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与“二二八事件”
——《关键十六天：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评介
一
随着海峡两岸官民双方交流的频繁与日益热络，部分台湾文化人有关其家族历史或时代流转颠沛中自身经历的回忆录或传记式作品已被祖国大陆多家出版社引进，在图书市场上也取得不错销量，齐邦媛《巨流河》(三联书店2010年版)、亮轩《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吴锦勋《台湾，请听我说》(华夏出版社2015年版)、廖信忠《我们台湾这些年》(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和《台湾这些年所知道的祖国》(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等已经成为畅销书，无不受到祖国大陆读者热捧。
相较之下，台湾青年历史学者廖彦博，与近年来致力于昆曲推广、在华文世界有着广泛影响力的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对白先勇的父亲——国民党著名将领、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在两人此前各自已有研究基础上合著的《关键十六天：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以下简称《关键十六天》)，虽在叙述时段跨度上远不及前述几位所撰之书，但却更有深度，所用资料更为详尽，学术色彩更为浓厚。此外，作为“二二八事件”期间奉派赴台进行宣慰的中央代表，《关键十六天》以白崇禧为核心所建构的“二二八”话语体系，不仅是对两岸学界现有研究的补充和深化，而且也在岛内目前可谓呈现一边倒的“二二八”叙述模式外，另外再开了一扇窗户，这无疑有助于年轻世代能够更为全面、完整地了解“二二八事件”。
二
《关键十六天》体大思精、旁征博引、史料详实，正文后还附有多篇口述回忆和采访以佐正文，而书中那些用来配合文字叙述的相关照片，则更增添了全书的可读性和可视性。全书共分三编，第一部分 “止痛疗伤：关键十六天”，长达160余页，系全书主体，执笔者为廖彦博，乃是对白崇禧在台宣慰全程的完整记录，以诸多文献档案、报章杂志等极为丰富、多元的一手资料为基础，呈现了白崇禧宣慰工作的整体面貌，这也是本文评述的重点。第二部分由白先勇负责，涵盖6篇口述访谈，这些忆述也使白崇禧赴台宣慰这段历史不仅只存于冰冷的文献记载，也留在人们的鲜活记忆之中，而且也与廖彦博的史论相辅相成、互为佐证。最后则是史料选辑，主要是白崇禧宣慰台湾期间的函电、广播、演讲、文告和众多台籍人士在白崇禧去世后所送的挽联、挽诗，内中多有借此表达感谢白崇禧当年处理“二二八”善后仁慈宽厚之一面，正是白崇禧在台湾本省人心目中所享有的威望，也从一个侧面解答了白崇禧晚年为何会遭受情治人员的严密监控。
第一章 “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事件”从时代背景入手，交代“二二八”之所以会造成巨大伤痛的根源。其一为派系倾轧，也就是赴台接收的国民党各派系之间的内部权斗，这里面既有陈仪本人所属的政学系、以台湾省党部为主的“CC系”、以军警特为核心的黄埔系，也有青年学生所组成的“三青团”和“中统”“军统”两大情治单位。由于入台时间的先后顺序不同，各派系和情治单位在对台湾光复后的权力分配格局显然并不均衡，难免互有扞格，如陈仪行政长官公署即以其之前福建省政府班底为主，而抵台时间最早的“三青团”吸收了不少心向祖国的青年学子，等到台湾省党部建立以及其他派系入台时，既有政治地盘已多半被占。此外，内地赴台接收人员和台湾本省籍精英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则更增加了时局的复杂程度。作为最高行政长官的陈仪虽然私德不错，但其性格中的刚愎顽固及其与台湾民意完全隔绝则更使局面雪上加霜。政不通、人必失和。其二为政经失序，市面萧条、外贸阻滞、物价腾贵，政府统制政策与民争利、祖国大陆赴台人员贪赃不法与走私亏空等，整个社会已呈易燃之势。与抗战胜利后祖国大陆各地的接收变“劫收”相似，国民政府对台湾的接收不仅未能稳定社会秩序、安定人心，反而进一步加剧了社会混乱，引起人心不满，陈仪一年多治理之下的台湾经济与社会“却一步步走向失序骚乱、民怨沸腾的临界点”。其三为镇压捕杀。面对来自“处委会”所提要求的层层加码，以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芬为首的强硬派一开始就主张强力镇压，而陈仪的颟顸不决及其向南京所呈报告中将事件诿过于共产党的做法更使平和落幕不可能，毫无转圜余地，而蒋介石所熟稔的也恰恰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惯用的“先剿后抚”，大开杀戒至此已成定局，剿灭“叛乱”后再行安抚。正当“全台各地人心惶惶，谣言四起”之时，白崇禧衔命来台，负责宣慰。
