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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台籍日本兵”

日期:2016-08-23 17:06 来源:《统一论坛》杂志 作者: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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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台湾青年作家廖信忠先后推出《我们台湾这些年》二部曲后,又于2014年出版新作《台湾这些年所知道的祖国》(以下简称《祖国》),甫一出版就赢得广大读者好评。书中主人公林水源的经历颇为传奇,先是作为台籍日本兵参加二战,前往南洋前线,后又于国共内战之际加入“国军”而与解放军兵戎相见,被俘后顺势成为一名解放军士兵,再后来更是作为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奔赴朝鲜前线,最终还是因被俘而自愿返回台湾。

  无独有偶,由香港导演吴宇森所执导的电影《太平轮》,同样也塑造了一位在抗日战争中被俘的台籍日军军医形象,也就是戏中金城武所扮演的严泽坤一角。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可发现,以上两例并非个案,在当时的台湾社会甚为普遍,众多林水源和严泽坤构成了二战日军中一个特殊群体——“台籍日本兵”(另有“台湾人日本兵”“台湾人原日本兵”“原台湾人日本兵”“台湾特别志愿兵”等不同称谓)。

  一、为何会有“台籍日本兵”

  为何会有“台籍日本兵”出现?对此问题的回答,可由大到小从两个面向入手。

  其一,到了日本全面侵华4年之后的1941年,日军由于兵源不足和战线拉得过长所导致的疲态日渐显现,亟需新生力量支援,而作为其殖民地已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台湾,无疑是最佳选择。

  凭借着优势兵力和整体国力占据绝对上峰,日军侵华之初曾大言不惭地叫嚣要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且不论战争实际进程与此妄言之间的落差越来越大,部分日本人和前线指挥官的头脑中之所以会有这样一种极为荒谬的预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日军的强大战斗力和陆海空协同配合战术,就已足够摧垮中国军队及其人民的抵抗意志,不可能存在所谓后继乏力的问题,因为他们认为在那时,战争已经结束,“大东亚共荣圈”的构建也已完成,可事实却并非如此。

  虽在战争之初部分通晓汉语的台湾人被征调前往中国大陆服务,担任军夫和翻译等辅助性工作,但他们却一直未赴战场前线。某种程度上,“台籍日本兵”的出现就表明日本已无力达成先前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目标,速战速决战略彻底失败。除了造成本身的消耗之外,日军也被中国军民顽强拖住,动弹不得,特别是在面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人民战争汪洋大海时,处处设防,反而更加被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军与以美国为首的盟国军队鏖战太平洋战场,同时又得应付东南亚战事,可谓左支右绌。

  其二,征调台湾人入伍同样也是日本殖民者意欲使其统治长久稳固的策略之需,如今来看,不得不说这是一招“狠棋”。

  一方面,日本将台湾视作为其供应生产原料的南进基地,所谓“工业日本、农业台湾”,透过日本国内的相关企业垄断台湾的米、糖生产,掠夺各种自然资源;另一方面,在文化教育领域极力推行隔离政策,以暴力镇压和高压摄服试图将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的血缘文化联结一刀斩断,实行同化政策,抑制中华文化发展,大力扶植日本文化在台湾生根落地,强迫台湾民众改日本姓、祭日本神、说日本话、读日本书,忠于日本天皇,改变原有生活习惯而逐渐日本化,此举目的即在于“把台湾与中国隔离,而与日本结合”,使台湾人在思维潜意识中成为“日本人”,而与祖国日渐疏离。

  但在现实面前,即便按要求做到了前述几点,台湾人事实上在整个社会结构中依然是次等公民,并不享有与日本人的同等地位,更谈不上任何“国民”待遇,如殖民统治机构中的高级职位概由日本人担任,而本地台湾人则只能担任下级职位。得利的只是少数上层绅商,他们借此发展为岛内首屈一指的大财团,成为日本在台湾经济的“代理人”。为了笼络人心,也为了能使台湾人在战争爆发后与日本人真正一条心,1937年全面侵华后,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全岛发起“皇民化运动”,务求把“日本国民精神”渗透进台湾人的日常生活方式之中,使台湾成为日本这部战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当兵入伍、为“皇军”效力则作为“皇民化运动”最为主要的措施被日本殖民者大力颂扬,并将其作为日台同一的重要举措来宣传。

