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同胞的中华民族身份不容篡改

　　夷洲、流求、台湾，无论我们怎样称呼它，它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特殊的历史变 迁，台湾人民的意识形态确实与大陆有一定差异，这些差异在世俗文化、政治认知、民族感情等方 面都有所表现。正是这些差异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一些妄图分裂中国的人歪曲利用，变成为“台 独”理论产生和发展的理由和借口。

　　在众多的“台独”理论中，“台湾民族主义论”无疑是最为居心叵测，但同时也是最具颠覆性 的理论模式。根本看来，“台湾民族主义论”是对西方民族主义理论的模仿和再造，而西方民族主 义理论所强调的首要原则就是“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即一个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应 该被纳入到它的政治共同体的保护之下。以此理论为基础，“台湾民族主义论”者宣称：“台湾社 会的经济基础已经长期与中国社会相分离。”因此，“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上层建筑也和中国的不 大相同”，台湾人“已经形成一个民族”，于是“台湾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国家”。

　　历史地看，17世纪的台湾确实没有，也不可能接触到近代西方的民族主义理念，但这并不能说 明此时的台湾没有发生类似于民族主义运动的历史演变。而且，这个时代的台湾由于某些特殊的情 况反而更具研究价值。首先，此时大陆尚未在台湾岛内建立起正式的政治管理机构，这是我们更能 从民族文化心理，而不是政治体制的角度来理解当时和以后的历史变迁。其次，此时的荷兰正处于 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时期，而中国也正处于满汉民族融合的历史阶段，二者在台湾的碰撞正好代表 了两种前民族文化结构的契合与冲突。如果能在研究中把握以上特点，我们就能得到更为丰富和有 价值的信息，这对我们理解台湾以后的历史变迁将有重大作用。

　　　　　　　　　　　　　前民族时代——荷兰殖民入侵之前

　　海峡两岸有史记载的交往最早始于三国时期吴国派卫温、诸葛直前往夷洲，此后，两岸一直保 持着不间断的交流。直到17世纪初西班牙和荷兰殖民入侵以前，这种交流仍然比较有限。当时的原 住民还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社会结构以“社”为基本单位，实际上这种“社”就是一种氏族 部落组织。从地理环境看，原住民一般生活在占台湾本岛三分之二的山地和丘陵地带。这样的地理 环境对四百年前尚处氏族部落阶段的台湾原住民来说，无疑对人员流动造成了巨大的阻碍，落后的 交通条件所造成的时空上的闭塞与隔绝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人对于其所处环境的认识与理解。可以 想象，这种状态下的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淡水、新竹、台南的存在，如何叫他产生一个关于整个台 湾的“民族”意义上的认同。用费孝通教授的话说，“生活在一个共同社区内的人，如果不和外界 接触不会自觉地认同”。

　　17世纪初，台湾岛内已有一定数量的大陆移入民生活和居住，但其具体数量现在没有确切的资 料可以得知。他们当时主要从事渔业、畜牧业和农业生产，生产力水平高于原住民。大陆移入民主 要居住在台湾南部和西部沿海平原一带，相对于生活在山区的原住民来说，人口流动要方便得多， 因此，他们内部的社会联系应该也更为紧密。同时，大陆移入民也保持有对大陆的记忆与认知，而 这当中必然包含着对大陆统治（管理）体系的印象。因此，他们虽然远离故土、跨越海峡来到了一 个孤岛，但是仍然将自己视为对岸政治体系的一分子。由于面对与原住民同样的历史条件，这种认 知必定是潜意识的，而且也不可能带有“民族”的含义，或许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种高于经济意识 但又低于自觉的政治文化意识的中间状态的社会认知。

