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横《台湾通史》中的国族想象

　　其二，是台湾的开辟者。必须附带说明的是，连横以为郑成功逐荷兰人而入据台湾，是使“台湾复为中国有矣”，“于是郑成功之威名震乎寰宇”； 又另 指陈：“（成功）一鼓而下，荷人降伏，送之归国，而台湾复始为我族有也。”

　　所以，郑成功亦有“国族的光复者”形象——这应是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连横，在现实生活中所亟求真有其人者，而把这种形象投射在先烈之上，以召唤、塑造先朝的历史记忆，即使这样的看法不见得符合历史事实。

　　缘郑氏入台前，并没有正式的汉人政权曾经有具体地在行政上管辖台湾，即使曾经有华人住居活动，但若以此论“光复”，又岂止一句勉强而已？更何况，连横为了塑造郑成功逐荷兰人是使光复中国故土的形象，在《开辟纪》中将郑成功入鹿耳门时给荷兰总督的信中，加油添醋，谓：“台湾者，中国之土地也。”所以，说“开辟者”可也；说“光复者”，则是一种扭曲。

　　若由表面端详连横所认知的郑成功，似乎涵摄了较渠稍前的中国国族主义先行者笔下所呈现的两种郑成功历史形象——抗御外侮的汉族英雄、以及开疆拓土的国族英雄。如笔者前面已经引述，这两种历史形象之产生，实为因应塑造中国国族为一想象共同体的需求。但是，在晚清的国族主义先行者笔下，这两种历史形象未始没有内在的冲突：前者系沿着汉族的种族边界想象中国国族，而这种边界其实所依据一种根基式的条件，缘此，有助于既有族群的内部动员；后者则强调国族的可扩张性，从而使族群的边界浮动更具弹性，有助于调和内部次族群的冲突，亦即在求一个更为大我族群能进化的前提下，小我族群间的不同，也许该要结构性的健忘掉。

　　若回归《台湾通史》的文本，来看连横叙史的策略，其实是沿着满、汉的族群边界重新想象国史。这看起来与晚清革命派的国族主义者看似一致。举隅比较之，一九○四年留日的学生匪石写了一篇〈中国爱国者郑成功传〉， 传中就将清 政权与中国区分开来，而直接将中国的历史前溯两百年而连接到明。匪石指：“明亡，中原沦陷，而犹有奉明正朔，为我中国留民族名号二十年者，委实惟（台湾）岛民之功”；又指：“自甲午之前，凡我中国之民始终不负我祖国者，台湾人也。迄甲午之岁，中间仅二百年，而台人奋身思起，求复郑氏之基业者，历史氏犹能道之。”

　　在后世的学者眼中，匪石的著作看起来，史料价值也许并不高。

　　但沈松侨则以另一种角度解读匪石的著作。渠以为：匪石等国族主义者，透过将已逝的历史人物重行编入一组以“国族”为核心的社会记忆内，“国族”遂能把原本杂音充斥、诸流并进的“过去”，“夺占(appropriate)”成为整体的国族历史。因此，在匪石等人的笔下，郑成功靠着在旧的躯壳下注入新的灵魂—国族主义—而重新“复活”。

　　虽然，在目标上—促进及巩固国族主义—和策略上—解构特定历史人物所既有的历史形象，并依据现时所需要的价值重新诠释，以塑造共同的历史记忆，求能凝聚一体的国族意识—与匪石是一致的，但连横在撰写台湾史时所选择的方法，并非如匪石等人是利用一种新创的历史框架与叙事结构；渠所解构的，也不是廿史纪初被力主史学革命者所诟病的那种“断烂朝报”式的历史叙事结构。连横应用的，反而是过去中国撰写正史者用以序君臣之义、明夷夏之辨的正统论——要以汉族这种根基式的条件来定义正统与否，也就是从而解构了有清一代官方以清政权所及之处为中国的这一套历史叙述。据渠自白，〈建国纪〉就是要“存正朔于沧溟，振天声于大汉也”，可证连横叙史，首重以汉族为正统之大义。而此大义，甚至是一种根基式的汉族中心主义，带有浓厚沙文主义式的族群偏见。且引连横《雅言》一则证之：“觉罗氏以东胡之族，入主中国，建号曰清，我延平郡王起而逐之，视如犬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