  总体来说,“台籍日本兵”主要分为两大部分,其一是由原住民同胞所组成的“高砂义勇队”,“高砂”一词是风景美丽之意,语出自日本古籍中对台湾的称呼;其二则主要是由汉人组成。据统计,从1937年至1945年,台湾总督府共计招募军属126750名,1942年至1945年则招募80433名军人,两项相加使得“台籍日本兵”共计207183人,战死30304人,阵亡比例高达15%。

  日本殖民者虽然将“台籍日本兵”宣扬为台日亲善、“武运长久”的体现,但除了少部分台湾青年因受“皇民化”影响甚深,甘愿为“皇军”作战献身,踊跃报名之外,大多数“台籍日本兵”之所以为日本人卖命,主要还是来自于日本殖民者的威逼利诱。

  二、走上不归路

  1974年,一位驻守印度尼西亚摩罗泰岛的“台籍日本兵”史尼育旺(又译史尼雍,汉名李光辉,系阿美族)被当地人发现,此时距其1943年被派驻太平洋战场已有31年之久。由于与外界失去联系和对命令的无条件服从,史尼育旺在不知道日本已经投降的情况下独自坚守着“岗位”,其赤身裸体之惨状甚至被视为丛林“野人”。1975年回到台湾后,虽与已经改嫁的妻子破镜重圆,但由于无法适应战后台湾的生活而于1979年郁郁而终。撇开史尼育旺这一典型不谈,侯孝贤电影《悲情城市》中林文清的三嫂即是一位“台籍日本兵”的妻子,而她丈夫直至光复之后数年仍未回台返家,影片中具体人物的缺失倒给观众留下了更多想象空间,对于一个个原本完整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痛。

  “台籍日本兵”当初启程时的场面虽然极为热烈,但战争毕竟无比残酷,他们走上的其实是一条不归路,自身命运不定之外更为“台湾人的悲情与不幸”增添了注脚。

  由于“台籍日本兵”的征募主要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此时的日本已经在中国、东南亚和太平洋诸岛这三条战线与盟军交战,不仅气势上已不复开战之初那般咄咄逼人,战略态势和战争储运也朝着不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为防止哗变,日军一般将“台籍日本兵”送往东南亚战场和太平洋岛屿,有意使其远离中国大陆,所从事的要么是重体力活,要么是冲锋陷阵在最前沿,为日军当炮灰,从上述“台籍日本兵”的高阵亡比例就可看出日本人的居心叵测,事实绝不是他们所宣传的那样“台日一家”,“台籍日本兵”仅仅只是充当战争的工具而已。

  日本战败后,台湾光复,百万民众重新回到祖国怀抱,但“台籍日本兵”的悲剧宿命并未结束。除战死者之外,一部分滞留中国大陆的“台籍日本兵”被编入“国军”部队,和平没有持续多久即投入国共内战,廖信忠笔下的林水源就是如此;另一部分从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费尽千辛万苦回到台湾的“台籍日本兵”,则被日本和国民党政府视作弃儿,不闻不问,日本政府对他们没有支付任何赔偿金或抚恤金。直至1977年,部分在世“台籍日本兵”才在留日同乡会等团体协助下向日本政府提出补偿。经济窘困还不是最主要的,由于曾参加过日军,至少名义上是“侵略者”,这也使“台籍日本兵”在战后国民党统治时期处于一种政治不正确境地,工作难找,受人歧视,身份尴尬,而这些因素的加总使得这群人躁动不满,成为“二二八事件”中“打砸抢”的主力,也成为战后台湾社会内部“台独”“媚日”等言论和思想倾向的鼓吹者。