　　实际上原住民与大陆移入民的划分并不是那样泾渭分明的。因为所谓“原住民”无非是指不是 从大陆过去而原来就居住在台湾的人。但是这个“原来”上溯到什么时候并不明确。如果追溯到几 千年前，据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考证，原住民大多数仍是从中国大陆迁徙过去的（少数自马来西 亚群岛辗转移入）。因此，原住民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它与后期移入民的区分在某种程度上是模 糊的。我们可以设想，自三国以来的千余年中，大陆沿海人民一直在断断续续的移入台湾，每一批 新移入者都会被原住民视为外来者，但在一段历史时期后，新一批大陆移入民到来后，先前的外来 者就被视为“原住民”。由于这样的历史不断重演，从民族文化的角度过分严格地区分原住民与大 陆移入民事实上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为这种区分无助于从根本上证明原住民与大陆移入民分属于 不同的文化系统。原住民无法将自己隔绝于中华文化之外，他们的历史意识里存有的仍然是对中华 文化的认知。对于原住民来说，虽然他们不识汉字，不知所谓文化，但却又毫无疑问的生活在这个 文化氛围之中，也就是说，他们虽然没有自觉地认同这个文化，却自在地体验和充实着这个文化。

　　因此，不论原住民还是大陆移入民，在荷兰殖民入侵以前不可能产生某种“民族性”的意识， 但可以肯定的是，此时台湾和大陆在文化上的一体同质性要远远超过台湾作为一个共同体与大陆在 文化上的差异性。

　　　　　　　　　　　　　前民族意识的萌动——荷兰殖民占领时期

　　从西方民族主义的视角来看，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入侵对殖民地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兴起起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台湾与大陆文化在客观事实上的一体同质性以及某些特殊而又必然的历史 条件，17世纪荷兰的殖民入侵非但不会催生出“台湾民族”的想象，反而促使台湾人民产生了将海 峡两岸视为一个文化统一体的“准民族”的认同，或者说促成了台湾人民“前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萌发。

　　17世纪早中期，荷兰正处于其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发达 的造船技术，“把阿姆斯特丹变成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的商业和金融中心”。可以说荷兰17 世纪的经济霸权完全是建立在海上贸易之上的，荷兰人将其对商业贸易的情有独钟带到了其统治之 下的殖民地。到17世纪中叶，台湾已经成为一个相当重要的转口贸易中心了。由此所产生的丰厚的 经济收益如磁铁一般吸引了财富追寻者的脚步，这在进一步巩固台湾地区转口贸易中心地位的同时 ，部分导致了以下两个显而易见的结果：

　　第一，大陆与台湾贸易交往的逐步繁荣。1635年后，随着明政府对海禁的逐步解除，出于经济 利益的驱动，大陆商人前往台湾贸易者日渐增长。他们一般将部分商品转卖给荷兰、西班牙商人， 另一部分则带进岛内，通过初步形成的市场网，以不同的交换方式流入到大陆移入民和原住民手中 。由于台湾日用品的缺乏，这些货物通常十分走俏，对台湾人民的日常生活有很大的影响。同时大 陆商人也收购台湾的狩猎物和海产品，带回大陆出卖。至于当时两岸的贸易规模，现在似乎没有确 切的历史记载，但从当时安平（今台南市）的“侧街”、“第二条街”、“窄街”、“不列街”等 集市名称来看，规模应该不小。另外，从两岸间来往船只的数目也可以推知一二。据《大员商馆日 志》的不完全统计，从1636年到1638年间，大陆与台湾的船只来往共有1554艘，平均每年近八百艘 ，以当时台湾十几万的人口规模来衡量，这已经是一个很不小的数目了。

