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新文学的开拓者张我军

　　二十世纪初的五四运动，可谓童叟皆知，但当时台湾的情况普通老百姓知之不多。上个世纪的 20年代初，台湾岛内外也有一批如胡适、陈独秀一般的热血青年，受祖国大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 响，反对日本殖民主义者的恐怖统治和血腥镇压，反对殖民同化政策，要求台湾文学界一起认同祖 国、捍卫中华文化，此举极大地激发了台湾同胞的爱国热情，使台湾的新文学在极为严峻条件下得 以萌芽和崛起。在当年的热血青年中，张我军是最引人注意的一个，被称为“台湾传播新文化的急 先锋”。

　　　　　　　　　　　　　　　“乱都之恋”与《乱都之恋》

　　张我军（1902—1955年），原名张清荣，出生在台北县板桥镇一个清寒的佃户家庭，由于父亲 早逝，家庭经济拮据。为此，张我军小学毕业后，即到台北一家日本人经营的鞋店当学徒。不久， 经教师林木土先生介绍，进入新高银行当勤杂工，一年后升为雇员。1921年，他随林木土先生到新 高银行厦门支行工作，开始接触中国传统文化和新文学，并改名为张我军。1923年，新高银行关张 ，张我军领得一笔遣散费，因为受到新文化运动的熏陶和启迪，他不愿立即回到故乡，而是只身去 了上海，并加入了上海台湾青年会，后又由上海到北京，进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北京师范大 学前身）夜间部升学补习班学习，就在这个时候他认识了“乱都之恋”的女主人公罗心乡女士。

　　罗女士是湖北人，年幼时随父母迁居北京，不久父亲去世，她随着寡母幼弟过着寄人篱下的生 活，后来她进入了高等师范学校夜间部补习班学习，一心想在毕业后当一名教员以供养母、弟。突 然有一天，罗心乡女士接到一封信，写的是一首白话新诗：“一个T岛的青年……在想他的爱人!他 的故乡在千里之外，……他的爱人又不知道在哪里……”（罗心乡《忆乱都之恋》）两个年青人就 这样通过一首白话新诗踏上了爱的旅程，但他们的爱旅却几经波折。

　　他们的相恋首先遭到了罗心乡家人的反对，后来张我军又因生活无助，不得不离京返台，《乱 都之恋》（15首）就是抒写他返台途中那种对情人无限依恋与惋惜的内心波澜。“乱都”是指当时 军阀混战、人心惶惶的北京城，这是张我军同爱人相恋的地方，也是《乱都之恋》的背景，诗人通 过对争取自由恋爱与自由婚姻的抒写，表达了对封建制度与旧思想观念的控诉，唤起青年一代的觉 醒，同时也大胆地唱出了自己的爱情宣言：“恋爱既不是游戏，也不是娱乐啊，真挚的恋爱，是要 以泪和血为代价的！”（张我军《<乱都之恋>诗集序文》）两岸相望让这对情侣饱尝了苦恋的滋味 ，也鼓起了他们冲破封建家庭藩篱的勇气。当张我军在朋友处听说罗心乡的叔叔准备把罗许配给一 个商人时，他立刻赶回北京与身着学生服、未带任何物件的罗心乡一起经厦门鼓浪屿辗转来到台湾 ,于1925年9月在台北市江山楼举行了隆重的婚礼，两位新人终于通过艰苦卓绝的抗争跨越海峡走到 了一起。

　　1925年12月，《乱都之恋》这部发自诗人生命的情诗在台北问世，这是台湾新文学史上的第一 部诗集，具有如同胡适《尝试集》般的地位。诗集从主题、题材、艺术表现都充分体现了五四新文 学反封建的叛逆精神和倾诉悲郁愤激的浪漫风格，打动了海峡两岸的青年人。张我军的《乱都之恋 》以及后来提出的“诗体的解放”等理论主张为台湾诗歌创作开拓了新天地。

　　　　　　　　　　　　　　“台湾文学乃中国文学的一支流”

　　1894年甲午战争战败后，满清政府把台湾割让给了日本，使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达50年之久。 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在台湾岛上的中国人，始终不忘民族解放的重任，展开了一系列反殖民、反压迫 的悲怆而壮烈的斗争。在这特殊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台湾新文学运动，始终 没有脱离过其母体文学即中国文学的哺育和影响。

