备。尽管这次出兵持续时间不长，也并未引起大规
模的战争，但日本还是从中获取了不少的利益，并为其1895年占领台湾创造了条件。了解这段史实
，不但有助于我们了解近代中日关系，了解近代清政府对台统治政策的变化，也有助于我们看清日
本侵略台湾的历史真面目。
日本明治维新后出兵台湾事件之探讨
刘锋
1874年，刚刚走上明治维新之路的日本，实施了蓄谋已久的出兵台湾计划。这次出兵是近代日
本第一次向国外派兵，尽管并未引发中日大战，持续时间也不长，但对中日两国的发展还是产生了
一定的影响。
日本出兵台湾的背景
日本在明治维新初期，由于新政的推行打破了封建社会原有的各种关系，社会出现了一定程度
的动荡和不安。为了转移国内民众视线，稳定社会秩序，日本政府内部出现了对外侵略扩充的主张
，要求推行大陆政策及南进政策的呼声也甚嚣尘上。正在日本思考如何向外侵略扩张之时，发生了
琉球贡船事件。1871年11月，3艘琉球贡船遇风飘至台湾附近，一艘八重山船飘至台湾南部一小岛，
46名船员遇救，除一人染疾身亡之外，其余45人都被安全送至台湾府城；一艘太平山船飘至高雄附
近藩地，船员逃离藩地，抵达台湾府城，后来则顺利返乡；另一艘太平山船飘北瑶湾，遇礁倾覆，
船上69人，3人中途淹毙，66人幸存登陆，54人被高士佛、牡丹两社的藩民杀害，所余的12人为汉民
所救，后被送至府城，与先至的八重山船员一起被送往福州琉球馆，然后由福州乘船返回了琉球。
这起事件传至日本国内之后，鹿儿县参事大山纲良、熊本镇台鹿儿岛分营营长桦山资纪、外务卿副
岛种臣等极力主张借机出兵台湾，日本政府遂于1872年册封琉球王尚泰为“藩主”，强迫琉球与其
建立宗藩关系，这为将来以“保民”名义出兵台湾及吞并琉球埋下了伏笔。1872年9月，原美国驻厦
门领事李仙得在返国途中，路经日本。在美国驻日领事德朗的积极引荐之下，李仙得与副岛种臣进
行了会晤，建议日本出兵台湾。由于李仙得熟悉中国国情，外交经验丰富，且曾多次深入台湾山地
与藩民接触，对台湾的情形比较了解，因此，日本政府分外重视他的建议。
在有了出兵台湾的意向之后，日本为此进行了细致的准备。首先，在外交交往中寻找出兵台湾
的借口。1873年，日本以换约及庆贺同治帝亲政为名，派副岛种臣来华，换约觐见完毕后，副岛派
外务大臣柳原前光到总理衙门进行试探。柳原称“台湾生番戕害琉球人民，拟遣人向生番处诘问”
。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董恂答曰：“台湾二岛（台湾和琉球）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决在
于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何预贵国事，而过烦问？”柳原问：“贵国恤琉人，而不惩台藩为何
？”毛、董答曰：“杀人者皆生藩，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还说“生藩之横暴未能制服
，乃是我政教未逮所致。”从清政府官员的答词中，日本找到了侵台的口实，即生藩之地地处“化
外”，属“政教未逮”之地，非中国领土，日本自然可以出兵。其次，派人对台湾进行了详细的侦
察。自1873年起，福岛礼介、水野遵、桦山资纪、成富清风、城岛谦藏、儿玉利国等人陆续进入台
湾，他们积极了解各地地形，测绘地图，打探藩界情况和地方的军事布置，为以后日军的军事行动
打下了基础。
在准备出兵台湾的同时，日本也觊觎着朝鲜，且征韩的呼声在日本国内更为高涨，许多人认为
征服朝鲜比出兵台湾更为重要。但到了1873年底，日本国内的政局发生了变化。岩仓具视、大久保
利通、本户孝允等人自欧洲考察归来后，认为日本征服朝鲜的时机尚不成熟，坚决反对征朝。以西
乡隆盛为代表的征韩急进派因此而辞职下野。朝野之间对峙激烈，在野的反抗力量相继发动了“神
