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真笔下的“两岸民生”

　　　　　　　　　　　　　　　　　　　　　王震亚

　　陈映真是当代台湾最有思想深度的作家之一。几十年来，他一直关注着海峡两岸骨肉的分离，
以及岛内专制统治的高压下，人们的生活及命运。近年来，岛内政权的更迭，以陈水扁为首的民进
党上台后，他更加关注两岸关系的未来走向。其文学作品具有极重要的现实意义。
　　陈映真自1959年推出短篇处女作《面摊》开始，至2001年发表中篇新作《忠孝公园》为止，在
长达40多年的时间里，陈映真创作了几十篇小说。从中可以清晰的看到，真挚、深切的人文关怀贯
穿始终。一如他的自白：“我一直认为文学艺术不应该只是作者自己的私事，一个好的作品，应该
能让迷惑的人得到清醒的认识，让忧伤的人得到安慰，让绝望的人重新点燃希望的灯火，让受挫折
的人有勇气再站起来，让一个受尽侮辱的人得到一些尊严……让人对于生活的本质有清醒的把握。
”
　　近年来，台湾政坛、文坛上“台独”活动颇为猖獗。在此情况下，细读陈映真取材于两岸关系
与时局变化的旧作与新篇，显得尤其必要。一道海峡，把血脉相连的骨肉同胞，分隔了几十年。对
此，一切爱国人士无不痛心疾首。陈映真是作家，自言“是个死不悔改的‘统一派’”。他用笔来
表现、来思考，进而试图弥合这裂痕，捍卫台湾新文学的中国属性，维护民族统一的大业。
　　无疑，是历史造成了两岸的长久隔离、大陆人与台湾人间的种种差异与矛盾。这是任何一个作
家都无法回避的现实。但某些台湾作家的作品强化或扭曲了这种矛盾。而陈映真却全无“省籍”的
顾虑与歧见。其特点是“对于寄寓于台湾的大陆人的沧桑传奇，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显示的兴
趣和关怀。”这种“兴趣和关怀”，自60年代始，至今未衰。
　　当然，陈映真也写到了大陆人与台湾本省人之间的疏离与隔阂，比如在小说《那么衰老的眼泪
》（1961）中，来自大陆的康先生，“诱惑了”台湾籍女仆阿金，与之同居。但囿于儿子的抵制与
潜意识里高于“本省人”的优越感，就强迫她堕胎。而在《一绿色之候鸟》（1964）中的大陆人季
叔城，迁台后收一台湾女佣为妻，遭到长子及社会的谴责与歧视，以致在原先任教的学校无法立足
，不得不另转一所学校，去过“差不多是退隐的生活”。所生幼子，亦只好送到乡下外婆家。如此
七八年，妻子终因抑郁苦闷而病逝。对于这种两岸人之间的疏离与对“本省人”的社会歧见，作者
感到的是无奈与不满。
　　不过，陈映真更关注大陆人与台湾本省人之间的理解与融洽相处。
　　60年代有《将军族》，写来自大陆的退伍老兵“三角脸”与曾被迫卖身的“本省人小瘦丫头儿
”之间的感人故事：5年前，均为天涯沦落人的他们在同一康乐队谋生。为了帮助年仅15岁的“小瘦
丫头儿”回家还债，已近40的“三角脸”把自己的3万元退伍金全都给了她，然后悄然隐去。然而，
还了钱的“小瘦丫头儿”仍被抓进花莲的妓院。5年后，已然赎身的她，终于找到了“三角脸”。但
一个如日出，正成熟丰满起来；一个如日落，逐渐衰老枯萎。一个遗憾：“我说过我要做你老婆”
，“可惜我的身子已经不干净，不行了。”另一个叹息：“此生此世，仿佛有一股力量把我们推向
悲惨、羞耻和破败。”不过，他们都寄望于来世：“正对，下一辈子罢。那时我们都像婴儿那么干
净。”70年代末有《夜行货车》，作品中的男主人公詹奕宏是出生于台湾南部的农家子弟，女主人
公刘小玲则是大陆人的后代。他们同在一家跨国公司工作，面对美国老板对中国人的蔑视而采取了
