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俊雄：构建中美安全新关系

　　5月15日,由总参谋长陈炳德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代表团抵达美国，开始为期一周的访问。陈炳德这次访问可以说是与美国军方进行了一次直言不讳的平等对话，双方阐述了各自的观点、立场和关注的核心，这有助于建立新形势下的两军关系及重塑中美安全关系。

　　过去20年来，中美军事关系很不稳定，并且随着更广泛的中美关系变动而时好时坏。过去的事例显示，每当中美关系发生摩擦时，两军的联系便中断。这是非常危险的。正因为紧张局势上升，更需要保持联系渠道畅通，以免误判导致冲突。国际社会的共识是中美关系，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发生冲突的代价太大，全球都承受不起，因此中美两国和两军都有义务建立机制化的对话。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是朝这个方向进行的一个重要步骤，在第三轮对话中加入了安全对话的内容，更是明智之举，陈炳德的访问，显示双方都认为必须建立公开、透明的联系渠道，增进彼此的了解和信任。

　　归根结底，中美双方都认识到任何一方都无法赞同对方的所有目标，但是双方都可以努力确定和发展互补的利益，确保合作、避免冲突。在这次会谈中，双方都亮出了底牌，承认分歧的存在，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共同合作的领域。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指出，尽管有分歧，但会谈是非常坦诚、深刻和富有成效的。他说，双方花了大量时间，努力从各自的观点，讨论安全环境，进一步了解彼此的共同利益。他相信，美中双方已经建立了一个基础，更好地说明彼此的立场和可以展望对各自的行动有更好的彼此透明度。

　　毫无疑问，台湾问题尤其是对台军售问题，仍然是中美关系最大的瓶颈之一。陈炳德在美国国防大学演讲时指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所在。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也是坚定不移的。他说，如果美国能够设身处地的支持和了解中国对台湾的立场，并且审慎处理两国之间的主要敏感问题，中美国与国及两军关系就能够健康、稳定和持续地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在与马伦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当被问及美国对台军售会不会影响中美关系时，他坦言肯定会，至于会影响到什么程度要看美国对台军售的程度来决定。但他也知道这个问题不可能一步到位，因此，在接受《香港商报》采访时，陈炳德表示希望美方释出更多善意，从减少对台军售做起，逐步消除彼此间的分歧。至于“与台湾关系法”，陈炳德批评说，美国制定“与台湾关系法”干涉中国内政“太霸道”了。他说，有些国会议员也表示，必须重新审视“与台湾关系法”。马伦则回应说，他理解陈炳德的说法，美方将根据“与台湾关系法”注意事态的发展，直到情势有所改变。改变“与台湾关系法”是国会的责任，目前有些讨论，但现在还不是优先事项。

　　有些分析家认为，美国如何处理与台湾的关系以便改善其与中国大陆关系的讨论将日益增加。基辛格在其《论中国》一书中指出，对台军售长期将导致冲突。台湾问题只能谈判解决。美国海军作战学院战略研究系副教授莱尔·戈尔茨坦(Lyle Goldstein)在“重塑美中安全”一文中表示，对台军售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两岸军事力量的对比。因此，应该逐渐缩减并最后停止对台军售。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美国不应该将台湾作为其在亚洲的战略基地。美国海军上将、前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比尔·欧文(Bill Owen)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指出，由于两岸关系已经获得基本改善，美国不再需要对台售武。他认为，基于“与台湾关系法”对台售武并不符合美国最佳利益。对过时的立法进行审查是必要的，而中国会认为这是美国真正尝试建立一种可发展为开放、信任甚至是友谊的新关系。前驻华大使、前太平洋舰队司令、海军上将普利赫(Joseph Prueher)和前太平洋司令、海军上将基廷(Timothy Keating)以及中央情报局东亚情报官希恩(James Shinn)也纷纷提出各种理由，主张停止对台军售，废弃“与台湾关系法”。其他有影响力的外交政策杂志如《外交事务》，也刊载了美国必须改变对台政策的文章。