　　台湾新文学运动的产生虽然落后于祖国大陆的“五四”新文学运动好几年，但它也像“五四” 新文学运动一样，发端于提倡白话文，提倡新文学和反对旧文学。1924年4月,张我军在《台湾民报 》上发表了《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把新文学运动引到台湾。他在文中指出“各种新道德、新思 想、新制度等等方面在萌芽之时”，呼吁台湾青年以“团结、毅力、牺牲”为武器来改造台湾社会 。随后他又在当年的11月发表了《糟糕的台湾文学界》一文，向旧文学界发起了进攻。他批驳台湾 的一班文士“不是拿文学来做游戏，便是做器具用。如一班大有遗老之概的老诗人，惯在那闹脾气 ，诌几句有形无骨的诗玩，及至总督阁下对他们称送秋波，便愈发高兴起来了。”“还有一班最可 恨的，把神圣的艺术，降格降至于实用品之下，或拿来做沽名钓誉，或用来做迎合势利之器具…… ”“至于最可怜的是一班活泼泼的青年，被这种恶习所迷，遂染成一种偷懒好名的恶习。”张我军 的批判，抓住了旧文学的要害，对旧文学所代表的陈腐思想进行了无情的抨击。同时，张我军还极 力主张台湾必须进行“白话文学的建设”，强调“中国若想有新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 必须做国语的文学”。但是，台湾新文学绝不仅仅是祖国大陆新文学的移植，而是和台湾岛内政治 、经济形势以及民族解放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

　　1924年12月，张我军在《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一文中明确指出：“台湾的文 学乃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本流发生了什么影响、变迁，则支流也自然而然的随之而影响、变迁，这 是必然的道理。”这是在当时日本殖民当局的同化政策下，张我军在民族属性问题上对台湾新文学 属性的坚定不移的回答。面对台湾旧文学“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他毫不掩饰对那依附于殖 民主义势力的堕落文人的蔑视与憎恶，斥责那些“无耻之徒”，“欲逆天背理，呆头呆脑的竖着旧 文学的妖旗，在文坛上大张其声势”。张我军旗帜鲜明地要“引率祖国大陆文学革命军到台湾来， 而且替它呐喊助攻”。

　　在他看来，台湾新文学的发展必须以祖国大陆新文学进展的目标与发展道路为指引，而“现在 中国的文艺的花园里已开着无数灿烂的优美的花了。如新诗与短篇小说的发达之速，真是令人咋舌 的！”“我们只望那些志愿于文学的有天才的青年，不可再陷入旧文学的陷阱，而能用新的方法来 与我们共造新文学的殿堂，这是我们惟一的愿望了。”在日本殖民统治之下，张我军提出台湾新文 学的建设主张，毫不含糊的阐明了台湾文学与祖国大陆文学之间的血缘关系，为台湾新文学运动的 性质及发展方向进行了准确的定位，这无论在当时、现在和将来，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台湾民报》

　　台湾岛上的新文学运动的发端，也有赖于一本与五四运动中的《新青年》杂志类似的刊物《台 湾青年》。它于1920年7月创刊,随后更名为《台湾》并增办《台湾民报》。后起的《台湾民报》影 响更大，它由《台湾青年》的“汉和兼写”改为以“平易的汉文”为写作工具，很快便成为台湾新 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台湾民报》一直关注着台湾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改革与发展。它积极地介绍祖国大陆 五四运动发展的盛况和先进的文学思潮，为台湾新文学运动作理论准备。它在台湾的新文学运动中 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陆续开辟“文艺”、“评论”、“诗”和“小说”等专栏，为刊登和评 介新文学作品不断提供发表的园地。1924年10月，因遣散费用尽，返回台湾任《台湾民报》汉文栏 编辑工作的张我军，也以《台湾民报》为阵地，从提倡白话文着手，催促台湾新文学诞生。

