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抗英保台的功臣——姚莹

日期:2008-06-03 15:41:00 来源: 作者:陈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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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星

  姚莹,字石甫,安徽桐城人,清代著名思想家,是清代最早开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之一。他曾 于嘉庆末年和道光初年任台湾县令,后来又任噶玛兰通判,道光十八(1838)年,姚莹出任台湾兵 备道。在随后爆发的鸦片战争中,他与台湾总兵达洪阿一起,领导了台湾的抗英斗争,不断取得胜 利,写下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敌、英勇抗战的光辉篇章。及至中国战败,在英国的无理要求下,姚莹 因功罹祸,被以道光帝为首的投降派贬到四川、西藏。在这种情况下,他仍念念不忘国家的安危, 著书立说,提出御侮强国的建言,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 大情操,值得后人景仰。

               指挥若定,力撑台湾危局

  1840年6月,英军封锁广州洋面,发动了鸦片战争。顿时,整个东南沿海都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 下。台湾作为中国东南要区,自然是英军觊觎的重要目标。战争爆发之前,英军就不断派人到台湾 岛内了解情况,并经常抓捕渔民询问港口内部的情况。随着战局的发展,台湾形势也越来越严峻, 1841年8月厦门陷落,台湾的主要物资供应线被切断,台湾岛内更是人心浮动;同时,英军军舰进犯 台湾,来势汹汹。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姚莹和总兵达洪阿同心协力,积极筹防,同时在战争中 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为台湾保卫战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加紧训练军队。姚莹治军“务在简、严”,即“究其大端,不责苛细”。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真正做到了令行禁止,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在抗英斗争中,台湾守军同仇敌忾,英勇战斗,给英 军以沉重的打击。

  改善武器装备,添置军事设施。鸦片战争爆发后,姚莹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加强台湾防务。 如制造巨舰以利于海战;勘测各个港口的深度,因地制宜进行设防;在各个港口增设炮位,加固原 有的炮台;将在福州新近铸的6000斤大炮和8000斤大炮,调来一批以增加台湾的作战能力,多置火 器,教士兵应用。这些措施增强了守军的作战能力,在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如在道光二十一(1841)年8月的战斗中,就是8000斤和6000斤两门巨炮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打 断了英军的桅杆,从而迫使其撤退后触礁沉没。

  团练乡勇,使之协防。鸦片战争爆发后不久,姚莹立即驰赴北部,督察防堵事宜,并沿途召见 耆老、士绅,使之团练乡勇。“每庄自一、二百名至七、八百名,通计四县二厅,团练壮勇13000 多人,一旦有警,半以守庄,半听调用。”当时5个比较大的口岸共用防卫士兵3481人,屯丁200人 ,而调用的协防乡勇数量则为2160人,水勇520人,和正规军的数量相差无几。这还没有包括那些没 有被调用的乡勇。到了道光二十二(1842年),各地所练乡勇已经达到了47000余人,数量上远远超 过了正规军。而且,这些乡勇平时不领经费,仅在战时调用才拨给口粮。对于军饷本来就缺乏的台 湾来说,这种寓兵于民的做法无疑收到了一举多得的效果。

