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葆桢保卫与开发台湾纪略

林岷

　　1874年5月，日本发动侵台战争，清政府在证实日本侵台后，照会日本外务省提出质问，并于1874年5月14日命时任船政大臣的沈葆桢“带领轮船兵将，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受侵地区察看，“不动声色，相和筹办”。紧接着又于5月21日，下令福建布政使潘霨，“即著驰赴台湾，部同沈葆桢将一切事宜妥为筹划”。同治皇帝又明下谕旨，“沈葆桢著授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以重事权，所有福建镇道等官均归节制，江苏、广东沿海各口轮船，准其调遣，俾得与日本按约办理，而于征调兵弁船只事宜亦臻便捷……”可见清政府给予沈葆桢处理日本侵台事件以大权，“朝野上下闻此讯”举欣欣然有起色而相告曰：“惟其简任沈公，庶回我太平，保我疆土，为亿万年有道之长基，岂不懿哉”。

　　沈葆桢(1820-1879)，其母林惠芳系林则徐六妹，其夫人林普晴系林则徐二女。沈葆桢与林则徐不仅有着外甥与舅父的血缘亲，有着女婿与丈人的翁婿情，更有着从母亲和夫人的言行中受到林则徐家教、家学、家风的教诲与薰陶。沈葆桢曾说：“先母舅林文忠公与夫子相交最深，其平日御敌之法，与夫子论之亦最祥尽。”而林则徐也曾对人说：“吾宗乡溪孝廉留心时务，平夷之策可以见诸实行。”沈葆桢于1874、1875年两次受命为钦差大臣赴台，他的“平夷之策”及“恤民之举”证实了林则徐对他的评判，也告慰了林则徐的在天之灵，不愧为“文忠垂危于前，文肃遵循于后”。

　　沈葆桢受命后，一是做好战争准备，部署福建海防；二是向各国公布日本侵犯中国台湾的事实，请各国“公评曲直”，用“国际舆论来遏制日本”，使其“怵于公论，敛兵而退”；三是“通消息”，提出“台洋之险，甲诸海疆”，要想使“消息常通不断，最好的办法是架设电线通电报，改变以往公文信息常累月不通”的状况，使台湾与祖国大陆之间“瞬息可通”。

　　6月14日，沈葆桢从马尾乘兵船，沿福建兴化、泉州口岸而行，其间在澎湖停留一天，视察各地炮台及水口形势，17日到达台湾南部的安平，立即召见道台夏献纶、总兵唐瑱奎，听取日军侵略活动的汇报，对台湾局势有了进一步了解，立即手拟照会，派潘霨前往敌营谈判。照会明示：牡丹社高山族杀害琉球人是属于法律问题和中国内政，应由中国自己处理，日本没有兴师动众替琉球出兵的权利。揭露日本为琉球人“复仇”是别有用心，义正词严地声明：“中国版图尺寸不敢与人！”日本海军大将西乡从道理屈词穷，深感沈葆桢来台湾是不可欺的，但又不肯就此罢休，采取拖延手法，厚颜无耻地提出：“中国要‘补贴’其兵费损失120万两，日军即可撤兵，遭到潘霨严词拒绝。

　　沈葆桢意识到必须加快战备，才能迫使日本退兵。于是他调福建部队来台，调北洋和南洋久练之洋枪队来台；又在台湾实施“团结台湾同胞的‘援番驱倭’方针”，招募兵勇、乡勇、士勇，并组织与奖励乡团。到7月，由沈葆桢指挥的部队已达万余人，大大超过日本兵力；9月，他又仿照法国巴黎要塞式样，在台湾海防要地安平(今台南)修建大炮台，安放西洋新式大炮，又在凤山县修建了东港炮台和旗后炮台，在澎湖改建了妈祖宫炮台，新筑了大城北炮台，在北路还筹建了基隆炮台和沪尾炮台……这些举措巩固了海防，使日军侵犯卑南(今台东县)的企图无法得逞。

　　但日军还赖在琅桥不走。沈葆桢告诫西乡从道，中日两国海军初创，如果双方同种会战，必会两败俱伤，使西方列强能看到我们的虚实，对我们双方都不利，不如各自回去加强海军建设，20年后双方再相见。又说，“中国非好战者，贵国宜先罢兵，则战可免。”此犀利之语，使好战分子西乡从道亦觉警醒。形势对我方越来越有利，沈葆桢仍不敢掉以轻心，他用六艘兵船常驻澎湖，确保台湾防务的后路安全；又以一兵船驻台北，一兵船驻马尾，一兵船驻厦门，以巩固门户；还有多艘运输船，南来北往地运送部队、军火和饷械。

　　中国海军在海上严阵以待，陆军在陆地布防，沈葆桢一面将上述这些筹划部署，一面急呼增援，随着淮军分三批相继到达台湾，进驻前沿，陆军总攻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侵台日军见台湾防务强大，自己羽毛未丰，“不得大逞于台”，便请英国公使威妥马调停，将“赔兵费”改为对被难人的抚恤金减为10万两，将日本在台湾龟山筑路、造房、建医院估约为40万两，由中国购买，合计50万两。慈禧太后亦不愿开战，派恭亲王奕、李鸿章与日本内务卿大久保利通和谈，于10月31日在北京签订了《北京条约》(亦称《中日台事专约》)，换取日军于11月撤离龟山回国。

