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与中华民族的“大一统”观念

　　“一国两制”维系了源远流长的民族历史和思想文化传统。一个民族要有民族精神，才得以生 存、繁衍、发展、昌盛。一部中国历史，一条耀眼的主线——追求统一，反对分裂。这是我们中华 民族的历史精粹。以“大一统”观为核心的国家理念自古至今都是我们的民族之魂。在中国历史上 有过“分”与“合”，逆历史潮流的“分”是野心家和民族败类利令智昏的结果；“合”是民族生 存发展的条件，是智者统治和人民奋斗的结果。综观中国历史进程，统一是主流，为国人所称颂； 分裂是逆流，为国人所唾弃。在华夏朝代更迭中，无论是汉民族建立的王朝，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 王朝，都以“混一寰宇”为最基本的政治目标，不允许有割据政权的存在。国家的统一，是保证中 华文明连续发展的基本条件；国家的统一，造成了中国历史上一再出现社会繁荣、国力昌盛的局面 ；国人为国家的统一而奋斗，是近代以来列强始终不能瓜分中国、灭亡中国的基本原因。中国作为 一个政治实体在其不断发展过程中未曾为外来因素所中断，同国家统一一直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有着本质的、必然的关系。邓小平进一步继承、发展了“大一统”的历史传统，接过我们民族的， 也是历史的托付，审时度势，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这个天才的创举，加快了 祖国实现统一的历史步伐。

　　“一国两制”凝聚着万众一心的民族责任意识。中华民族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就形成了国家意 识，这是中国各民族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在长期的民族融合和交流中，各民族之间共同形成了休 戚与共、不可分割的关系，培养了对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强烈认同。千百年来，中华爱国传统形成 了深厚的历史积淀，具有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民族特性，成为动员和鼓舞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 。在这面旗帜下，各族人民把维护国家统一事业看做是大仁大德，敢于担当历史重任，把国家利益 放在首位，以炽热的赤子情怀和忧患意识，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维护国家利益的壮举。所谓“报国之 志，报国之情，报国之举”，就是对这种赤子情怀的准确描述。正是这种优患意识，催生出“士不 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中华爱国主义文化传统突出肯定这种赤子 情怀和忧患意识，并将它内化为民族心理文化结构的活力因子，川流不息于每一个民族成员的身上 ，呼唤全民族永远保持清醒与进取的态势，始终保持刚健有力、自强不息的精神，维护国家的团结 和统一。国家统一，民族振兴，是中华儿女的百年夙愿，是世世代代传承不息的梦想之火。这个梦 想之火，在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的手中灼灼燃烧，促使他以高度的责任心和强烈的忧患意识 ，最富于想象力地提出“一国两制”这个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政治构想，攀登上20世纪世界战略史 上没有攀登过的新高峰，照亮了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道路。

　　“一国两制”展示出兼收并容的民族恢宏气度。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中，逐渐形成和 发展了和合思想。和合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它在承认“不同”事物之矛盾、差异的前提下 ，把彼此不同的事物统一于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中，并在不同事物和合的过程中，吸收各个事物 的优长而克其短，使其达到最佳结合，由此推动新事物的产生和发展。和合思想包含着中华民族崇 尚和谐统一的传统美德和兼收融合的宽广胸襟。对于此，台湾著名思想史家钱穆说：“中国人常抱 着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外面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所值，都可融会协调，和凝为一。这是 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性。”他认为，中国文化的伟大之处，乃在最能调和，使冲突之各方 兼容并包，共存并处，相互调剂。他指出，“今天我们人的脑子里还是不喜分，喜欢合。大陆喜欢 合，台湾亦喜欢合，乃至……全世界的中国人，全都喜欢合。”邓小平同毛泽东一样，是中国优秀 文化之集大成者，他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恰与“和而不同”思想存在某种契合的因素。“一 国两制”就是要通过良性互动，求同存异，寻找出海峡两岸都能接受的方案。“一国”可以理解为 “和”，“两制”即是“不同”。既承认不同社会制度、生活方式之差异，又以“和”来统一之， 和合差异，而不抹杀个性。提出“一国两制”是一种胆略，一种气度。“一国两制”和“和而不同 ”是互相沟通的，“一国两制”构想既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又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