接下来的“白崇禧奉命宣慰”“宣慰前准备与波折”两章，详述为何会选定白崇禧赴台宣慰和他在赴台前所做的相关准备。就前者而言，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源自白崇禧在诸多党国大员中杰出的军政能力、个人胆识及其与蒋介石之间彼时尚能保持的合作、信任和相互尊重，这使得疑心甚重的蒋介石对于白崇禧此行能够放心，也相信其有能力完成使命，毕竟两人自抗战军兴以来形成良好互动。由于白崇禧协助李宗仁于隔年所举行的“副总统”选举中赢得胜选而与蒋介石关系破裂，且直至白崇禧去世都未能修复，此为后话。另一方面则与当时的中国时局有关。1946年6月，全面内战开打后已有半年多时间，国民党军队由起初的全面进攻转向重点攻击山东解放区和延安，美国特使马歇尔的调停在1947年初宣告失败，“阁揆”宋子文也因抛售黄金政策失败下台，蒋介石所领导下的国民党政府统治日渐走入死胡同，蒋介石这时已无暇顾及地处边陲的台湾省情，急需白崇禧这样的“干臣”能在短时间内尽速平复乱局，使之转危为安，而白崇禧在军中所享有的崇高威望当能令其抵台后调和各方诉求。
白崇禧接到宣慰命令时正以全国绥靖区政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身份督导华北绥靖区政务，3月8日奉召返回南京。在接受蒋介石面授机宜之后，白崇禧确立“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作为处理“二二八事件”的总原则。依此为据，在和台湾省党部主委李翼中、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共同讨论后，制定了“国防部长白崇禧呈报处理台湾事件办法”，这也就是白崇禧抵台后公布的“宣字第一号布告”。此外，白崇禧还电邀人在广东的丘逢甲之子丘念台一同赴台，协助宣慰。
第四章 “宣慰行程逐日记要”，对白崇禧抵台的3月17日至离台前的4月1日每一天各项活动巨细靡遗、全盘呈现，最大程度还原，使读者能对白崇禧的宣慰有一整体轮廓，笔者在此也按其时间顺序择要摘记。
3月17日中午12时35分，白崇禧乘专机抵达台北松山机场，随员包括国防部陆军总部副参谋长冷欣、史料局局长吴石、法规司司长何孝元，台湾省党部主委李翼中、“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处长蒋经国、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国防部职员陈岚峰、部长侍从秘书杨受琼、秘书朱瑞元、参谋钟长江、总务处处长张鹤龄等人。下午，在住地台北宾馆会见国民参政员林献堂；晚6时半，向全省广播，发布先前已经拟好的“宣字第一号布告”。
3月18日上午，巡视地处台北市的党政军各机关；下午3时，在台北宾馆分别会见李翼中、警备总部参谋长柯远芬、“三青团”台湾支团主任李友邦、整编第二十一师师长刘雨卿、空军台湾区司令郝中和、省议会参议长黄朝琴等人。
3月19日上午9时半，从台北往基隆考察；下午2时，向基隆要塞司令部全体官兵训话；晚6时，受林献堂等人邀请在台北宾馆便宴。
3月20日上午10时至12时，与陈仪举行会议；下午3时，在长官公署大礼堂向公署及各机关全体职员训话；晚6时半，向青年学生广播。
3月21日上午9时，搭专机飞屏东宣慰；下午1时40分，乘火车抵达高雄，巡视高雄要塞和左营军港；4时30分，于左营海军第三基地司令部召开座谈会。
3月22日上午11时，抵台南，参观延平郡王府和赤崁楼；下午1时北上宣慰，3时抵嘉义，于市政府对各界代表训话；晚6时20分，路经彰化，下车宣抚；晚7时，应台中各界邀请参加公宴；晚8时半，在台中广播电台向中部民众广播。
3月23日上午9时40分，在台中市政府礼堂对各机关首长及地方人士谈话；12时30分，由林献堂等人作陪前往日月潭；下午4时30分，抵达日月潭，夜宿涵碧楼。
3月24日，在台电协理柳德玉陪同下游览日月潭；11时40分，在涵碧楼会见信义乡乡长柯枝及台湾少数民族代表全万盛等50余人。
3月25日下午1时40分，抵新竹市宣慰；下午4时10分，抵达桃园；晚6时10分，返回台北，结束5天各地宣抚行程。
3月26日上午，在台北宾馆会见省参议会议长黄朝琴等5人；下午2时，召集冷欣等高级幕僚会议；下午4时，与陈仪、长官公署各处首长会议；晚7时，在台湾广播电台向全省少数民族同胞广播。