一致的抗议行动。由于两篇作品的主人公都分别设定为大陆人和台湾人，就使得两篇作品都具在了
更深层的意蕴。如果说，“三角脸”和“小瘦丫头”并肩死在蔗田里，象征海峡两岸同胞的终将融
合；那么刘小玲放弃出国的机会，答应与辞职的詹奕宏同返乡下去，则表明，维护民族尊严的爱国
精神，也为两岸同胞所共有。从中，亦可看出，作者的人性追求与希冀祖国统一的热望。
　　在1999年推出的小说《归乡》中，陈映真对历史的思考与现实的关注，更是超越了省籍的界限
。作品写台湾出生的杨斌（原名林世坤）于1946年被国民党征兵到大陆打内战，1949年被解放军俘
虏后便留在了大陆。待到20世纪90年代初回台湾探亲时，巳不会说台湾话了。从外观上看，分明是
大陆人的模样。显然，作者的意图是明确的，就是要“用这个故事来对于台湾区分外省人、本省人
的主流意识提出质问。”同时，作品也表明，“家族离散”的不仅是在台湾的“外省老兵”，如小
说中的老朱；也有滞留在大陆的台湾籍国民党老兵，如杨斌。虽然，此前已有不少作家的作品涉及
“外省老兵”的“离散”悲剧，但象杨斌这样的“台湾籍国民党老兵”的“离散”悲剧，确实在陈
映真笔下才率先得到充分的展示。小说既写到特殊年代对人命运的捉弄，如在大陆的历次政治运动
中，当年的台湾老兵大都“戴上‘历史反革命’和其他的帽子。”“为了政治，……丈夫和老婆，
部属和长宫，同事和同事，都划了界限。”那些“在战火中为了生存始终互相扶持的台湾同乡，也
互相写告发信，也把人不当人地整”。又写到物欲横流对人性的扭曲，如在台湾：80年代末，随着
资本独占化、集团化的日益严重，贫富差距愈来愈大，人与人的关系几乎全变成了金钱和商品的关
系。杨斌在台湾的大弟一家，因怕他回台湾分父亲留下的田产而毫不顾及亲情，拒绝具保，不给他
办理入境申请。对此，作者是深感痛心的。所以，小说还写到大陆“拨乱反正”后，杨斌终获“平
反”“当过县里的几届政协委员”；写他大陆籍的妻子，一再表示“人不能为了争财产就不做人”
；以及他在台湾的二弟之子林启贤，坚持“做人”的原则，出面具保，为他办理返台探亲的手续。
以此，与那种种的人生磨难和人性扭曲形成对比，让读者增强对民族未来的信心。看得出，作者的
视野、心胸是开阔的，它早已超越了省籍的界限，而对海峡两岸所有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包括物质
与精神两个方面）和命运遭遇都给予持久的关怀。而正是这种超越，使得陈映真在台湾作家中独具
特色、独领风骚。
　　近两年，台湾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动，民进党取代国民党获得了执政的地位。与之相应，一直关
注人的精神自由与两岸关系的陈映真的思考也更趋深广。
　　其一是，作家用小说的形式探寻国民党政权在台湾倒台的原因。例如，中篇近作《夜雾》中，
国民党的专制统治无所不在：表现为借用所谓“国家安全”的名义，在学校、机关、单位“布建”
“十几、二十万人”的密探，以发现、清洗那些“思想、言论和政治不稳人士”；表现为出动警宪
、便衣，“用水柱冲”，“用棍子打”，现场镇压民众；表现为大肆抓捕，送入黑牢，“将人犯敲
敲打打，凑成一个大政治阴谋事件”；表现为无数的爱国者被枪杀，或被流放，去承受永远没有终
期的苦刑。以此，写出了压制民主、丧尽人心的国民党倒台的必然性。
　　其二是，作家塑造“党国鹰犬”的形象，进一步揭示政治高压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夜雾》中
的李清皓就是这样的一位。他一度任职于“调查局”，曾奉命充当密探，并用“编派”案情的方式
