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关系六十年(三)

　　中美建交打破坚冰

　　台孤悬海外枉图强

　　金门炮战后的十几年，两岸基本上风平浪静。

　　时间进入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世界上各种政治势力急剧分化和重新组合给处于胶着状态的两岸关系带来了新的变化。

　　国共两党展开了新一轮的角逐，与以前大相径庭的是，角逐方式由战场上的你死我活，转到国际舞台上的针锋相对。

　　影响国共两党在国际舞台上展开新角逐的重要因素就是美国。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出于对美国国家利益的考虑和缓解危机的需要，立即着手改善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

　　在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同时，中国政府也开始对世界形势和国际格局进行了重新审视、估量和调整，其中首要的便是对台湾问题有重大影响的中美关系。

　　1971年3月底，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无疑为中美关系的改善提供巨大的历史转变契机。

　　毛泽东在周恩来的建议下亲自做出了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决定。尼克松完全没有料到，打破美中外交坚冰的竟是小小的乒乓球。他立即批准接受邀请。

　　在中美关系史上，这是一个举世震惊的重大事件，不同国度、不同观念的政治家和外交家都不约而同地为这一举动而喝彩、而倾倒。周恩来以他高超的外交手腕，改写了中美两国的关系史。

　　4月10日至17日，美国乒乓球队被作为前来打开中美友好关系之门的外交使节，在北京受到特别接待与隆重欢迎。14日下午，周恩来破格会见了美国乒乓球代表团，郑重地宣布：“现在，门打开了。”

　　尼克松无疑是美国历史上那种善于审时度势、顺乎时代发展潮流、具有远见卓识的领袖人物。在周恩来会见美国乒乓球队的消息传到华盛顿的当天，他就发表了一项包括迅速发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到美国访问的个人或团体签证等5项决定。

　　美国对中国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封锁大堤终于一块一块地崩塌了，中美关系的大门打开了。

　　7月9日至11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北京同周恩来进行了秘密会谈，为尼克松访华做必要的准备和安排。

　　1972年2月21日11时30分，尼克松乘坐的专机飞越太平洋，平稳地停在北京西郊机场的候机楼前。舱门开了，尼克松与夫人帕特走出舱门，向舷梯下走来。当尼克松下梯走到一半时，周恩来开始鼓掌，尼克松略停一下，也按中国的习惯报以鼓掌。

　　尼克松走下舷梯，向前伸出了右手，周恩来站在原地亦做出了握手的准备。一步！二步！三步！尼克松迈着大步子，与周恩来握手了。这一次划时代的握手，足足持续了一分钟。

　　周恩来对尼克松说：“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啊！”

　　14时40分，尼克松与基辛格在周恩来的陪同下走进了毛泽东那间陈设简单、放满了书籍的书房。

　　毛泽东高兴地与尼克松握手，笑眯眯地望着这位年富力强的总统，不无幽默地说：“我们的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可不喜欢你来。”他挥动了一下那足以扭转乾坤的手，继续说，“他叫我们共匪”。

　　尼克松问：“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道主席叫他什么？”

　　毛泽东听完翻译的转述，笑了。坐在一边的周恩来答道：“一般地说，我们叫他们‘蒋帮’。有时在报上我们叫他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我们只不过是互相骂骂而已。”

　　毛泽东说：“其实，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同他的交情长得多。”

　　这三位历史伟人在谈笑之中对他们过去的恩恩怨怨作了白描般的勾勒，尼克松以他明智的举止，博得了中国共产党的好感。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晤。但却是在幽默戏谑与玩笑的气氛中进行的，一些十分严肃的原则性的主题在毛泽东诙谐的随意的谈吐中暗示出来。基辛格后来把这次谈话比喻作瓦格纳歌剧的序曲，需要加以发展才能显示出它们的意义。

　　尼克松访华期间，中美双方进行了多次艰苦的会谈，最终达成了共识。

　　2月27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公布了《联合公报》，史称“中美上海公报”。

　　在“公报”中，美国第一次公开正式承认：中国只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尼克松的访华和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发表，是中美关系史上、也是台湾海峡角逐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当通过电视看到尼克松与周恩来双手紧握的场面，蒋介石无奈地写下“庄敬自强，处变不惊”八个大字。

　　中美关系这一崭新的变化，被台湾学者称为“尼克松震撼”，它在台湾造成的冲击和不安，唯有1949年蒋介石逃台之始的困境可相比。由于美国的“抛弃”，台湾一夜之间变成了国际孤儿，岛内民众和官员为此颇感恐慌，大有世界末日来临之感。

　　在国际局势纷纷变幻的大背景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日渐提高，与之建交的国家不断增多，并于1971年10月25日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而台湾当局孤悬海外，势力微薄而前途渺茫，暗淡无光，其代表也从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中被驱逐出去，陷入到古道西风的凄凉境地之中。

　　1975年春节前后，回台湾任“总统府资政”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接受蒋介石秘密使命，经秘密渠道向中共发来了邀请毛泽东访问台湾的信息。毛泽东反应了，他曾对二度复出担任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说：两岸要尽快实现“三通”，你可以代表我去台湾访问。没等共产党回音，陈立夫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假如我是毛泽东》一文，“欢迎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人民”。陈立夫特别呼吁毛泽东能“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两度合作的前例，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但遗憾的是，蒋介石还没等到回音就永远地走了。1975年4月5日，清明节，中国人悼念亡者的传统节日。子夜晨钟响起前的10分钟，蒋介石衰竭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蒋介石带着遗憾走了。他把自己的梦想留给了儿子。这是一个多么令人伤悲的梦。