  收养游民,稳定后方。台湾游民素多,成为社会不稳的重要因素。历史上许多树旗滋事、趁机 抢劫的事件大都是游民所为。姚莹一直比较注意解决游民问题,任台湾道不久,就提出了收养游民 的问题,要求将他们编入各庄保甲,由各庄的总理、董事进行约束,“无事则使巡守田园,有事则 逐捕盗贼。”这一政策取得了相当的效果,与以前相比,游民滋事的数量明显减少。鸦片战争爆发 后,姚莹收养游民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他在《会商台湾夷务》中说:“水师兵少,不敷分拨,必须 多募乡勇,既得防夷之用,又可收养游手,消其不靖之心。”这些游民大多被编入乡勇,直接补充 了军事力量。对于抗英斗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部分游民趁抗英斗争期间制造混乱,抢劫 财物的行为,姚莹则给予坚决的打击,以保证后方的稳定。道光二十一(1841年)9月11日,北路嘉 义地方发生了游民暴动。他们数十成群,向铺户强借银钱,并于15日黎明攻击官员寓所,杀死兵丁 。总兵达洪阿迅速带领兵丁平定了这次骚乱。然而北部刚刚平息,又有游民在凤山县竖旗滋事,杀 死民人祭旗,并攻击汛地。姚莹迅速调兵缉拿,很快击溃了这一股势力,稳定了形势,从而保证了 抗英斗争的顺利进行。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竖旗事件有很多是和英国侵略者相互关联的,有部分流民被英国人 收买,到台湾作内应,配合英军进攻台湾。据英国俘虏自己交代,英军司令璞鼎查曾给汉奸番银90000 元、纹银6000两,“来台购买奸民”。自道光二十一(1841)年以后,政府缉捕的人员中有很多是 这类人。因此,对流民竖旗滋事的打击和打击汉奸、抗击外国侵略者紧密结合,事实上构成了整个 抗英斗争的一部分。

  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鸦片战争中,中国方面明显处于劣势,无论在武器装备和整体作战能力 上均是如此。所以姚莹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战略。一方面,他坚决反对坚壁清野,撤往内山的做法, 而是坚持大小口兼顾,以大口为主的原则。另一方面,“以夷炮猛烈”,故“不与海上争锋”,而 是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待到其登岸以后再利用险要的地形进行伏击,因此在几次战斗中,均以较 小的代价,取得了胜利。道光二十一(1841)年8月,英国军舰进入鸡笼港,对二沙湾炮台连发两炮 ,打坏兵房一间。参将邱镇功督率军队,以大炮轰击英国军舰,将其桅杆打断,英军被迫撤退,慌 乱之中撞上了礁石,船被撞破,英军纷纷落水,邱镇功诸人率军分路追杀,取得了胜利。这一战计 斩英军32人,俘获133人,大炮10门,以及图册等物。同年九月初五,又有英军三桅船1艘,在鸡笼 口外停泊,初挂红旗,继换白旗,并放舢板船入口,声言要索回以前被俘获的英军,每名愿付银洋 100元。见到岸上没有回应,于9月13日闯入口门,直扑二沙湾炮台,大炮齐发,同时在三沙湾强行 登陆。守军迅速发炮轰击打死英军2名,其余英军见岸上戒备森严,不敢再继续进攻,仓皇而退。

  英国两次失利后,于道光二十二(1842)年正月二十六日派军舰3艘到台湾外洋“见机行事”。 30日,有一艘英国军舰“随带夹板船4只”,准备在大安港进入口门,护北路副将邱镇功、北路营游 击安定邦等人前往堵御。英军见防守严密,于是退往外洋。此时守军雇募的渔夫周梓,以土音向英 舰上的汉奸打招呼,将他们诱入土地公港搁浅,然后岸上大炮齐发,将英舰击破。此次计俘获英军 49人,汉奸5人,取得了比较大的胜利。随后英军又于二三月间,派船只到台湾,不过没有直接进攻 ,只在外洋窥探。台湾守军严加防范,英舰见无机可乘,始行退去。台湾保卫战以中国军民的胜利 告终。这也是鸦片战争中中国军队取得的唯一胜利。

                  因功罹祸,不改赤子之心

  台湾抗英斗争的胜利令中国军民士气大振,道光帝也称赞这几次战斗说“可称大快人心”。特 赐姚莹花翎,兼二品冠服,“以旌其功”。然而,台湾抗英斗争的成功却使部分投降派大臣、特别 是直接参加了鸦片战争的投降派大臣如鲠在喉。在战争中,闽浙诸地均丧师失地,独有台湾地区取 得了胜利,“镇道受赏而督抚无功,有以小加大之嫌。”且台湾“屡邀上赏,已犯独醒之戒”。姚 莹等人“早已为中外大臣所嫉”。同时,英国侵略者也对他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