风连之乱”、“秋月之乱”、“获之乱”、“左贺之乱”。时局动荡不安，为了安抚急进派，稳定
社会，日本政府决定出兵台湾。1874年初，日政府拟订通过《台湾藩地处分要略》；接着，于太政
官内置都督府，任命西乡从道为“台湾藩地事物都督”，大藏卿大隈重信为“台湾藩地事物局长官
”，聘请李仙得为该局二等官；在长崎设台湾事物支局，组织了兵士3600多人的“台湾生藩探险队
”；雇佣美国现役海军少校凯瑟尔为参谋，让美国退役工兵中尉华逊指导阵地工程的建筑；调派“
日进”、“盂长”、“有功”三艘兵舰及“三邦”运输船，并租用英美轮船负责运输部队及军火。
1874年4月9日，西乡从道率众由东京出发至长崎。就在此时，英、俄、意、西等国相继对日本出兵
台湾提出了异议，就连一向支持日本的美国也改变了立场，要求美国人民及轮船不得参与此次行动
。在这种外交压力之下，日本政府决定中止出兵，但西乡从道不接受命令，于4月17日率士兵300余
人乘“有功号”开航，4月30日抵厦门，在厦门停泊6天之后，与5月7日抵达台湾南部琅峤。
日军扎营于琅峤社寮之后，一面张贴安民告示，一面派人接触小麻里头目伊沙等平埔族酋长，
诱其归降。之后，日军开始采取军事行动，5月18日、19日，巡哨日军在保力、四重溪一带与藩民交
锋；22日，日军兵分两路，对石门进行前后夹攻，占领了石门3；6月2日始，日军兵分三路，分别从
石门、枫港、竹社对牡丹、高士佛等社进行大举进攻；6月3日，日军攻入牡丹社。由于一些藩民逃
入内山，日军乃派兵戍守石门内双溪口，在枫社及龟仔角社设置分营，并加紧了对将琅峤的军事占
领。在相持20多天之后，日人雇佣统埔林九、猴洞陈阿三等人进入内山进行诱降，牡丹、高士佛、
尔乃等社头目见形势已难抗拒，遂出山投降。之后，日军在龟山等地建筑营房，建立都督府，开设
医院，修建桥梁，开地屯田，进行着长驻当地的准备。
对于日本出兵台湾的准备，经过英、法、西等国的提示之后清政府才加以注意。1874年5月8日
，闽浙总督李鹤年接到了日本出兵台湾的照会；11日总理衙门照会日本，诘责日军侵台；14日，总
理衙门奏报朝廷，“请钦派闻望素著、熟悉详情之大员，带领轮船，前往台湾生藩一带，察看情形
，妥筹办理”。清廷乃派沈葆桢带领轮船兵，“以巡阅为名”，前往视察，并调派福建布政使潘帮
同筹划，后又改授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全权负责台湾海防。沈葆桢与
李鹤年等人相商，提出了联外交、储利器、储人才、台湾镇、道会商，沈葆桢提出了对付日军的三
项措施，即理喻、设防和开禁。6月22日，潘 等即与西乡隆盛会晤，至25日止，双方进行了多次会
谈，但均未有结果。同时，沈葆桢注意加强台湾的海防和兵力布置，在安平、澎湖诸岛修筑炮台；
在台厦之间铺设电线；从德国购买洋枪；以台湾镇总兵张其光、台湾道夏献纶率兵分驻南北两路，
令署镇曾元福组训南北乡团；奏请购买铁甲船、调派军队增防台湾；以“扬武”、“飞云”、“安
澜”、“靖远”、“镇威”、“伏波”六艘军舰常驻澎湖，“福星一号”驻防台北，“万年一号”
驻防厦门，“济南一号”驻防福州；“永保”、“琛航”、“大雅”三船充当运输舰，另派一船在
闽、沪之间测海、通消息；开工马尾船厂，赶造船只。此外，沈葆桢还派人负责开山抚藩工作。
清廷调兵入台、加强台湾海防的行动引起了日本的警惕，日本加强了对华军事准备，不断增兵
台湾。一时间，中日双方剑拔弩张，形势十分紧张。但就战争而言，双方都有顾忌。在日本方面，
主要顾忌有：本国国力尚不强盛，社会尚不安定；在国际上，英、美等国反对日本出兵台湾；清廷
积极在台布防。在中国方面，顾忌有：正值国贫力弱，海防空虚，自忖无力战胜日本；另外，新疆
、越南等地的边疆危机严重，已耗费了政府大量精力，政府无力他顾。在这种情况下，中日双方都
