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横《台湾通史》中的国族想象

　　　三、连横的经历与《台湾通史》撰写的背景

　　连横，字武公，号雅堂，又号剑花，公元一八七八年出生于台南市，其先祖系于清康熙中叶由福建漳州龙溪县来台，卜居于台湾府城宁南坊马兵营，该地为郑氏治台时之驻兵地，因得名。据连横自白，连氏之先祖对于明朔之亡与异族统治，深有左衽之痛，乃隐遯至台，居处于郑氏故垒，并自其始祖兴位公始，至其祖、父，“皆遗命以明服殓”，贻子孙故国之思；同时，连氏一族皆“守璞抱贞，代有潜德。稽古读书，不应科试”。 “誓不仕清”既垂为连家世代遵奉的家规，连横理当如渠之自我期许——淑慎其身，并效法台湾过去前贤诸老践履伯夷、叔齐之义不食周粟之道——而不应科举，“以无惭于君子、无陨先人之懿德”才是，但事实上在台湾割日后，连横曾于公元一九○二年赴厦门捐监，并应乡试，不第而已。

　　其实，连横之诗文虽常举民族之大义，但其行止受当世或后世之人有所争议之处，非止一端，举其要者，尚包括：渠附和日人鸦片特许专卖政策，甚至为文力主缓禁鸦片；《台湾通史》付梓之时，渠为求顺利出版，竟将原本第四卷《独立纪》——该卷主要记述台湾民主国的史实——的篇名从日人之善改为《过渡纪》，亦犯中国史家素重史笔者之大忌，颇受曲笔阿日之讥；最后，他虽常以“余，台湾人也”自我标榜，但晚年却雅不欲其哲嗣连震东为——“台湾人”，盖期其为一真正之中国人也。对于连横之言行不一或矛盾的事实，或有论者回护连横，认为是渠之个性文弱使然，这与他的家庭背景有关，盖受其父过于钟爱所致。

　　但细究连横所遭受之訾议，显然是出自于特定的国族立场价值——这些价值会因时推移，且正是本文探讨的核心，笔者将于稍后的节段中再进一步讨论。亦即是，连横的行止，适可以为一案例去说明当时的台湾菁英份子如何依违在几组族群想象之间。这些想象，有些看似泾渭分明但实则又暧昧难明，有些看似有所涵摄但又互斥：包括汉族种性认同与中华国族的文化认同、台湾本岛人与日本人的认同、以及台湾人与中国人认同。

　　诚如前述，连横在我族认同观点的形成，受庭训之影响极大；至于渠史观之形成，亦自承得之家教甚大。连横的父亲连永昌虽从事商贾，却素重子嗣的教育，不但时常亲自督促孩子的学习，也与他们谈论天下大事及做人处事的道理。连永昌自己平日嗜读历史书籍，包括《左传》、《战国策》、以及《三国演义》皆甚详熟，所言者亦多古之忠义故事。

　　对连家而言，历史之思考乃在“葆扬国光，亦唯种性之昏庸是儆”。连横十二岁时，连永昌以两金购一部由余文仪主纂修的《续修台湾府志》授予连横，并诫之曰：“汝为台湾人，不可不知台湾事。”余志成书于乾隆十九年，连横病其误谬、文采不彰。渠指：

　　“顾自海通以来，西力东渐，运会之趋，莫可阻遏。于是而有英人之役、有美船之役、有法军之役；外交兵祸，相逼而来，而旧志不及载也。草泽群雄，后先崛起，朱、林以下，辄启兵戎，喋血山河，藉言恢复，而旧志亦不备载也。续以建省之议，开山抚番，析疆增吏，正经界、筹军防、兴土宜、励教育，纲举目张，百事俱作，台湾气象一新矣。”

　　此可知连横对旧志不满之处有二。其一，旧志长年未曾增补，虽另新有厅、县志之纂修，但局促一隅，无关全局，而书又已旧。苟欲以二、三陈编，而知台湾大势，是犹以管窥天、以蠡测海，已经无法由此探知台湾当时的最新发展气象。其二，之前的台湾志书，皆由官修，因此《续修台湾府志》根据当权者的政治立场而进行撰述，“其所记载，仅隶有清一朝，荷人、郑氏之事阙而弗录，竟以岛夷、海寇视之”；尤其，对于朱一贵事件、林爽文事件之降的反政府的群众暴力事件(collectiveviolence)之记载，全出于成王败寇之定论，而忽略了这些民变在族群“光复”的意义，这就与连横的族群立场明显不合。由既存的史料看起来，朱、林等民变，是否真如连横所叙述者乃为族群光复之运动，固然可疑；然而，郑成功之据台抗清，确有求汉族政权光复之意义。所以，当时连横对旧志之“每蔑延平大义”、于诸臣中“且无有道者”，颇恨之，乃决心发箧出书，冀补旧志之缺。

