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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第一次学术交流会回顾

日期:2010-12-23 09:43 来源:《统一论坛》 作者:李家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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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泉

 

  1983年8月9日至12日,两岸学者20余人齐聚北京香山饭店,举行了自1949年以来的第一次学术交流会。在这之前厦门大学虽已成立台湾研究所,并已吸收过台湾学者参加研讨会议,但那只是个别的,也非正式邀请,不能与香山的这次会议相提并论。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台湾之将来”。会议开得很成功,大家各抒已见,畅所欲言,求同存异,从此就打开了两岸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的大门。

  会议的背景

  1949至1979年的30年中,两岸长期隔绝,台湾又实行了蒋经国的“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这就更加无法进行交流往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的政治路线都做了重要调整,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和实现国家现代化,并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与此同时,祖国大陆的对台政策也适时地进行了调整,并在此基础上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主张在两岸间实行“通商、通邮、通航”。1982年初,邓小平又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一年、两年以至三年四年过去,两岸关系仍然未见有明显的松动。怎么办呢?坚冰必须打破,两岸关系必须解冻。海峡两岸都是中国人,难道海峡两岸的斗争还要持续下去?如此,中华民族的复兴和振兴的希望又在哪里?当时,中央是邓颖超主管对台工作,中央台办在廖承志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进行工作,领导层决定采取迂回曲折的学术交流措施。具体做法是,通过海外朋友方便联络,邀请一批侨居海外如美、日、欧、加等地的台湾籍学者来北京开交流会,果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百闻不如一见

  当时,以郭焕圭先生为首,其他受邀侨居海外的台湾籍学者包括,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田弘茂,美国德雷克大学教授林宗光,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教授范良信,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教授邱垂亮,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翁松燃,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家经济统计研究所研究员张宗鼎,日本东京经济大学教授刘进庆,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授肖欣义等9人,几乎全都是第一次回到祖国大陆。

  因为大家基本没有到过祖国大陆,更没有近距离接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祖国大陆,从而都以一种奇特的眼光注视着周围的一切。他们在来之前,自然已看到西方媒体关于中国大陆各种各样的报道。张宗鼎在来之前就听说祖国大陆到处都是特务,戒备森严,人民一点自由都没有,他不知道这是真还是假。来到北京以后,他拒乘公家车子,自己租了一辆自行车,到处走街串巷,想到哪里就到哪里,竟然没有发现一个人跟踪他。后来是他自己告诉别人说:“我骑着自行车,满街跑了大半天,自由得很,没有发现一个人跟踪我呀!”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因为刘进庆与笔者都是研究台湾经济的,提交会议的也都是经济论文,大家一见如故,很快就熟识了,会下他悄悄地问我:“您和太太是住在一起吗?”笔者马上意识到这是受西方媒体宣传的影响,说共产党统治下的祖国大陆,到处都像兵营一样,男的住一起,女的住一起,没有任何自由。于是笔者对着他一笑说:“ 既然是夫妻,怎么可能不住一起?”他听懂了,似乎也有点不好意思。

  会上的交锋

  海外受邀与会的朋友观点上全是偏“独”的,祖国大陆邀请的自然都是“统”的。这次会议,实际上就是统“独”的观点交锋。会议要求大家理性发言,正像费孝通先生在会议开幕时说,应本着“心平气和、互相切磋、求同存异、反复研讨”的精神来参加这次会议。

  祖国大陆参加的学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丁名楠、日本研究所所长何方、研究生院教授赵复三、工业经济研究所顾问张宣三、法学研究所副所长盛愉,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阚念倚、研究员陈士诚,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陈碧生,时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的笔者,以及祖国大陆的台湾籍学者厦门朱天顺,北京周青、廖秋忠、上海郭昭烈、郑励志,贵州黄威廉等15人参加了会议。

  两方学者论题的焦点围绕着台湾和两岸关系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分歧较大。历史方面,有些学者质疑关于“台湾自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提法,竟把郑成功、清政府与荷兰和日本侵略者混为一谈,这就歪曲了事实,结论自然也是不对的。现状方面,他们又把国民党看成外来政权,这也不对。至于说国民党在台湾实行专制独裁,镇压台湾人民,共产党同样是反对的,但不能把同一个民族的内部矛盾,混淆为与异族之间的矛盾。未来方面,他们认为台湾应成为“新而独立的工业化国家”,并认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历史上都曾发表声明支持“台湾独立”,这是把台湾在“日本统治时期”与战后“已经回归祖国”这两个不同的历史背景混在一起,这自然更不对。未来在台湾,“台独”不会有出路。所有这些方面,双方激烈交锋,但总的说来,还都是理性的、平心静气的。

  双方学者在谈到台湾历史上的不幸时,有某种共鸣。例如,来自美国的林宗光在谈到台湾的过去时,历数了西方帝国如英、德、法、荷、日本以至美国等对台湾的觊觎、野心、践踏、侵略,这样的悲情祖国大陆学者为之动容。

  沟通是桥梁

  会议交流是沟通的一个好形式,沟通又是打通相互关系的好桥梁。这一次学术交流会,给我们最大的一个启示,就是看到了沟通的好处与重要性。它可以清除堵塞,疏通管道,增进了解,化解心结,增强互信。当然这必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一个需要认真、细致、系统地进行工作的过程,决非一两次会议、一两次沟通交流就能实现的。

  通过这次学术交流的沟通会,大家敞开心扉,畅所欲言,各抒已见,实事求是,收获很大。

  表现之一,许多台湾籍学者初步了解到,祖国大陆为什么如此强烈地希望两岸早日实现统一;祖国大陆学者也初步了解到,台湾为什么有些人如此心心念念地希望实现“独立”;双方如能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交流沟通,对于问题的最终解决是一定会有好处的。

  表现之二,双方学者在几天内就有一个从“紧张”到“缓和”以及“再紧张”到“再缓和”的过程。开始时,海外学者感到自己是第一次踏进这个共产党领导的地区,心理自然难免有些紧张,但亲眼所见,并不是传说的那样,心情就缓和下来了。后来开会了,统“独”观点对立,也难免有些紧张,但看到对方都心平气和地说话,有理有节,温文尔雅,于是情绪又缓和下来了。

  表现之三,这次交流会是成功的,对于后来开展两岸交流有推动作用。像以“台湾之将来”为主题的学术交流会,1985年8月又在厦门召开了一次,参加者也是20多人,台湾籍与祖国大陆籍各占一半,新人和老人各占一半。自此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和全国台湾研究会相继成立,两家与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联手,几乎每年都要召开一次两岸学术交流会。一是由间接转为直接,二是由中小型变成大中小型并举。这时蒋经国的“三不”政策也逐步做了调整,于是两岸学术交流会趋于常态化了。

  表现之四,“以文会友”成为两岸各种学术交流活动的重要形式。参加会议者每人都要写一篇学术论文,两次以“台湾之将来”为主题的学术交流会,笔者都提交了经济论文,第一次是谈台湾经济发展,第二次是谈台湾对外贸易,同时交了好几位研究台湾经济的海外朋友。

  第一次两岸学术交流会到如今27年了,往事历历,如在眼前,至今还很怀念。27年来,特别是最近两年,两岸学术交流会无论在广度上、深度上、专业上、合作上,都有新的发展和突破。两岸虽仅隔海峡,过去是“咫尺如天涯”,如今是“天涯若比邻”,早晨在台北吃早餐飞祖国大陆,办完事后可以再飞回台湾吃晚饭,变化太大了。现特将当年第一次两岸学者交流情况回顾节录如上,以作纪念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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