希望能够通过谈判解决问题。7月中旬，日本派柳原前光出使中国进行谈判，8月1日，又任命大久保
利通为全权大臣，委派其赴华谈判。9月10日，大久保利通抵达北京。从9月14日至10月底，中日双
方又举行了7次会谈。前4次会谈，双方争论的主要是台湾藩界归属问题及中国政府对台湾生藩杀害
外国漂民事件的处理是否妥当。10月18日，在第5次会谈中，大久保提出“此时须有名目，方可使本
国兵回去”，要求清政府补偿其出兵费用；20日，在第6次的会谈中，中方同意“酌量抚恤”，要求
日本退兵，由中国自己查办外国飘民在台遇难事件；23日，第7次会谈因“抚恤”数目发生分歧而未
果；25日，大久保与柳原分别递交照会给总理衙门，声称要离华回国。这之后，由于英国公使威妥
玛出面进行调停，中日双方终于在10月31日签定了《北京专条》，其内容如下：
照得各国人民应有保护不致受害之处，应由各国自行设法保全，如在何国有事，应由何国自行
查办。兹以台湾生藩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日本国本意为该藩是问，遂遣兵往彼，向生藩等
诘责，今与中国议明退兵善后办法，开刑三条于后：1、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依据，起见，中
国不指以为不是；2、前次所有遇害难民之家，中国定给抚恤银两，日本所在该处修道、建房等件，
中国愿留自用，先行议定筹补银两，别有议办之据；3、所有此事两国一切往来公文，彼此撤回注销
，永为罢论，至于该处生藩，中国自宜设法妥为约束，以期永保航客不能再受凶害。
另有《会议评单》规定中国先准给抚恤银10万两，日军于12月20日全行退出后，中国准给日本
在台修道、建房等费用银40万两。1874年12月23日，日军撤离台湾，至此，日本出兵台湾事件宣告
结束。
在对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的背景、经过及结局进行了分析之后，我对此次事件有以下几点认识
：
1、清政府软弱可欺、中国国力衰微是日本敢于向台湾出兵的主要原因
19世纪上半叶，正当英、法、德、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发展壮大的时候，统治中国的清
王朝却日益腐败，国库入不敷出，国防力量薄弱，国力日呈颓势。1840年，英国挑起了鸦片战争，
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紧接着，法、美、俄等列强也相继涌来。为了维护其统治，腐朽的
清政府与西方侵略者签定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领土被侵占，主权被践踏。目睹中
国被侵略、被奴役的状况，日本一方面引以为戒，走上了富国强兵的明治维新之路，另一方面则积
极窥探侵略中国的时机，希望能象西方列强一样，从中国身上攫取巨额财富和利益。正是基于对中
国国力及清王朝统治情况的了解，日本才敢于在刚刚走上维新道路、羽翼尚不丰满的情况下出兵台
湾，这行动本身也体现了其对中国的轻视。因此，可以认为，1874年日本敢于向中国出兵的主要原
因就在于中国的国力衰弱和清政府的软弱可欺。
2、清政府对于日本的出兵行动缺乏应有的警惕性
前面提到，1873年，柳原前光就曾以“台湾生番戕害琉球人民，拟遣人向生番处诘问”的话语
试探清政府，尽管当时清朝官员坚持藩地为中国领土、生藩杀害琉球飘民事件应有中国自己进行处
理，但他们并未对柳原的话产生警惕，没有考虑到日本真的会出兵台湾。对于桦山资纪、成富清风
等人在台湾的调查活动，台湾地方政府也未加注意。如1874年3月，城野遵等在琅峤一带测绘地图，
打狗关税务司英国人爱格尔将此情况通知台湾地方官员。台湾道竟称：“牡丹社系属藩界，彼自寻
