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文学的历史发展

王震亚

     近些年来，台湾的分裂主义势力不遗余力地在岛内、海外大搞“台独”。不仅猖獗于政坛，也把黑手伸向文学领域，试图搞乱人们的思想，以便最终实现他们脱离中国的罪恶目的。但是，这样的行径是不可能得逞的。且不说政治经济、历史沿革等其他方面，仅从台湾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就可看出海峡两岸有着风习相近、感情相亲、文化同根，血脉同源的密切关系。

     这关系，见之于台湾文学的早期。

     17世纪中叶，郑成功光复台湾前后，就有沈光文、郁永河等一批祖国大陆的文人陆续来台，他们居留台湾期间创作的诗文，如沈光文的《文开诗集》，郁永河的《稗海游记》，徐孚远的《钧璜堂存稿》，卢若腾的《岛噫诗》等，成为台湾文学的最早收获。尤其是沈光文，他不仅自己创作诗文，还于1685年组织了台湾文学史上的第一个诗社“东吟社”(原名“福台闲咏”)。之后，从康熙(公元1662-1723年)、雍正(公元1723-1736年)，到乾隆(公元1736-1796年)、嘉庆(公元1796-1821年)，直至清末，一直有不少的祖国大陆文人跨海赴台从事文学活动，如蓝鼎元、夏之芳、张湄、谢金銮、胡承珙、刘铭传等。他们的作品，多为诗文、游记，主要是表现开发台湾的艰辛与描述原住民的生活环境与习俗，如徐孚远的《东宁咏》、郁永河的《台湾竹枝词》等；或抒写爱国思乡的情怀，如卢若腾的“未忘报国栖海岛”(《岛噫诗》)与沈光文的“岁岁思归思不穷”(《思归六首·之一》)。

    明郑治台之时，设官学，办私学，“延中土通儒以教子弟”(连横：《台湾通史·教育志》)，于是中华儒学开始在台湾扎根，且不断扩展影响。历经200余年的蕴蓄，一代又一代祖国大陆移民的后代，即台湾省籍文人逐渐养成。其中，乾隆年间的陈辉，嘉庆年间的章甫，道光(公元1821-1851年)年间的郑用锡，咸丰(公元1851-1862年)年间的陈肇兴，光绪(公元1875-1909年)年间的丘逢甲、许南英等人都有大量的诗作问世。这些作品，不仅在体裁形式、语言技巧上无一例外地承继了中华古典诗词的传统，而且在情感内容上也与祖国心意相通。比如丘逢甲的“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春愁》)与许南英的“满腔热血向谁洒，诸葛先生近豫州”(《奉和实甫观察原韵》其六)，都表达了日寇侵台后的悲愤与忧国之情。

    这关系，没有因为日本的殖民统治而中断。

    日据前期(1895—1920)，台湾的知识分子为了对抗殖民者的同化政策，大办私塾、书房以延续中国文化的命脉。据统计，1897年，全台的书房就有1127所。同时，广结诗社——如台中的“枥社”(1902)、台南的“南社”(1906)、台北的“瀛社”(1909)等，积极创作，以扩大中国文学的影响。对此，连横说得明白：“凡一民族之生存，必有其独立之文化，而语言、文字、艺术、风俗，则文化之要素也；是故文化而在，则民族之精神不泯，且有发扬光大之日”(《雅言》)。

    日据中期(1920—1937)，台湾的白话文学开始兴起并得到发展。而其根源，则可追溯到“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不仅发动台湾新文学运动的杂志《台湾青年》是受了《新青年》的启发而创办，而且鼓吹新文学最力的黄呈聪、黄朝琴、张我军等人也都到过祖国大陆，亲身感受到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全新气息。如果说，“五四”前台湾坚持中国的文言文与古典诗词是出于对祖国的文化认同；那么“五四”后台湾白话文运动的兴起，也是出于一以贯之的中国意识。在《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一文中，张我军就曾明确指出：“台湾的文学乃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本流发生了什么影响、变迁，则支流也自然而然地随之而影响、变迁，这是必然的道理。”

