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第一次学术交流会回顾

李家泉

　　1983年8月9日至12日，两岸学者20余人齐聚北京香山饭店，举行了自1949年以来的第一次学术交流会。在这之前厦门大学虽已成立台湾研究所，并已吸收过台湾学者参加研讨会议，但那只是个别的，也非正式邀请，不能与香山的这次会议相提并论。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台湾之将来”。会议开得很成功，大家各抒已见，畅所欲言，求同存异，从此就打开了两岸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的大门。

　　会议的背景

　　1949至1979年的30年中，两岸长期隔绝，台湾又实行了蒋经国的“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这就更加无法进行交流往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的政治路线都做了重要调整，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和实现国家现代化，并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与此同时，祖国大陆的对台政策也适时地进行了调整，并在此基础上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主张在两岸间实行“通商、通邮、通航”。1982年初，邓小平又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一年、两年以至三年四年过去，两岸关系仍然未见有明显的松动。怎么办呢？坚冰必须打破，两岸关系必须解冻。海峡两岸都是中国人，难道海峡两岸的斗争还要持续下去？如此，中华民族的复兴和振兴的希望又在哪里？当时，中央是邓颖超主管对台工作，中央台办在廖承志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进行工作，领导层决定采取迂回曲折的学术交流措施。具体做法是，通过海外朋友方便联络，邀请一批侨居海外如美、日、欧、加等地的台湾籍学者来北京开交流会，果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百闻不如一见

　　当时，以郭焕圭先生为首，其他受邀侨居海外的台湾籍学者包括，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田弘茂，美国德雷克大学教授林宗光，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教授范良信，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教授邱垂亮，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翁松燃，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家经济统计研究所研究员张宗鼎，日本东京经济大学教授刘进庆，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授肖欣义等9人，几乎全都是第一次回到祖国大陆。

　　因为大家基本没有到过祖国大陆，更没有近距离接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祖国大陆，从而都以一种奇特的眼光注视着周围的一切。他们在来之前，自然已看到西方媒体关于中国大陆各种各样的报道。张宗鼎在来之前就听说祖国大陆到处都是特务，戒备森严，人民一点自由都没有，他不知道这是真还是假。来到北京以后，他拒乘公家车子，自己租了一辆自行车，到处走街串巷，想到哪里就到哪里，竟然没有发现一个人跟踪他。后来是他自己告诉别人说：“我骑着自行车，满街跑了大半天，自由得很，没有发现一个人跟踪我呀！”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因为刘进庆与笔者都是研究台湾经济的，提交会议的也都是经济论文，大家一见如故，很快就熟识了，会下他悄悄地问我：“您和太太是住在一起吗？”笔者马上意识到这是受西方媒体宣传的影响，说共产党统治下的祖国大陆，到处都像兵营一样，男的住一起，女的住一起，没有任何自由。于是笔者对着他一笑说：“ 既然是夫妻，怎么可能不住一起？”他听懂了，似乎也有点不好意思。

　　会上的交锋

　　海外受邀与会的朋友观点上全是偏“独”的，祖国大陆邀请的自然都是“统”的。这次会议，实际上就是统“独”的观点交锋。会议要求大家理性发言，正像费孝通先生在会议开幕时说，应本着“心平气和、互相切磋、求同存异、反复研讨”的精神来参加这次会议。

　　祖国大陆参加的学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丁名楠、日本研究所所长何方、研究生院教授赵复三、工业经济研究所顾问张宣三、法学研究所副所长盛愉，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阚念倚、研究员陈士诚，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陈碧生，时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的笔者，以及祖国大陆的台湾籍学者厦门朱天顺，北京周青、廖秋忠、上海郭昭烈、郑励志，贵州黄威廉等15人参加了会议。

　　两方学者论题的焦点围绕着台湾和两岸关系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分歧较大。历史方面，有些学者质疑关于“台湾自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提法，竟把郑成功、清政府与荷兰和日本侵略者混为一谈，这就歪曲了事实，结论自然也是不对的。现状方面，他们又把国民党看成外来政权，这也不对。至于说国民党在台湾实行专制独裁，镇压台湾人民，共产党同样是反对的，但不能把同一个民族的内部矛盾，混淆为与异族之间的矛盾。未来方面，他们认为台湾应成为“新而独立的工业化国家”，并认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历史上都曾发表声明支持“台湾独立”，这是把台湾在“日本统治时期”与战后“已经回归祖国”这两个不同的历史背景混在一起，这自然更不对。未来在台湾，“台独”不会有出路。所有这些方面，双方激烈交锋，但总的说来，还都是理性的、平心静气的。

　　双方学者在谈到台湾历史上的不幸时，有某种共鸣。例如，来自美国的林宗光在谈到台湾的过去时，历数了西方帝国如英、德、法、荷、日本以至美国等对台湾的觊觎、野心、践踏、侵略，这样的悲情祖国大陆学者为之动容。

　　沟通是桥梁

　　会议交流是沟通的一个好形式，沟通又是打通相互关系的好桥梁。这一次学术交流会，给我们最大的一个启示，就是看到了沟通的好处与重要性。它可以清除堵塞，疏通管道，增进了解，化解心结，增强互信。当然这必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一个需要认真、细致、系统地进行工作的过程，决非一两次会议、一两次沟通交流就能实现的。

　　通过这次学术交流的沟通会，大家敞开心扉，畅所欲言，各抒已见，实事求是，收获很大。

　　表现之一，许多台湾籍学者初步了解到，祖国大陆为什么如此强烈地希望两岸早日实现统一；祖国大陆学者也初步了解到，台湾为什么有些人如此心心念念地希望实现“独立”；双方如能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交流沟通，对于问题的最终解决是一定会有好处的。

　　表现之二，双方学者在几天内就有一个从“紧张”到“缓和”以及“再紧张”到“再缓和”的过程。开始时，海外学者感到自己是第一次踏进这个共产党领导的地区，心理自然难免有些紧张，但亲眼所见，并不是传说的那样，心情就缓和下来了。后来开会了，统“独”观点对立，也难免有些紧张，但看到对方都心平气和地说话，有理有节，温文尔雅，于是情绪又缓和下来了。

　　表现之三，这次交流会是成功的，对于后来开展两岸交流有推动作用。像以“台湾之将来”为主题的学术交流会，1985年8月又在厦门召开了一次，参加者也是20多人，台湾籍与祖国大陆籍各占一半，新人和老人各占一半。自此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和全国台湾研究会相继成立，两家与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联手，几乎每年都要召开一次两岸学术交流会。一是由间接转为直接，二是由中小型变成大中小型并举。这时蒋经国的“三不”政策也逐步做了调整，于是两岸学术交流会趋于常态化了。

　　表现之四，“以文会友”成为两岸各种学术交流活动的重要形式。参加会议者每人都要写一篇学术论文，两次以“台湾之将来”为主题的学术交流会，笔者都提交了经济论文，第一次是谈台湾经济发展，第二次是谈台湾对外贸易，同时交了好几位研究台湾经济的海外朋友。

　　第一次两岸学术交流会到如今27年了，往事历历，如在眼前，至今还很怀念。27年来，特别是最近两年，两岸学术交流会无论在广度上、深度上、专业上、合作上，都有新的发展和突破。两岸虽仅隔海峡，过去是“咫尺如天涯”，如今是“天涯若比邻”，早晨在台北吃早餐飞祖国大陆，办完事后可以再飞回台湾吃晚饭，变化太大了。现特将当年第一次两岸学者交流情况回顾节录如上，以作纪念和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