，硬是把无辜者抓入监牢。显然，这种违反人性与良知的做法使他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多年后
，在严重的“内疚和犯罪意识”的压抑下，他患上了“焦虑病”，先是失眠、心悸，继又忧悒、惊
恐，最终自杀身亡。如果说，李清皓的死，多少带有自我忏悔的意味，是有所觉醒的体现，那么新
作《忠孝公园》中的马正涛——另一个“党国鹰犬”，则是死于绝望。因为他不明白，“做为统治
体制必不能少的一环，专政机关不断吸收和扩大其编队，终至侦警密探遍布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难以计数的人被组织到以秘密非法逮捕、拷问、侦讯、投狱、刑杀为日常茶饭的黑暗的系统，残害
无数的人、残害社会，也最终残害了自己。”因为他执迷于世侄祝景说的话：“现在台湾人都把我
们当外人了。你怎么装孙子，你也还是个外人”；同时，他又为自己的历史罪孽而“把自己当成大
陆的外人”，于是，他的无以救赎的自杀也就成为必然。以此，写出了扭曲人性、毁灭人生的专制
统治的罪恶性。
　　其三是，作家对新上台的民进党政权有着清醒的认识。这清醒，既表现在《夜雾》中：“新总
统”组阁了，“现在在政府中央的局级安全机关工作的许处长”给“调查局”的老人——曾“把成
千上万的共产党在风风火火的肃反行动中经过百般拷讯，送上了刑场，送进了监牢”的丁士魁打了
个的电话。说道：“时代怎么变，国家安全，任谁上台，都得靠我们。”——它表明，替代了国民
党的台湾现政权，亦将大搞专制统治。一如作家在《反省的心》一文中所言：“为了维持一个反动
政府，法西斯的专政机关、军队、警察、特务体制是必然的手段。在压迫与抵抗的循环下，暴力专
政机关不断地肥大化，最终深刻地荼毒了军队、宪警和特务的本身……由于它是维护、巩固和捍卫
权力的部队，政权的更替往往并不能动摇它的地位，而为历朝历代的‘主人’继续杀人放火。”这
清醒，也表现在《忠孝公园》里：为了赢得当过日本兵的台湾人的选票，民进党的政客宣称，“换
一个‘台湾人’自己的政府”，“台湾人向日本政府索赔，就有人作主”了。可是，大选结束，他
们却马上换了一副嘴脸。小说写道：“陈炎雷资政叫曾金海逐一打了电话。‘新政府是我们自己的
了。我们的政府特别需要外交支持，需要日本支持，不能难为日本，因小失大。”以上两部小说中
的情节，无疑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它把台湾现政权延续专制统治、为搞“台独”而媚外的真实面目
暴露无遗，使作品具有了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回顾陈映真40余年的创作历程，其对两岸关系、时局发展的关注始终如一：“对在台湾生活中
不同省籍的人的命运”，更“有一份执拗的关怀”。作家说得好：“我关心这个主题，就说明这个
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从中可以看到，他的民族忧患意识与历史反思精神是何等的深重。他曾多次
表示：任何有良心的中国文学工作者，“在未来的岁月中还是要把目光集中在对于人的解放，对于
社会的关怀，对于国家民族的关注，为揭发和制止谎言，为服从于真理和自由而写作、歌唱、抗议
，用文学去安慰那些受践踏和伤害的人们，去鼓舞那些丧失了信心的人，去和那些不幸的人一起叹
息，和那些幸福的人一起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