    日据后期(1937—1945)，正值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殖民当局加紧了在台湾的控制。1937年8月，废止汉文书房，报刊禁用汉文，使得正在走向成熟的台湾新文学受到遏止。即便如此，仍无法泯灭台湾进步作家的民族精神。如杨逵和吴浊流，他们此时的作品虽然是用日文写成的，但其内容，却是心向祖国大陆，反抗日寇侵略的。前者的小说《模范村》里，主人公阮新民启发农民：“日本人奴役我们几十年，但他们的野心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辣，近年来满洲又被它占领了，整个大陆也许都免不了同样命运。这不是个人问题，是整个民族的问题。……我们应该协力把日本人赶出去，这样才能开拓我们的命运！”后者的小说《亚细亚的孤儿》里，主人公胡太明公然在住家的墙壁上题写反日的诗句：“志为天下士，岂甘作贱民！击暴椎何在？英雄入梦频。汉魂终不灭，断然舍此身！”小说结尾，两位作家不约而同，都安排主人公奔赴祖国大陆，投身抗日的洪流。

    这关系，一直延续到台湾光复之后。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从此，台湾重又回归中国的版图。彼时，许多作品都曾写及台湾民众在那一时刻的兴奋之情：“满街满巷都是拥挤的男女老幼，真个是万众欢腾，热闹异常。”“突然响起震天动地的万岁的欢呼声，声浪继续了很长的时间。人们各自挥动着手上的国旗，国旗的波浪遮断了视线，玉兰如不踮起脚跟是看不见的。”可是，她“心里总有说不出的满足感，于是眼泪不知不觉地溢满眼中。”“啊！来了，来了，祖国的军队……”(吴浊流《波茨坦科长》)彼时，杨逵等原本只会日文的台湾作家也与广大民众一起如饥似渴地学习中文。“从‘ㄅㄆㄇ’开始，学到日常用语……”(杨逵《小先生》)与之同时，祖国大陆知名文人许寿裳、黎烈文等和寓居祖国大陆多年的台湾省籍作家张我军、钟理和等纷纷赴台，与留守岛内的杨逵、吴浊流等文学界人士一起，办刊物、发作品，为开创战后台湾文学的新局面而同心协力。虽然，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加剧了省内外的矛盾，带来了政治、文化上的诸多禁忌与隔阂。但是，绝大多数台湾作家对祖国的认同并未因此而有所动摇。比如赖明弘，在“二二八”事件后仍撰文指出：“台湾新文学的建设问题根本就是祖国新文学运动问题中的一个问题，建设台湾新文学，也即是建设中国新文学的一部分。”(《台湾新文学的建设》)

    几十年来，外省籍的台湾作家自然是难忘故土，其大陆情结更多地表现为“身在异乡为异客”的恋旧与怀乡。有些作家追怀往事，在回忆的画布上描摹当年在祖国大陆时体察到的世态人情。比如聂华苓的《失去的金铃子》，就有许多对祖国大陆山川景物的描写；有些作家讲述故事，借那些发生在祖国大陆的“乡野传说”，寄托永难化解的乡愁，比如司马中原的《红丝凤》。这类作品总是充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从中可以看出那一时代的种种风俗人情；总是渲染上浓重的传奇色彩，吸引读者随作者一起作一番故土神游。

     还有些作家直写“异客”的生态与心态——或沦落，或异化，或眷恋往昔的荣华，或思念故乡亲人。比如白先勇的《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还有什么能比如此深重的乡愁更打动人心呢？几十年里，出生于台湾的作家也对海峡彼岸的祖国大陆有着深厚的感情，这感情，就是原乡情结、中国意识，就是对祖国的认同。

    此种情怀，首先体现在他们的言行中。比如出生于1937年的陈映真，就用明确的语言来捍卫台湾文学的中国属性。他指出：“在台湾的新一代的中国作家，要以自己民族的语言和形式，在台湾这块中国的土地上，描写他们每日所见所感的现实生活中的中国同胞、中国的风土，并且批判外国的经济和文化之支配性的影响，唤起中国的、民族主义的、自立自强的精神”(《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出生于1962年的林燿德，亦郑重声明：“我对于祖国的认同基于一桩非常简单的事实，那就是我是一个使用汉字创作的作者。……如果称得上‘作家’，我相信自己是一个‘中国作家中的台湾作家’或者是‘住在台湾的中国作家’，如果径称为‘台湾作家’也必须以前者为前提。”(《一个台湾作者的赘语》)