　　从北京返台的张我军，因为接受了北京新文化运动的洗礼，首先在《台湾民报》上发表《致台 湾青年的一封信》，向台湾的旧思想、旧文化、旧文学发动进攻。此后一年之内，他连续撰写了20 多篇评论，旗帜鲜明地提倡新道德、新文学，猛烈攻击旧道德、旧文学，引发了新旧文学论争，逼 迫旧文学阵营节节败退。张我军还在《台湾民报》上评介了大量祖国大陆的新文学作家作品，在台 湾撒播了“五四”新文学的火种。这些文章介绍了五四新文学运动领袖人物的理论观点和代表性作 家作品，包括五四时期的重要人物胡适、郭沫若、刘半农、俞平伯、康白情、冰心、西谛（郑振铎 ）、徐志摩、焦菊隐等。所介绍的重要作品包括鲁迅的《鸭的喜剧》、《故乡》、《狂人日记》、 《阿Q正传》，淦女士（冯沅君）的小说《隔绝》，冰心的小说《超人》，郭沫若的新诗《仰望》， 郑振铎的新诗《墙角的创痕》，焦菊隐的新诗《我的祖国》等。所以，《台湾民报》在张我军等一 批热血青年的努力下，在催生、哺育台湾新文学诞生和成长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今天，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仍珍藏着四本《台湾民报》，并伴有一段当年的故事。1926年8月11 日，张我军前往北京阜城门鲁迅先生的寓所拜访，向鲁迅先生赠送了四本《台湾民报》。张我军激 动地向鲁迅先生介绍了台湾新文学运动的情况并听取了鲁迅先生的意见，得到了先生的勉励。在当 天的日记里，鲁迅先生写道：“张我权（按：张我军之笔误）来并赠《台湾民报》四本。”1927年 4月，鲁迅先生在为另一位台湾青年张秀哲的译本《劳动问题》写的前言《写在劳动问题之前》(见 《而已集》）中追忆说：“但正在困苦中的台湾的青年，却并不将中国的事情暂且放下，他们常希 望中国革命的成功，赞助中国的改革，总想尽些力，于中国的现在和将来有所裨益，即使是自己还 在做学生。”今天这四本《台湾民报》成了海峡两岸新文化运动交流的历史见证。

　　　　　　　　　　　　　　　　　　　译介日本文学

　　1929年，张我军于高等师范大学毕业，先后在该校及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等担任日文讲师，并 结合自己的日语教学经验编著出版了多种日文期刊和日语教材，他编写的《日语基础读本》曾被多 所大学广泛采用。与此同时，张我军还发表内容广泛的翻译作品，包括文学作品、文学史、文学理 论、政论、社会学、医学、汉学等著作，但日本各文学流派的名著和学术著作始终是他翻译活动的 主要内容，他同日本著名作家岛崎藤村、武者小路实笃等都有交往。张我军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 ，研究日文和日本文化，为中日文化交流铺路架桥，成为早期将当代日本文学和学术名著介绍给祖 国读者的翻译界先行者之一。

　　处在那样一个非常时期，作为一个身处沦陷区的台湾人，张我军的内心是苦闷的。既要谋生又 要坚持原则、不违背自己的良心，张我军只好在事业追求与生计之间进行调和。于是，他选择了文 学翻译。这样，通过文学，张我军含辛茹苦、奋力追求，在不正常年代里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自 己的努力。

　　1955年11月，张我军因患肝癌病逝于台北，享年53岁。他在极度压抑与郁闷的晚年，翘首期盼 着两岸亲人团聚、祖国统一。他在《春雷》里写道：“摆脱严冬的束缚和威压”，盼望“重见天日 ”，并且“衷心相信明天是可以一亲久别了的阳光的”。在他生前未能实现的宏愿，而今早已成为 海峡两岸人民的共同心声。1985年，北京市作家协会与台联、台盟一起隆重举办了“张我军先生逝 世三十周年纪念会”，1995年，台北“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主办了“张我军学术研讨会暨张我 军逝世40周年纪念展”，两岸学者和张我军亲友怀着崇敬的心情搜集编辑出版张我军的文集、诗文 集、评论集等，为两岸同胞相互理解和两岸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资料。张我军先生爱祖国、爱家乡 、期盼祖国统一的感情和他对台湾新文化运动所做的贡献，是两岸的人民永远不能忘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