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功臣四文杰

　　敦煌和敦煌学在世界上极盛其名，是因为有莫高窟艺术宝库，有辉煌壮丽的无数壁画、雕塑和 文书经卷的存在。当然，我们也无法忘记艺术宝藏发现者和众多学问家的名字。而在这些人中间， 有 4个名字无疑是最为响亮的，他们就是：叶昌炽、李丁陇、张大千和常书鸿。他们都是敦煌艺术 的朝觐者和崇拜者，又都是敦煌文化的保护者。

　　　　　　　　　　　　　　叶昌炽：敦煌文化最早的研究者

　　叶昌炽是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和金石家，知识渊博，国学深厚，尤擅长金石、版本及方志，著 述甚多，学术地位和名望很高。光绪28年（公元1902年）他53岁的时候，被清廷委任为甘肃省府学 台，他在甘肃呆了 4年。在任期间，叶昌炽在教育和文化方面政绩显著，同时孜孜于自己所喜欢的 国学和金石文物收集研究，是研究敦煌文化最早的人。

　　1902年叶昌炽出任甘肃学台时，正逢莫高窟藏经洞刚刚发现两年时间。他从敦煌县令汪宗瀚处 得到一些藏经洞遗书。他从专家学者的修养和艺术眼光发现，这批敦煌遗经和绢画非常有学术和艺 术价值，是非常珍贵的东西。于是，他提议将藏经洞遗书运往省府兰州保管，并得到省府同意。但 后来，因驮运这批文物所需六千两白银巨额费用无以筹措，只好作罢。不幸的是，这竟导致之后珍 贵文物大部分流失国外的千古悲剧。

　　叶氏得到的敦煌文物，有经卷，有精美的绢画，有石刻拓片等等。经卷有《大般涅槃经》、《 大般若石经》和《开益经》等。叶昌炽一一对经卷的墨色、纸张、内容、书写字体和笔法，进行了 悉心的考证和研究，发现这些敦煌卷子都是珍贵的唐代写本，与当时传世的日本海舶本佛经同出一 源。他把这一重要论述，写入自己的著作《语石》稿本中。他还对得到的 3幅莫高窟佛教绢画像， 进行了精心的考证研究。他认为，《水陆道场图》“惟笔墨出于俗工，尚不甚古，极早为明人之笔 ”。依据供养人“节度使曹延清”和“乾德六年”的题记，他断定《水月观音像》为北宋时作品。 此外，他对《于阗公主供养地藏菩萨像》，也作了详细的考证研究。

　　叶昌炽得到并研究过的莫高窟碑石文物拓片就更多了，有《莫高窟碑》、《唐李公碑》、《李 太宾造像碑》、《李氏再修功德记碑》和《皇庆寺碑》等等。他推断这些碑文拓片，对莫高窟历史 研究有重要价值，其中一块为吐蕃珍稀石碑。叶昌炽在陇四年，留下的惟一遗憾是没有能亲赴敦煌 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卸任东归后，他听到斯坦因劫去敦煌文物29箱、伯希和劫去1500多卷敦煌遗书 的消息后，心情复杂沉重，懊悔自己在学台任上，没能敦促甘肃省政府把这批珍贵文物保护下来。 深深的内疚之情使他在那以后，对敦煌文物的生存状态格外关注。他与人合办《敦煌学通讯》，以 传递和交流敦煌文化信息；还在自己的《语石》和《缘督庐日记》两书中，对藏经洞文物文献最初 的流失情况，做了记述，引起世人关注。

　　　　　　　　　　　　　　李丁陇：保护敦煌艺术第一人

　　李丁陇，祖籍甘肃陇西，生于河南新蔡县，青年时在上海美专师从刘海粟学艺，是学生中的佼 佼者，后被刘海粟誉之为“第二‘八大山人’”。他一生以长卷巨作著称于世，尤爱敦煌艺术，曾 历尽艰险步行数千里去敦煌探宝，写下一段鲜为有人知的传奇故事。

