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建省及其意义

　　台湾建省，是由于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海疆发生危机，清廷审时度势而作出的一项正确决断。因此，台湾建省不仅是台湾史上划时代的大事，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事。台湾建省，不仅促进了台湾的近代化建设和发展，也加强了台湾与祖国大陆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其历史与现实意义深远而重大。

　　早在康熙年间郑氏集团归顺后，清廷即在台湾设知府管辖，隶属于福建省。1874年，日、美互相勾结侵入台湾南部的琅峤。为处理“琅峤事件”，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奉命赴台。经实地勘查，于当年12月奏请仿江苏巡抚分驻苏州之例，移福建巡抚于台湾，以便就近管理。此奏折呈报清廷后，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建议分省，以专责成；一是专派重臣，驻台督办，数年后再设省。后经谕准，实行“闽抚冬春驻台，夏秋驻省”，两地兼顾。

　　1883年，法国蓄意挑起侵华战争，次年将战火引烧到东南沿海，并确定台湾为侵占目标。此次战争暴露出清政府海军力量薄弱、台湾防御不强的弱点。清政府从战争中切实认识到台湾一岛关系海防全局，台湾不能过于依赖福建，必须使其具有一定的独立防御能力。战后，清廷内部进行了一次加强海防的讨论，台湾问题成为此次讨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中，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左宗棠上折，分析了台湾为七省门户，关系全局的形势，比较了十年中先后提出的“巡抚分驻”、“兼顾省台”、“简派重臣”、“建省分治”诸方案，建议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所有台澎一切应办事宜，概归该抚一手经理，庶事有专责，于台防善后大有裨益”。大臣们赞成台湾建省的居多数。1885年10月12日（光绪十一年九月初五），慈禧太后据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会同议奏的结果，颁诏决定：“台湾为南洋门户，关系紧要；自应因时变通，以资控制。着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常川驻扎；福建巡抚事，即着闽浙总督兼管。所有一切改设事宜，该督详细筹议，奏明办理。”以此为标志，清廷正式决定设立台湾省，任命刘铭传为第一任巡抚。

　　事实上，台湾建省是有一个酝酿筹划过程的，从下诏建省到闽台实现分治，历时近3年。这既与分治需要解决诸多问题有关，也与刘铭传的暂缓建省主张有关。台湾建省“懿旨”传到福建，闽浙总督杨昌浚遵旨奏请颁关防，声明一切改设事宜会商抚臣督同司道，悉心筹议。但传到台湾后，刘铭传却提出了不同意见。中法战争结束后，“驻台办防”的刘铭传曾要求巡抚开缺，专办台湾。后来奉旨不准开缺，而是令闽浙总督杨昌浚兼署福建巡抚，刘铭传则负责整顿台湾善后问题。建省谕旨颁布后，刘铭传上“台湾暂难改省折”，认为建省的条件尚未成熟，主张先办防务、练兵、清赋等，待财政充裕，条件成熟再行改省。

　　刘铭传的奏折送至京城后，1886年1月16日（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光绪帝谕曰：“台湾为南洋门户，业经钦奉懿旨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刘铭传所请从缓改设巡抚，着毋庸议。……台湾虽设行省，必须与福建联成一气，如甘肃、新疆之制，庶可内外相维。着杨昌浚、刘铭传详细会商，奏明办理。”这是清廷关于台湾建省的第二次重要谕旨，不仅坚持台湾必须立即改省，而且采纳了刘铭传的建议，进一步明确了建省原则，即“必须与福建联成一气”。后来台湾曾被称为“福建台湾省”，就是以此为据的。

　　同年3月，杨昌浚赴台探望刘铭传，并就分省事宜与刘铭传交换意见。杨、刘这次会商的最大成果是就内地协济台湾款项达成了一致。不久，杨昌浚提出台湾经费已有着落，闽、台应于4月1日即行分省，但刘铭传未予同意。4月27日，清廷见福建督抚迟迟未将分省事宜会商具奏，再次谕之，令将台湾改设之事，妥速议奏，毋稍迟延。5月25日，刘铭传病愈后赴福建会晤杨昌浚，继续商谈分省事务。6月7日，刘铭传上折表示将遵旨筹办建省事务。7月14日，刘、杨会衔上《遵议台湾建省事宜折》，提出商定的台湾建省事宜16条，经谕准施行。