　　1976年9月9日零点10分，毛泽东在49年前打响秋收起义枪声开始井冈创业的时刻合上了他生命的传奇书卷。

　　中国半个世纪的两位主笔人以各自的方式留下遗愿而去了，把统一留给了后来人。

　　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

　　蒋经国开放赴大陆探亲

　　蒋介石死了，他的时代结束了，台湾正式进入“蒋经国时代”。

　　几乎与蒋经国出掌台湾大政的同时，邓小平也第三次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决策层。

　　半个世纪前，邓小平与蒋经国曾同在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如今两位老同学又站到了同一条起跑线上，台湾海峡成了他们共同关注的焦点，国共两党的海峡角逐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邓小平展开他凌厉的和平统一攻势，不停向台湾当局发起冲击。蒋经国则顽固坚持反共拒和立场，勉力自保。美国人也或明或暗地介入国共两党的斗争中来，从而上演了一幕幕无声胜有声的历史性活剧。

　　历史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形势与中国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海峡两岸紧绷了20多年的神经开始放松，虎视眈眈的对抗逐渐消失。

　　1979年新年的钟声敲响了。这是新中国历史上一个值得怀念的日子，也是台湾海峡国共角逐历程中一个划时代的日子。

　　就在这一天，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政府宣布终止《美台共同防御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倡导和平统一祖国的重要政治声明，标志着对台方针政策又作了重要调整。

　　国防部长徐向前向全世界郑重宣布：“台湾是我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兄弟，为方便台、澎、金、马的军民同胞来大陆省亲会友，参观访问，和在台湾海峡航行和生活活动，我已命令福建前线部队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

　　邓小平也在全国政协举行的座谈会上说：“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

　　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述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新时期对台方针政策的进一步深化与发展。如果说《告台湾同胞书》确定了新时期中共“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的话，那么叶剑英的谈话则是对这一大政方针的具体化，其中的一些重要内容已经形成了完成国家统一的根本方针——“一国两制”的基本构想，这表明“和平统一”已成为中国共产党解决台湾问题的重大决策。

　　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剑英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是邓小平首次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概念。

　　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进一步阐述了实现台湾和祖国大陆和平统一的构想，使“一国两制”更加完备、充实，更加具体化、系统化。“一国两制”的主要内容包括“一个中国”、两制并存、高度自治、和平谈判以及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邓小平创造的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完成国家统一的基本构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共中央对台工作的根本方针，是中国政府一项长期不变的基本国策。

　　面对中国共产党人全方位和谈的政治攻势，看着如日东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壮大，蒋经国不得不调整对祖国大陆的政策策略，即放弃“反攻大陆”的口号，提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

　　和平的曙光悄悄降临海峡上空。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蒋经国的“三不”政策越来越行不通。在历史潮流的冲击下，岛内要求开放回大陆探亲的热潮空前高涨，就在这个时候，爆发了震惊两岸的“华航事件”。

　　1986年5月3日下午3时10分，一架大型波音747货机缓缓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机身上，赫然标志着“中华航空公司”几个大字。飞机在宽阔的跑道上停稳，仓门打开，机长王锡爵从舷梯上走了下来。刚刚得到消息的当地有关负责人正好赶到，心情激动的王锡爵一见到他们，便迫不及待地说：“我要和家人团聚，我要求到祖国大陆定居。”

　　这便是当时震惊海峡两岸的“华航事件”。然而，这一举动的意义，还远远不限于驾机到祖国大陆本身及一家骨肉的团聚，而是由此之后，在两岸沟通的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永载史册的“华航模式”。

　　进入80年代后期，蒋经国身体日渐衰弱，他感到来日无多。在祖国大陆对台政策的感召下，在岛内民意特别是台湾老兵要求回家探亲的压力下，以及台湾记者首次赴祖国大陆采访的推动下，蒋经国下决心要“向历史交代”，开放岛内民众赴祖国大陆探亲。

　　1987年初，国民党中央秘书长马树礼奉命集中有关部门开会研讨开放祖国大陆探亲案。据台报称：国民党内反映不一，保守气氛浓厚，阻力大。研讨的最后结果是，“准出不准进”、“条件从严”，使有资格到祖国大陆探亲的人减到最少为好。马树礼将此研究结果上报给蒋经国后，蒋经国极不满意，立即要求马树礼再组织研议。此时已是4、5月间，国民党全力从事解除“戒严”的研究工作，马树礼分身乏术，后来又为去留问题煞费思量，事情暂时耽搁下来。

　　7月，马树礼去职，李焕接掌国民党中央党部，直接策划开放祖国大陆探亲案，并很快订出了原则方案。

　　在研讨过程中，出现了两派意见。以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李焕为代表的一派主张，把开放探亲看作是调整大陆政策的第一步，随之将开放观光、贸易、体育交流与文化交流。以“行政院长”俞国华为代表的另一派主张“人道论”，即把开放探亲仅看作是基于“人道”的弹性措施，不是对大陆政策的调整，所以除探亲外，其他一切不变。

　　因两种主张各不相让，最后只好交蒋经国裁决。蒋经国本意支持李焕主张，但此时此刻又不能不考虑俞国华等人的意见，经深思熟虑，只得采取折中方案，不偏不倚。

　　历史不会忘记，蒋经国在人生的最后岁月为两岸人民做了一件好事。(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