3月27日上午10时，在长官公署教育处处长范寿康、台大校长陆志鸿陪同下前往台大法商学院广场，对台北各校教职员和学生约8000人训话；中午，与闽台监察使、监察委员何汉文交换意见；下午3时，由民政处处长周一鹗陪同祭祀圆山忠烈祠，之后前往台大医院、省立医院等处慰问伤者；晚8时，在台湾广播电台向全国同胞及国内外侨胞广播，报告“二二八事件”。
3月28日上午10时，在台北中山堂召集省参议员、台北县市参议员、各区区长和里长等地方基层干部1000余人训话；下午3时，召集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芬等人会议。
3月29日上午10时，于圆山忠烈祠主持公祭；下午3时，游台北市动物园；下午5时，参观台湾电影摄制场。
3月30日上午，会见范寿康和陆志鸿；下午2时，和陈仪晤谈，召集在台军政首长开会讨论善后问题。
3月31日上午8时许，邀请林献堂在台北宾馆谈话；下午3时，与陈仪、葛敬恩、柯远芬等开会商讨；晚9时，在邱念台陪同下再与林献堂谈话。
4月1日下午5时，在台北宾馆召开到台后首次记者招待会，发表书面谈话；晚6时半，在台北宾馆招待各机关首长及地方士绅50余人。
4月2日上午9时20分，搭机离台，返回南京复命，邱念台同机随行；中午12时，到达南京空运大队机场。至此结束为期16天的宣慰。
最后两章“返京后建议与奖惩”“宣慰报告书的评析”，着重于白崇禧返回南京后就“二二八事件”及其宣慰全程向国民党中央所做的汇报。4月6日，白崇禧完成《宣慰台湾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一册，就如何改善台政提出具体意见。政治上将原有的长官公署改组为台湾省政府，运作方式采委员会制，委员尽量任用台籍精英，县市各级主管也以台人优先；经济上裁撤专卖局和公卖局，除重工业外，轻工业可开放民营，政府不再与民争利；教育上则大力推行国语运动，尽速培养师资，核心在于“台胞祖国化”，培养台湾人的祖国意识；军事上则应军民分治、健全体制，省府主席不再兼任警备总司令，避免大权独揽。对于在处理“二二八事件”过程中以陈仪为首的台湾军政首长的表现，白崇禧则在奖惩意见中明确提出撤换陈仪，查办柯远芬和奖励彭孟缉区隔对待。事后来看，白崇禧对陈仪、柯远芬处置并无不妥，也较少争议，但他对彭孟缉的肯定则引起不少议论乃至批评。作者认为，对彭孟缉的态度之所以有别于陈仪、柯远芬，还是在于彭孟缉遇事时的“独断应变”，能够短时间内稳住高雄局势，主要还是白崇禧基于军事作战层面和政府考量后所做的判断，而反观现今的“二二八”主流叙事话语，彭孟缉已被定性为不折不扣的“高雄屠夫”。
“宣慰报告书的评析”进一步对《报告书》内容作详细分析，白崇禧从“二二八事件”发生的远近因和事件经过，以及政府因应处理的过程、宣慰经过和改革建议3方面做了一番全面回顾。《报告书》仍将少数分子的煽动作为事件爆发的直接原因，而陈仪主政的失当则退居为次因。作者指出，《报告书》在性质上是当时官方的内部调查报告，并不对外公布，其对少数野心家反动言论挑唆致使事件爆发的坚持代表了国共内战格局下的官方观点，也成为国民党入台后应对“二二八事件”的主基调，而白崇禧所提的一系列改革建议则由于内战影响而无法落实，其宣慰台湾的主要作用仍然在于本书题名所示的止痛疗伤，也就是以自身威望最大限度禁止滥捕滥杀、非法拘禁，保全了不少台湾本省精英，同时也对军队纪律严加管束，从而避免了人员和财产的进一步损失。
三
综观全书，《关键十六天》虽然并非论述白崇禧与“二二八事件”的第一部作品，却是就该问题所做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深挖之作，说它填补了空白也并不为过。正因为此，与其他论著不同，《关键十六天》以白崇禧宣慰台湾作为主体而展开对“二二八事件”的研究，不仅在观照视角上跳脱了单一的台湾本岛范围，而是将其纳入抗战胜利后中国整体时局的演变趋势中，从而在大的时空背景下能够更为准确地把握“二二八事件”发生前后的台湾民情脉动，以及白崇禧宣慰背后所潜藏的国民党政府，上至最高领导人蒋介石、下至党内各派系之间的政治盘算。在研究方法上，《关键十六天》的主干部分采用中国传统实录体史学形式，较为完整地呈现了白崇禧宣慰台湾期间的行程与活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历史学研究的最基本要求——“如实直说”，也在另一个侧面推动了对白崇禧个人的研究，将人们过往记忆中在北伐和抗战时期有功的白崇禧印象延伸至战后台湾政局的整顿，而他在宣慰过程中与蒋介石之间的互动也更为明确了两人关系史演变的时间坐标，为白崇禧晚年在台命运的悲苦埋下了伏笔。此外，《关键十六天》也将助益于完善“二二八事件”的历史拼图，给予人们以正确的“二二八”认知，纠正不少已经被政治对立扭曲化了的错误谬论，结束岛内每年一到“二二八”前后即起的无休止悲情乃至滥情，真正迈向和解与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