　　李丁陇是1938年从香港辗转到北方，初冬时从西安上路。一行 3女10男组成一支“赴敦煌探险 队”，李丁陇任队长，沿着唐玄奘西行取经的路线西行。一行到嘉峪关时，因气候恶劣，大部分人 退出了。李丁陇夙愿不改说：“死，我也要死在去敦煌的路上！”他和另一位家在敦煌的青年刘方 ，穿上临时买的皮袄和毡靴，又上路了。在塞外寒风凛烈杳无人迹的荒原上向西艰难行进了一月有 余，他们靠非凡的毅力，成功抵达敦煌。在一个又黑又阴冷的洞子里，他铺草作床安了“家”。第 二天，就披裹着一床破被子开始如痴如醉地临摹壁画。他每天在洞子里临画长达七八个小时，曾冻 得发高烧差点死掉。他还学会了爬树上洞窟，摔下来不知多少回。由于长期营养不良，没理过发， 李丁陇变得须发纷乱，满身虱子，狼狈不堪，活像个乞丐。当地人因此传言“庙里住了个‘野人’ 。”他以惊人的毅力坚持临摹到次年5月，用了8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宏大浩繁的“极乐世界图”临 摹草稿和一百多张单幅画，还有不计其数的飞天、藻井和佛手图案。

　　1939年8月，李丁陇历尽艰辛回到西安，举办了“敦煌石窟艺术展”，高2米、长15米的《极乐 世界图》巨幅长卷和近百幅精美的单幅临摹画，在当时引起轰动。李丁陇在敦煌亲眼看到被伯希和 、华尔纳等人切割盗取了精美画面的大量残墙破壁，以及莫高窟无人管理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 感到非常难过和痛心。他办展的目的是，敦促政府尽快采取措施进行保护。1941年初，李丁陇又到 成都和重庆办了展览，并与张大千相识。正是因受其影响，张大千也产生了要去敦煌的打算。在办 展的同时，李丁陇多次上书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及文化委员会采取措施保护敦煌文物，但 没有回应。他又给于右任、陈立夫、张道藩等国民党要员写信，仍不见反应。后与张大千谋划共同 呼吁，通过国民党要员周伯敏（于右任的外甥，懂书画），劝说于右任亲赴敦煌进行了实地考察， 加之中央通讯社摄影记者袁丛美与重庆《大公报》的配合呼吁，才有了结果，1943年，国民政府成 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

　　1944年，李丁陇再赴敦煌，对第一次临摹的画进行了仔细的复核和编号，又临摹了一批新作。 1946年，李丁陇在兰州再次举办临摹壁画展，当时，西北最高军事长官朱绍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 、爱国将领冯玉祥、文豪郭沫若等众多达官名流，欣然为展览题贺，邵力子等要人也在《民国日报 》刊文谈保护之声，影响巨大。1948年李丁陇又应邀在南京、上海等地举办了展览，使敦煌艺术在 大江南北远播影响。

　　　　　　　　　　　　　　张大千：把敦煌艺术展示给世界

　　国画大师张大千，对敦煌艺术也是渴慕已久。1941年春，他带着儿子张心智、侄儿张彼得、学 生肖建初和刘力上等人，离开成都，取道兰州，乘一辆油矿运输车到达敦煌。到莫高窟的第二天， 张大千就带人清理已经坍塌和毁损的洞窟门廊，然后一个洞窟一个洞窟地进行踏勘。为了系统科学 地了解和整理洞内文物，在熟悉了各洞窟情况的基础上，他在伯希和之后，对洞窟从南到北的顺序 重新编了 309个号。随后，张大千在莫高窟展开了多方面的工作，调查、建档、研究和考证，同时 大量临摹壁画和塑像。在当时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和他的学生们在敦煌住了 3年，临摹壁画近千 幅，并获得大量的图案资料。这些早期临摹作品，为后人的临摹和修补复原提供了借鉴。1963年莫 高窟大规模维修时，就有近200幅是以他的临摹作品作为参考。

　　在敦煌期间，张大千就选临20余幅形象比较完整的唐代单身壁画，寄回成都举办了《西行纪游 画展》，意在宣传敦煌艺术。1943年5月他回川后又将临摹的上乘之作结成《敦煌临摹白描画》分3 集出版。1944年1至3月，他再次在成都和重庆展出了44幅敦煌壁画精美临作，曾轰动一时。