　　沈葆桢率领福建海军在台湾抗击日本侵略，是近代中国第一次用自己建立起来的海军，战胜外国侵略者的一次成功的军事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沈葆桢的努力，使日本侵占台湾的时间向后延迟了20年。

　　日军虽撤兵，沈葆桢却清楚地认识到，“台地向称饶沃，久为他族所垂涎，今虽外患暂平，旁人仍耽耽相视，未雨绸缪之计，正在斯时……，其当变革者，其当创造者，非十数年不能成功……况年来洋务日密，偏重于东南。台湾海外孤悬，七省(指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直隶、奉天)以为门户”。据此，沈葆桢认为台湾的防务是否巩固，首先“在得民，欲得民心，先修吏治党政”。他提出：

　　(1)将福建巡抚移驻台湾，以加强建设。

　　台湾原隶属福建一个府，府治设在台南，但台南对台湾北部广大地区指挥乏力。沈葆桢这一建议的好处是：“有事可以立断”，“统属文武权归尊一”，“黜陟可以立足”，“法令易行”且“贪渎之风得以渐弭”。1875年，清政府“准将福建巡抚移扎台湾地方”。不久，为了兼顾闽台两地，又改为将福建巡抚冬春二季驻台湾，夏秋二季驻福州。

　　(2)增置府县。

台湾原仅一府(即台南)、四县(即台北、凤山、嘉义、彰化)、两厅(即葛玛兰、淡水)。台湾北部的淡水厅辖地广阔，南300里，户口42万，自沪尾、鸡笼两港开通后，中外人员杂处，治理不易。沈葆桢同福建巡抚会商后，奏请添置一府(即台北府)、三县(即改噶玛兰厅为宜兰县，改淡水厅为新竹县，另于艋甲增设淡水县)；又改鸡笼名为基隆(并设通判,皆统辖于台北府)；又设卑南、埔里社二厅(以南路理番同知埔里社)；又亲到琅桥勘视后在此建城，定名恒春县(今恒春市)。至此，台湾共有二府八县四厅，它对台湾的防务和经济开发起了重要作用。不久，沈葆桢又进一步奏请清政府将台湾独立建省。清政府于1885年批准正式建立台湾省，此时沈葆桢已逝。

　　(3)开发宝岛。

　　沈葆桢看到台湾自入版图以来，开发仅限于西部滨海平原地区，而2/3的土地(即东部土著民族居住地和中部山区)均未开垦。他认为，“人等知预筹防海之关系台湾之安危，而不知预筹防海之关系南、北洋全局也”；还认为，“经营后山之事”更为“防患计，非为兴利计。为兴利计，尽可缓图。为防患，必难中止。”可见他充分认识到台湾防卫实力的增强，应当建立在台湾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为此，沈葆桢采取一系列开发台湾，发展经济建设的举措。

　　一是动用淮军士兵进行开山修路工作。分兵南、北、中三路“缒幽錾险，斩棘披荆”，共开山路859里，为时一年竣工，仅费银3万两，彻底改变了以往陆路不通，仅兼小船来往于各村落的交通状况。他还规定，开山平路须宽达1丈，山蹊处须达6尺，以确保交通安全；还须在山路沿途建碉堡，派驻营哨；在沿途必须办好14件事，即屯兵卫、砍林木、焚草叶、通水道、定粮则、召垦户、给牛种、立村堡、设隘碉、致工商、设官吏、建城廓、置廨署。他对台湾建设的这些要求，后因他被调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而未能全部完成，但其开创之功不可没。

　　二是召民垦荒，发展农业生产。当开路南北相通，东西可达后，沈葆桢立即设“抚垦委员会”和“招垦局”，募民予以耕地。由于当时台湾西部人口稀少，垦户应者寥寥，为此奏请清政府废除对台实施的两个禁令，即不准内地人民偷渡台湾、严禁台民私入番地。请准予“开禁”，吸引了大量祖国大陆尤其是福建沿海居民渡海前往开垦。还在厦门、汕头、香港设立招垦局，凡愿往台湾者免费乘船，到达台湾后政府给予口粮、耕牛、种子、农具等，三年内免征赋税。此政策的实行，对巩固海防、对台湾中东部山区经济发展，对促进民族联系和团结，都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三是重视台湾工业发展。早在沈葆桢就任福建总理船政大臣时，他就注意到鸡笼的煤矿，曾派技术人员赴台勘察鸡笼煤矿的储藏情况。1874年他到台湾后，进一步提出发展台湾经济“应以煤矿为始基。”他说，在台湾“垦田之利微，不若开煤之利巨；垦田之利缓，不若开煤之利速”。1875年，经他奏准开办基隆煤矿，雇请英国工程师翟萨到台湾选定矿区。基隆开掘出煤后，将进口煤每吨减为税银一两，使台煤除供应船政，还可就地出售，且煤质量可与“外国上等煤相较”。他还大胆引进西洋采煤和采油机器，使基隆煤矿成为我国较早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民用矿产，促进了台湾经济的现代化。

　　沈葆桢力掘煤外，又奏请清政府开禁炼铁(注：清政府畏惧民间制造兵器暴动，对炼铁限制极严)，并准予借洋款200万两用于炼铁，还奏准百姓可随意铸锅和锻打各式农具。从此，台湾民间制铁业兴旺发达，促进地方经济迅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