　　其次，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也是中美关系中主要的矛盾之一。近年来，由于中国海军逐渐从近海走向远洋，军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美国认为这一发展趋势有可能挑战它在该区域的霸权地位，因此，有必要强化它在该区域的军事同盟。美国还借口中国军事不透明，频繁利用机舰监测、侦察中国海岸。中方认为，美国此举不仅是企图遏制中国的发展，而且还可能使军事冲突的危机增加，2001年4月海南岛EP-3事件就是其中的一个例证。陈炳德在美国国防大学的演讲和联合记者会上坦言，中国“从来不打算向美国挑战”，中国的武器装备起码落后美国20年，也不具备向美国挑战的能力。中国“欢迎美国在维护与促进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陈炳德认为，重要的是“加强对话与沟通，增强战略互信，避免相互猜疑。”他指出，中美两国“对于地区和全球的和平与稳定负有重大的责任”。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说道，“我认为，美国必须仍是亚洲的一部分。我认为美国必须与许多国家保持关系才足以表明这一点。但这种关系不是以军事围堵为基础，而是在与中国合作的框架内。能不能做到这一点？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基辛格在5月14日为《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美国公开计划基于围堵中国把亚洲组织起来，或建立一个民主国家集团进行意识形态的十字军，是不可能成功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是多数邻国不可或缺的贸易伙伴。同样地，中国要想把美国排除出亚洲的经济和安全事务之外，也会遭到几乎所有其他亚洲国家的严重抗拒，因为它们害怕由一个强国统治该区域的后果。中美关系的适当标记不是伙伴关系而是“共同演进”(Co-evolution)关系。这就是说，两国都努力从事国内的要务，尽可能进行合作，并且调整它们的关系，尽量减少冲突。即将接替盖茨担任国防部长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帕内塔(Leon E. Panetta)6月9日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上答询时强调，亚太地区对美国在战略上很重要。美国必须维持在亚太地区的部署，信守对盟国的承诺，同时美国应维持及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他说，美国不应与中国相互对抗，而应合作。基辛格认为，美中两国虽然有基本的文化分歧，但美国与中国合作，共建新的“太平洋共同体”，符合美国和中国的利益。

　　除此之外，双方共同关切的还有诸如太空和网络安全，防止核扩散，保持海上通道安全、顺畅等问题。关于这些问题，欧文认为，美中应该寻求新的共同点和彼此合作的一些途径，来让双方成为坚定的伙伴。他建议：第一，签署一项不首先发动网络攻击的协议；第二，展开联合打击海盗的行动；第三，合作建立一个以太空为基础的信息体系，实现全球军事透明化；第四，承诺不在太空部署武器，尽早减少并最终消除核武器。要达成以上几点建议必须增进战略互信，加强对话和沟通，达成共识而不是彼此猜疑。陈炳德说，在他看来，两国和两军之间合作是主流，尽管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在某些主要问题上，双方仍有广泛的共识。

　　冷战已经结束20年了，但中美之间没有在安全和战略意图方面建立互信。两军关系远远落后于两国经济和其他领域的关系。陈炳德认为：中美军事关系应以相互尊重为前提，以双方根本利益为核心，以沟通交流为基础，以务实合作为抓手，以互利共赢为目标；要积极开展两军各领域的交流对话与务实合作，以交流促互信、以互信促合作、以合作促发展，中美两军将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机制性对话与专业交流；要妥善处理分歧和重大敏感问题。这样，就能推动中美军事关系新发展。马伦说，发展两军关系符合双方利益，两军在许多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有着很大的合作空间。美方愿意与中方加强对话沟通，积极开展各领域的合作。在这次会谈中，双方尽管在一些问题上仍是各抒己见，但还是签订了六项协议。

　　莱尔·戈尔茨坦认为，“中国的崛起总体来说是和平的，美国对中国的崛起过分担心反而会加剧冷战的危险。”中美两国和两军之间毫无疑问仍然存在着一些分歧，解决的办法是不要带着防范、竞争或警惕的心理，而是代之以合作、开发和信任去处理。40多年前中美恢复接触，当时的领导人不为日常事务所拘束，而是站得高，看得远，不只着眼于现在，更重要的是看到将来。他们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中美两国承担着全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的重大责任，它们理应根据新的形势，建构新的安全关系。

　　(作者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美国纽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