　　张大千在敦煌临摹壁画期间，还有一段遭受陷害诬冤的奇特经历。在临摹复原和考证研究中， 张大千对一处破损严重的宋代时期壁画进行清理中发现，下面竟是一幅更早更好的唐画，即《都督 夫人出巡图》。这是敦煌重层壁画的最早发现。他们对这幅已经破损了多处的晚唐壁画进行了复原 修补，不料有人“举报”到省参议会上，指诬张大千破坏文物。在长时间以讹传讹，流言广播，给 张大千带来极大麻烦和伤害后，省政府和南京政府教育部反复进行了“查究”，才得出结论：“张 大千在千佛洞（即莫高窟）并无毁损壁画。”事实上，张大千在敦煌不仅没有破坏文物，还清沙补 墙，修理了不少破损严重的洞窟、甬道和扶梯，做了许多保护工作。 3年里，他收集到不少敦煌遗 物，还从士兵的火堆里抢救出一批汉简……这些宝贵的敦煌文物，他都交给了新来筹建“艺研所” 的常书鸿。他还把 3年中辛辛苦苦所做的调查、研究和考证的全部资料也留下来，成为研究所的第 一批珍贵馆藏科研资料，为后来的敦煌学研究提供了基础。

　　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1941年10月视察敦煌时，张大千曾向于右任汇报了莫高窟文 物的珍贵和毁损情况，并恳请于右任上书提案建立机构进行管护。两个月后，于右任果然提交了正 式提案，成立了“敦煌艺研所筹委会”。1944年 1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设立，敦煌文 物的保护和研究开始步入正轨。张大千功不可没。

　　1949年，张大千在印度举办了敦煌临摹壁画展，首次将敦煌艺术展示给世界。后来他用重金从 海外回收的一批敦煌遗书和经卷，以“半赠半卖”的形式转给了国家文物局。这批珍贵敦煌文物， 在北京“特展”之后，不久就回到了她的故乡——美丽的敦煌！

　　　　　　　　　　　　　　　　常书鸿：献身敦煌艺术50年

　　常书鸿从青年时代就寻梦敦煌，一头扎进莫高窟长达半个世纪，为敦煌艺术的研究和保护奉献 了毕生心血。因此，他被世人称为“敦煌痴人”、“敦煌的守护神”……常书鸿23岁时赴法留学， 先后在里昂美术专科学校和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学习，曾师从新古典主义大师劳朗斯学习油画和美术 史。在法学习10年间，他创作的不少油画陆续获得法国美术界的各种金奖和银奖，因之被吸收加入 了里昂美术家协会和全法肖像协会。

　　1935年，他在塞纳河畔书摊上看到伯希和写的《敦煌千佛洞》一书，被深深地震撼！他毅然决 定：回国，到敦煌去！抢救和保护敦煌艺术！

　　194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行文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时，常书鸿被委任为副 主任委员。他告别妻儿，踏上了去敦煌的旅程。

　　常书鸿一到莫高窟，立即投入工作。张大千当时还没走，陪他参观洞窟，介绍情况，并共同商 讨保护工作计划，着手建所和进行保护研究的工作。

　　张大千离开敦煌时，对常书鸿说：“我们走了，而你却要长期留下来，这是一个‘无期徒刑’ 啊！”张大千语重心长的这句话，沉甸甸地压在常书鸿的心头，他预感到未来人生路的艰辛和责任 的重大。当时张大千为了敦煌的事蒙冤，常书鸿冒着得罪权贵的风险，挺身而出，为他辩诬作证， 使张大千的冤案得到昭雪。

　　年轻的常书鸿，从一脚踏入莫高石窟就开始了他50年不间断的艺术和人生苦旅。作为“艺研所 ”的第一任所长，他在那里组织和带领研究所的人员呕心沥血地艰辛创业；年复一年地临摹壁画； 带领一批又一批有志学人攻关搞研究；组织了一个又一个宣传和弘扬敦煌文化的国际性会议，使敦 煌艺术的影响越来越大……可以这样说，常书鸿是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了敦煌，奉献给了敦 煌学。当然，他同时也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一生蜗居在荒寒的沙漠里，像一个苦行僧似地吃尽了苦 头；因为痴迷“敦煌”，他遭受过妻离女亡的家庭不幸；“文革”中，又饱受精神和肉体上的无情 摧残和折磨……但他义无反顾，以惊人的意志力和锲而不舍的精神，默默地工作，苦苦地坚持，未 改初衷。正如他后来的夫人李承仙所言：“先生的心里，装的只有敦煌！”“先生魂系敦煌！”

　　日本著名的作家池田大作，与他进行了“敦煌文化”对话后写成一本很轰动的书：《敦煌的光 彩》。他说他从常书鸿身上看到了“人的真正价值”。他把常书鸿称之为中国的“人物国宝”。常 书鸿保护敦煌文化的功绩早已超越国界并载入世界艺术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