  1842年中英签定了《南京条约》,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不久,英军向中国方面提出,要 求释放在战争中被台湾军民俘获的士兵。但是,在战争结束之前,除了9个英军头目之外,其余的英 军战俘已在道光帝的同意下被“就地正法”了。英军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就向清政府提出交涉, 谎称这些俘虏本系难民,因商船在台湾海峡遭遇台风,漂流至台湾,却被台湾镇道当作官兵杀害, 以冒功请赏。英国公使璞鼎查坚决要求将台湾镇道“去官正法”,否则的话,“将奏明我国君主, 非惟伤及二国和好之气,诚恐难保无致干戈再起。”进行战争威胁。

  姚莹对于英国公使的上述说法进行了义正辞严的驳斥,他指出:一,这些英军被俘时台湾海峡 并无台风,因此遭风之说完全是无稽之谈。二,在1842年大安之役中俘获的英国船只上发现了浙江 宁波镇海营中的军器、绿营旗帜和署为“温州镇左营守备”所造附近山形水势图一本。可以说明此 船曾参与过这些侵略中国沿海的战役。三,英国船上设有炮台,“打仗胜则称为兵船,以耀其武, 败则指为商船,以讳其短。”而并非如璞鼎查所称仅是商船。因此,姚莹认为,英国公使的说法俱 是捏造,仅仅是为诬陷、打击台湾抗战军民提供口实而已。但是这些辩解并没有阻止投降派官员将 姚莹罗织成狱。事发之后,“江、广、闽、粤四省大帅……弹章相继,或日为书,偏布京师,曰‘ 不杀镇道,无以谢夷,以坚和约’。”清政府令闽督怡良到台湾调查此事。怡良“成见早定,不容 陈辩”,没有经过调查,立即将姚莹、达洪阿革职查办,“以其所闻于夷人者令镇道俱对”。在这 种情况下,姚莹有口难辩,终于被煅炼成狱。对此,姚莹在一首诗中写道:“海外功名泡影如,群 公网岂漏游鱼。”表达了他的无奈之情。姚莹含冤下狱,道光帝是知道其中隐情的。当时处决俘虏 的命令就是他下的。因此在见到姚莹下狱以后所写的“供辞”时说:“台湾事,朕已知之,毋庸阅 也。”但是经过了鸦片战争之后,他早已被英国侵略者吓破了胆,根本不敢违背英国人的意愿。最 后还是作出了荒唐的决定,将姚莹下狱。

  但是,姚莹的遭遇却激起了主战派爱国人士和台湾人民愤怒。怡良到台将姚莹及达洪阿逮问入 京时,就有“精兵数千人攘臂呶呼,其势汹汹,”几乎激成兵变。后经劝导,众人才“痛哭投戈而 罢”。不久,“士民复千百为群,日匍伏于大府行署,纷纷佥申诉者,凡数十起。”及至姚莹下狱 ,“台谏诸公纷纷上书言台湾事”,“争为颂冤”。在各方压力下,道光帝不得不将姚莹“赦免” 出狱。但是为了使英国人清满意,将他“以同知直隶州知州,发四川效用”。尽管这样,投降派官 员犹不满足,后来又令其“使乍雅”,“出西藏治狱”,“往返六七千里,道经绝漠。”让他受尽 了折磨。

  对于这种遭遇,姚莹却安之若素。虽“两次奉使往返万里,冰山雪窖中,崎岖备至,”却能“ 处之如恬,途中诵读吟咏不辍。”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时期,他系统地考察了所经地区的山川、 地形和风土人情,同时,对“西洋各国情节及诸教源流,尤深致意焉。”根据这些资料,写成了《 康经行》15卷,并附图一卷。他在书中提出,要抵抗西方侵略者,必须要学习他们的自然科学技术 ,并要进一步了解他们的情况。他在书中还特别提醒人们要防范英国侵略者对西藏进行侵略。这部 书和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瀛环志略》一起,开启了中国早期近代思想启蒙的先河。同时 ,姚莹那种虽处江湖之险远,却仍系心于国家之忧患的拳拳赤子之心,足以垂范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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