　　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于翌年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将台 湾割予日本；这对在台湾的汉人移民造成很大的感情波动。从这个时期他的诗作看来，连横也被这股国破的愁怅所感染，故勤读杜诗；所作诗文，亦有故国遗民之情绪，如：“马上英雄气慨然，断流直欲扫腥膻；指挥能事乾坤转，驱逐相随道路绵。夜月闲吟杨柳地，春风得意杏花天；中原今日忧多日，壮志何容祖逖先。”不过，连横此时适逢丁忧，依旧制奉讳家居，然守丧未居期，即「走番仔反」至福建，又辗转至上海入圣约翰大学欲修习俄文，但旋即奉母命返台成婚，而未竟学业。一八九九年起，连横先后曾于台湾的《台澎日报》、《台南新报》，及厦门的《鹭江报》、和《日日新报》任主笔；期间参与栎社等诗社活动，诗社是当时台湾知识分子的重要文化活动。一九○八年，连氏至台中任《台湾新闻社》主笔，借住林献堂别墅，期间，连横已积极进行史料的的阅读，以为着史之准备。一九一○年，梁启超访台，连横曾随林献堂接待梁启超；梁氏访台对于台湾民族运动颇有启发，渠以为中国在卅年之内无能力可对台湾之民族运动施予援手，乃勉励台湾人应效法爱尔兰抗英之策略，应舍武力反抗，而转以扩大政治参与着手，再逐渐扩大对日本殖民政府的压力。当然，梁启超是中国国族史学革命的旗手，但连横与梁启超之间虽然有诗书赠答，但就现有资料难以证明梁启超对连横在史学著述上有何具体之启发。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四年，连横进行了一次长期的中国大陆之旅，足迹遍及上海、杭州、北京、武昌、汉口、沈阳等地，并曾短期受聘于清史馆，任名誉协修，这对他的台湾史著述甚有裨益，因为可以搜集并抄录馆中所藏相关之档案史料。之后这一段日子，或滞于中国、或归台继续从事报业，以公务之余，着手著述，耗时十年，而《台湾通史》终祇于成。

　　四、台湾与中国的相对关系—在正统的框架下写台湾本纪对人类活动的面向而言，时间是基本单位，而历史则是人们去理解时间的途径。 法国史学年鉴学派大将布洛克(MarkBloch)指出，历史是“在时间中人的科学”。因此，如何处理人群与时间的对应，则是建构国族历史时首先面对的课题。班乃迪特．安德森就指出：人类对于“时间理解”的变迁，才使得国族的转换与产生变成可能。安德森援引华特．班哲明(Walter Benjamin)所指的“弥赛亚时间(Messianictime)”，认为这种“将过去和未来汇聚成稍纵即逝的现在”的“同时性(simultaneity)”时间概念，转变成同质的(homogeneous)、空洞的(empty)时间概念，正是导致国族主义之所以产生的文化根源。

　　时间观念理解的改变，也与启蒙时代后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相生，而裨益于国族史学范式的产生。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本于理性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规律，只是各社会发展的时间缓急不同而已。启蒙史家则倾于运用科学理性，解释历史整体发展的规律；这条规律在启蒙史家眼中所揭示的意义，则在人类将随时间前进而持续不断地进步。这种带有目的论(teleological)的历史范式，是建构在直线式时间观念的基础之上，迥异于中古世纪神命论的时间观念。如果正如安德森所言，“‘国族’总是从一个无从追忆的过去浮现出来，而且，更重要的是，也同时延伸向无垠的未来”，那以国族为叙述主体的历史写作重点，即在解释这个族群从起源到成为现代国族之间所有特殊时间上的连续性。杜赞奇则指出，国族的空间是在时间中不断向前移动的、并受界线所束缚的地理实体。他以为现代的国族历史学的取向，并非回溯到一个理想而真实的过去来得出其道德意义，而是以一种以进化论为基础的直线性模式指向未来；所以，对国族历史家而言，历史都只是再现(represent)了一定疆域上的特定人群进化的过程。

　　如是，以国族为写作主体的历史又被赋予了空间上的意义。

　　那末，连横进行历史写作时，如何处理历史单位、地理空间、与历史时间相对应的问题呢？若试先由整体时间断限来分析，《台湾通史》“起自隋代，终于割让”，话虽如此，连横在《台湾通史》的〈开辟纪〉中，仍是由台湾原住的土番写起，只是“高山之番，实为原始；而文献无征，搢绅之士固难言者”，各原住民族欠缺有清楚时间对应的文献，所以连横用中国的纪年为时间的标记，并以台湾与中国交通、并信而有征的事件作为具体的时间坐标。是故，虽然《台湾通史》叙事上及于秦汉之传说，但实“起自隋代”，这是因与台湾相关的史料见于载籍、而足征信者始于隋代尔。 又，这些可足征信的史料，皆采绎自中国的正史或野史，这无非使原住民族被排除于《台湾通史》叙述的主体之外。再言，《台湾通史》虽然起自隋代，但其重点则在十七世纪之后至割让之间三百年的史事，如连横于《台湾通史》之《自序》中所言：

　　“台湾固无史也。荷人启之、郑氏作之、清代营之，开物成务，以立我丕基，至于今三百有余年矣。”

　　“顾修史固难，修台之史更难，以今日而修之尤难。……然及今为之，尚非甚难。若再经十年、二十年而后修之，则真有难为者。是台湾三百年来之史，将无以昭示后人，又岂非今日我辈之罪乎？”

　　“洪维我祖宗渡大海，入荒陬，以拓殖斯土，为子孙万年之业者，其功伟矣。追怀先德，眷顾前途，若涉深渊，弥自儆惕。”

　　也就是说，所以连横历史写作的重点，就是“我族”渡海移民至台湾进行开拓、并建立移民社会的这一个共同的经验；而这个“我族”的范畴，依不同的历史情境，由小而大，连横用了“漳、泉之人”、“闽、粤之人”、“汉人”、“中国人”、及“华人”等词汇来涵括。这些词汇的相对涵摄关系，容于本文后半再行研讨。此处要指出的是，“渡大海，入荒陬，以拓殖斯土”的先人德业，从一种值得追怀的共同经验，透过连横的史笔的采择，成了一种在有助于“我族”边界浮现的“集体记忆”。从而，不具此共同移民台湾或其移民后裔的经验者—包括在岛上的原住民和远自宋代起即移民至澎湖者—被摒除在叙述的主体之外；同时，所谓“台湾史”也只有三百年而已。是故，在时间断限上，连横实开其后半世纪许多台湾史家昌言“台湾史四百年”这种带有以汉人、男性为中心史观之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