　　上折后，刘铭传到台湾诸岛屿实地查勘，之后拟定了一份《筹议改设台湾郡县疏》，于10月3日会同杨昌浚上报朝廷。获准后颁布实行。新的行政区划方案，“建置之法，恃险与势，分治之道，贵均而平”，且按“防务为治台要领”的原则，将全台湾分为南、中、北及后山四路，由原来的2府8县4厅改为3府1州11县5厅。期间，刘铭传还奏请吏部颁发新铸关防、印信，以便应用。并派新任布库大使沈锡荣专程至京领取。 闽、台分省后，台湾省的各项工作逐渐走上正轨。1888年3月1日（光绪十四年正月十九日），刘铭传接受“福建台湾巡抚关防”。5月11日，闽浙总督兼福建巡抚杨昌浚开始启用新关防。至此，台湾建省工作宣告结束。台湾正式成为中国的第20个行省。

　　台湾建省，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提出并实现的，其历史与现实意义深远而重大。

　　第一，政治上，清政府在台湾设行省，直辖于中央政府，意义在于提升台湾的行政层级和政治地位，其影响及于现实。一方面，台湾建省后，设台北、台湾、台南三府，增设云林、苗栗两县，台东直隶州，添设直隶州判驻花莲，扩大基隆辖区。1894年（光绪二十年），台湾又添设南雅厅，归台北府领辖。至此，基本奠定了今日台湾地方行政区划的基础。另一方面，台湾建省充分说明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建省之后，按照清政府的建省原则，台湾仍与福建保留着若干行政上的关系，台湾省的全称为“福建台湾省”，台湾省最高行政长官台湾巡抚的关防全文是“福建台湾巡抚关防”。台湾省的这种特殊性并不意味着闽浙总督对台湾行政权限的干预，而在于维系台湾与福建内地的原有联系，使之更具整体性。1895年，日本通过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占了台湾。1945年，中国人民通过抗日战争的胜利收复台湾，并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条约的明确规定付诸实施。 自1971年联合国2758号决议后，“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不断得到广泛的国际认同。由此可见，自清廷在台湾建省后，台湾一直为中国行政建制中的一省。目前台湾海峡两岸虽然尚未统一，但台湾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其作为“中国一部分”的地位没有也永远不可能改变。

　　第二，军事上，台湾特殊的边陲海岛的战略地位，使台湾建省与和平时期一般意义上的分官设治迥然不同，带有明显的筹防御外性质。清政府是在外患频繁的情况下，逐步加强对台湾的重视，其具体作法是采取另设一省的积极措施。中法战争后，刘铭传首先着手加强台湾防务，他十分清醒地认识到：“纵观全局，澎湖一岛非独全台门户，实亦南北洋关键要区。守台必先守澎，保南北洋亦必须以澎、厦为筦钥。”澎湖关系台湾，台湾关系中国。刘铭传依靠各省协济共购置洋炮31尊，水雷80具。在台湾、澎湖各港口修筑新式炮台10座。而且清廷应准刘铭传之请，升澎湖副将为总兵，以协办广东海防，着深悉外洋火器精微的吴宏洛任之。为应对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刘铭传还加强部队训练，整顿营伍积习。这些措施提高了台湾的战略地位，有助于抑制日本觊觎台湾东北部附属岛屿的阴谋，台湾作为东南海疆屏藩的作用也日益凸显出来。

　　第三，经济上，台湾建省使台湾进入了大规模开发建设时期。台湾建省之所以会酝酿那么长时间，主要原因是当时台湾的经济规模比较小，财政方面尚无法独立。后经首任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与闽浙总督杨昌浚及户部反复协商，最后落实，由福建每年协济台湾饷银44万两，户部从五海关税收中协饷36万两，以5年为限。福建及中央的协饷，对解决台湾建省初期的财政困难起了很大作用。台湾建省后，刘铭传锐意推动各项新式改革，清丈土地，改良税制，健全财政制度，为台湾的现代化建设奠下良好的基础。在刘铭传任内，台湾的财政收入有了很大增长，从每年的90万两增长到300万两。五年以后，福建和中央的协饷就被取消了，台湾迅速地从一个靠中央和邻省财政补贴的省份，成为一个基本自给自足的省份。可以说，刘铭传是台湾近代化建设的奠基人。台湾著名史学家连横在《台湾通史》中亦称刘铭传“溯其功业，足与台湾不朽。”

　　第四，文化上，台湾建省加强了台湾同胞与大陆人民的文化联系，同沐于中华文明之中。建省后，刘铭传奋力开山抚番，让土著居民接受现代文明；鼓励大陆移民开发台湾，福建移民构成了台湾人口的主体；建造连通台湾与福建的水路电线，特备邮船往来于台湾省各港口及福州、上海，进一步密切了两岸的联系。随着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的过渡，移民文化在台湾生根、繁衍。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对台湾文化的影响是综合性的、多层面的，它广泛表现于语言、艺术、风俗习惯、价值取向、行为规范、民间信仰等，几乎渗透生活的各个方面，台湾文化的根基正是在此期间奠定的。以后台湾文化的演变不管如何复杂，这个文化基因始终起着潜在而强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