事，在我势难止。”4月份，西乡从道率侵台士兵离开长崎，英国公使威妥玛文函询问总理衙门，清
政府方得知此事，但仍半信半疑。之后，法国翻译微里亚、西班牙使臣丁美霞、海关总税务司英国
人赫德相继告之，清政府才开始重视。此外，西乡从道率兵抵厦之后，在厦门停留了6天，积极作侵
台之准备，地方官员虽曾派人前去诘问，但最终并未深究。日本出兵台湾是蓄谋已久的结果，为此
，日本进行了认真的准备。若深究起来，许多迹象都暴露出日本出兵侵台的企图，令人遗憾的是，
清政府并未对这些迹象产生警惕，在心理、外交、军事上都没有对日军侵台加以防范，这是十分不
应该的。
3、中日交涉中，清政府坚持了中国对台湾的所有权，同时也暴露出了外交工作的不成熟
纵观该事件始末，不难发现，在中日交涉、辩论中，清政府一直坚持台湾藩地为中国领土，这
是值得称道的，但是，清政府的外交工作中也存在着一些不成熟之处，最突出表现有：a、政府外交
人员没有外交远见、不了解国际公法，以致在与日人的交谈中轻易为对方抓住把柄。如总理衙门大
臣毛昶熙、董恂在答复柳原时，将生藩之地称为“政教未逮”的“化外”之地，本想为清政府开脱
责任，但却被日本抓住了口实；b、在中日交涉中，缺乏审时度势的能力，不敢表示出强硬的态度。
其实当时的日本也不敢轻言战争，且欺软怕硬是日本的传统习惯，如果清政府不被其强硬的假面所
吓倒，也适当的采用强硬的策略，相信该事件的结果不会如此对中国不利。
4、日本出兵台湾，促使了清政府加强海防建设和改变治台政策
正是因为自己海防空虚、战舰陈旧，自知无力战胜日本，清政府才会在谈判中妥协退让，以致
于签定《北京专条》。因此，在处理完该事件之后，从1874年11月到1875年5月，清政府内部进行了
一次关于海防问题的大讨论，在用人、练兵、造船、坚器等方面提出了加强海防的措施。1875年5月
，清廷发布上谕，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中国近代海军的建设从
此走上了正轨。此外，日本此次侵台，不仅使得清政府提高了对日本的警惕，也使得清政府对台湾
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改变了“台湾之患率有内生，鲜有外至”的印象，治台政策由内防为
主转为御外为主。沈葆桢和丁日昌相继来台，实施了一系列的善后措施，如添设郡县、开山抚藩、
招垦开禁、加强海防、整顿营务、充实军备等，不但增强了台湾的海防历练，亦促进了台湾的开发
，密切了台湾与大陆的联系，对台湾的“外防内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5、该事件更加显示了清王朝的软弱可欺，刺激了日本称霸亚洲及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野心
在《北京专条》中，日本的出兵行为被称为“保民义举”（这等于承认了日本对琉球的所有权
），中国要向日本偿银50万两。可以说，通过此次出兵，日本亲身体验到了中国的软弱可欺，这大
大鼓舞了它向外扩张、称霸亚洲的野心。同时，中国这种受了欺负还要倒贴钱的行为也暴露了清政
府底气不足、不敢言战的窘境，使得西方列强更加轻视中国，从而更肆无忌惮的加快了侵略中国的
步伐。
6、在准备出兵以及出兵的过程中，日本加深了对台湾的了解，为1895年的入侵打下了基础
如前所述，在出兵台湾之前，日本即派桦山资纪、水野遵等人赴台进行实地调查。出兵台湾之
后，经过在台的军事行动及生活，日人对台湾的地理、气候、港湾、物产、风俗人情等有了更深的
了解，同时，还积累了不少与台民打交道的经验，这些了解和经验对其1895年的侵台行动有着不小
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