  三、战后的动荡纷扰

  1947年2月28日,因政府缉私人员在台北误伤烟贩,随后发生蔓延全岛的“二二八事件”。时至今日,虽已过去近70年,“二二八事件”仍是撬动台湾社会内部不同族群和党派神经的敏感议题,不同人基于相异立场对其所做解释可谓千差万别,甚至某些不该有争议的基本史实也因意识形态相左和选举考量而被扭曲、变形。

  以国民党为首的蓝营,一到“二二八”即如临大敌,在任党主席不论是否自愿,也都照例要出席相关纪念活动,“九十度鞠躬”向当年的受难者道歉,马英九主政台北以及整个台湾的前后16年(1998年至2006年担任台北市市长,2008年至2016年是台湾地区领导人),虽然受尽了不同意见者的“窝囊气”,但还是要在每年“二二八”重复着同样的忏悔动作。尽管这并未换来原谅与和解。

  相比之下,“二二八”却已然成为另一边以民进党为首的绿营的“政治提款机”,从陈水扁到蔡英文,口号换了一波又一波,调子也越来越好听,但都改变不了他们在“二二八”纪念日前后借诉诸悲情来影射当下,从而为自身政党或政治人物个人谋得利益、博取眼球,好似永远也没有结束的一天。“二二八事件”这一历史悲剧的发生并非如绿营人士论述中的“族群冲突”,主要还是彼时国共内战大背景之下的“官逼民反”,而在反抗国民党残暴统治的过程中,确有来自本省民众要求更大程度自治权和对政府官员施政的若干不满,但同样也有来自不少其他方面的杂音混于其间,包括美国驻台领事馆的干预,大量台湾光复后留台的日籍军人、浪人和部分“台籍日本兵”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后者的危害极大。

  首任台湾行政长官陈仪曾在向蒋介石的汇报中称:“‘留用日人’中,亦有想乘机扰乱者”,“前日人统制台湾时代所放逐火烧岛之浪人,光复后均能放回台。工作无着,旧性复萌。此暴动中最毒最有力之分子,即系此辈”。“台籍日本兵”甚至组成所谓“海南岛归台者同盟” “若樱敢死队”和“暗杀团”等组织,大肆袭击、捕杀外省人,制造仇恨和对立。如桃园和中坜地区的“台籍日本兵”,手拿棍棒到各家各户去敲门,大喊着“喂,大家出来,一起去打阿山仔”,曾当过日本海军兵长的林锦文就在彰化组织了“小林部队”反抗政府。

  “台籍日本兵”简传枝,日后在接受“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研究员蔡慧玉访问时回忆道:“二二八事件发生,很多以前去过海外的志愿兵或军属都参加了,也有人和我联络,要我下山参与。我当时只大约知道是很多人要起来反抗政府,便下山到罗东区公所去了解一下情形,当时聚集在区公所的人我大半不认识,这些人大部分是去海外的军属。”当然,“台籍日本兵”中也有在家回避事件和维持秩序者,如家住台北的李煌说,“在二二八事件时,我都躲在家里,没有出去惹事”,而郑春河则“负责募集二十多位同是到过海外当兵的北门郡第一期陆军志愿兵,一起到警察所帮忙看守约一周左右,并维持区署内的治安,每天巡逻两次”。

  历史已经远去,但并未消逝,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克罗齐(Bendetto Croce)曾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简言之,“台籍日本兵”已经成为历史名词,其背后所折射的这段台湾人遭受奴役、压迫的血泪史也已翻过,但不得不说的是,日本殖民台湾50年的深刻影响迄今犹存,特别表现在人的思维方式和思考向度这两个方面。通过对“台籍日本兵”历史的研究,不仅希望推动祖国大陆读者理解近现代台湾社会的波云诡谲和民众内心的感受,而且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在熟稔历史的基础上逐步消弭彼此之间的心防,增进双方互动和交流,加深感情,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两岸一家亲”“共圆中国梦”。在我们这代人身上,“绝不让国家分裂的悲剧重演”,以符合两岸中国人共同利益的方式实现国家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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