此种情怀更多地体现在他们的作品中。譬如台湾屏东人钟理和的《原乡人》，让主人公明言：“原乡人叫做‘中国人’”，并掷地有声地说道：“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陈映真在小说《夜行货车》中塑造了一对年轻人：出生于台湾南部的农家子弟詹奕宏与大陆人的后代刘小玲。他们同在一家跨国公司工作，面对美国老板对中国人的蔑视而采取了一致的抗议行动——辞职,以此表明维护民族尊严的爱国精神是两岸同胞所共有的；进而表达了希冀祖国统一的热望。台湾云林人季季，在其《拥抱我们的大草原》中，直接抒写她对祖国大地的向往：“我们强烈地在念故乡的旋律里怀念起喜马拉雅山、塞外、江南、长白山、黑龙江畔、边疆盆地、桂林山水、以及西湖、天坛。我们在渴盼，我们早点拥抱那片无垠的草原。”台湾嘉义人萧丽红，则是在《千江有水千江月》里，把对祖国的认同，转化为中华民族人伦亲情、传统习俗的描写与弘扬之中,在小说后记里，倾情宣泄：“唯是我们，才有这样动人的故事传奇；我常常想：做中国人多好呀！能有这样的故事可听！中国是有‘情’境的民族。这情字，见于‘惭愧情人远相访’(这情这样大，是隔生隔世，都还找着去！)，见诸先辈，前人，行事做人的点滴。不论世潮如何，人们似乎在找回自己精神的源头与出处后，才能真正快活；我今简略记下这些，为了心里敬重，也为的骄傲和感动。”应当说，上述作家的心血结晶在写作之际，就是极为可贵的；今天，更有着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

    如今，这关系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毕竟，1949年以后，两岸政治上的对峙与同胞间的分离已延续了太久太长的时间。光阴的流逝，空间的隔绝，都有可能模糊心中的记忆，冲淡浓浓的亲情。一如余光中的散文《听听那冷雨》中所慨叹的：“杏花春雨已不再，牧童遥指已不再，剑门细雨渭城轻尘也都已不再”。更何况，上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台独”的闹剧在台湾愈演愈烈，在文学界亦有表现。

    显然，无视时空造成的疏离是不现实的，听任“台独”活动的嚣张更是不允许的。在考验面前，台湾文学领域里的正直之士，已经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在诗文创作上，乡愁仍是当下台湾文学中的一个重要题材。譬如黄德城的短诗：“不知道哪一种药/ 能把你治好// 查遍了药典/ 只有——当归”(《乡愁》)。又如周啸虹的散文，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写到新世纪的今天，贯穿始终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乡思乡愁。为此，他于2002年在祖国大陆出版其散文集时，特意命名为《迢递归乡路》。老作家陈映真在其小说《归乡》(1999)中，写了分别为台湾籍和祖国大陆籍的两个国民党老兵，在当今台湾社会里，全都有家难归的无奈。其内涵十分明确：惟有统一才是归乡之路。

    在理论建树上，台湾清华大学教授吕正惠、台湾社会科学研究会会长曾健民与祖国大陆学者合作，出版了《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2002)一书，以无可辩驳的史实，揭穿了“台独”分子在台湾文学史研究中散布的种种谎言。台湾大学教授陈昭瑛也肩起了反“台独”的重任。她在论文集《台湾文学与本土化运动》(1998)一书的自序里明确指出：“中国文化就是台湾的本土文化，在追求本土化的过程中，台湾不仅不应抛弃中国文化，还应该好好加以维护并发扬，如果硬要切断台湾和中国文化的关系，那分割之处必是血肉模糊的。” 30多岁的台北中华技术学院助理教授杨若萍亦挺身而出，她清醒地意识到：“当今台湾社会的主流论述居然渐渐演变成‘本土化=去中国化=台独’，而且从政治圈延烧到学术圈，越来越多的年轻学子在这股潮流的裹挟下迷惘不知所从，这真是一件令人十分悲哀的事。如果我们年轻一代不自己下工夫认真研究历史，而且有正视历史的勇气，而只是跟着这些名人起舞，以求一时的利益与虚荣，则不要几代我们就会把自己的祖宗历史与文化传承都一股脑儿丢掉了。”于是，她广集资料，潜心研究，在2003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论证了台湾与祖国大陆文学的血脉关系——“当我们仔细回顾台湾的文学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时，都会看到大陆文学对它的深刻影响。”“中国文学是台湾文学的母体，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发出的新枝……，不论这新枝后来得到了什么异于主干的营养而长成什么样子，它与母体的渊源和关系却是不容否定的”(《台湾与大陆文学关系简史》)。

    台湾文学的历史发展已为海峡两岸间血脉关系做出了结论，我们对两岸关系的未来前景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