　　第二，移入台湾的大陆居民数量的迅速增长。荷据时期，福建沿海居民前往台湾定居者数量有 很大增长，究其原因，除了上述大背景外还有两个重要因素。首先是福建沿海的饥荒与战乱。天启 、崇祯（公元1621——1628年）年间福建沿海一带大旱，“穷民缘是走海如鹜，长子孙于唐市，指 窟穴于台湾”。1646年，清军进入福建后与郑成功等抗清势力激战不断，又有大批农民为了逃避战 乱，纷纷逃往台湾。其次是台湾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伴随着台湾商业贸易的繁荣，荷兰殖民者为了 解决在台荷兰人的粮食问题并生产更多农产品出口，积极诱引和鼓励大陆农民到台湾开垦。在以上 几个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到荷据后期，台湾大陆移入民达4.5万——5.7万人，规模已经相当可观。 大陆移入民主要从事土地开垦和粮食生产，也有部分移入民选择候鸟式的迁居方式，春播间来台湾 耕种，秋收后将所得带回大陆，这部分人虽有农业定居，但移动率特别高，对于两岸情况都非常熟 悉。

　　两岸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事实上代表了两岸在器物文化上的互相了解与融合。当台湾人民特 别是原住民，吃着从海峡对岸运来的水果，穿着对岸生产的布料，用着对岸制造的生活用品时，他 们对大陆文化的认知就在这悄无声息中历史地形成了。这些冰冷的器物，事实上已经在他们思维的 最深处埋下了文化的种子，当某一天外部条件成熟时它必将破土而出。大陆移入民的增多，必然带 来原住民与大陆移入民的交往和互动的规模的扩大和程度的加深，我们可以自然地设想出一种社会 学的情景：原住民与大陆移入民共处一岛，共同劳动，相互买卖商品、聊天、吵嘴、甚至打架、冲 突——这些事情看来都很平常，甚至乏味，但是正是在这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接触和交流中，原 住民与大陆移入民认识了彼此，熟悉了彼此，产生了对对方莫名的亲近感，在前述器物文化融合的 基础上，再加上如此频繁的交流和互动，使得双方不自觉地将这种亲近感提升为视对方与自己为一 个不可分割的共同体的意识。不过，这种共同体的认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更多的体现为实实在在 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意义，并没有明确的民族意义，台湾人民并没有自觉地将这个共同体作为“我们 的”而与“他们的”相区别，偶然而又必然的，荷兰人恰好以一个统治者和压迫者的身份充当了这 一共同体的“他者”，给了这种模糊的共同体意识一个释放力量的对象，从而作为一个外部刺激物 强化了这种意识，为其赋予了民族的意义。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在荷据时代，台湾的大陆移入民与原住民已经在社会经济交 流的基础上相互产生了初级层次的认同感，形成了将自己与对方视为一个文化意义上的“前民族共 同体”的朦胧意识。当时的台湾人民没有，也不可能产生将台湾视为一个独立自在于中国大陆之外 的共同体的意识，反而由于原住民和大陆移入民频繁的交往与互动，相互之间产生了最初级的认同 感，以至双方都不自觉地将对方与自己视为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文化意义上的共同体，并且在共同反 抗荷兰殖民者统治和压迫的过程中，这种共同体意识逐渐被赋予了民族的意义，从而产生了将海峡 两岸视为一个统一体的“前民族共同体”的意识。

　　由于这种共同体的意识，台湾人民对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的行动充满了热切的期望，同时给 予了积极的支持和配合。随着郑氏政权在台湾的建立，特别是后来清政府对台湾的管理，大陆更为 庞大的人口移入台湾，大陆移民与台湾原住民发生了更加频繁，层次也更深的交往和互动，在风俗 习惯、政治文化传统、思维方式等方面进一步融合。更为重要的是，相对于荷据时期移入台湾的汉 族人，郑氏政权和清政府统治时期的大陆移入民无疑具有更高层次的文化，并且这种文化在正式的 、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政府的文化教育和宗教体系力量的推动下，逐步传递并扩散渗透到每一个个 体的意识与思维之中。经过两百余年的交往与融合，到19世纪末日本侵占台湾时，台湾人民已经在 自在的意义上完全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实体。随后在反抗日本殖民侵略的历史斗争中，台湾人民的中 华民族认同逐渐由自在走向自觉，台湾从而成为中华民族一体格局之下不可分割的一元。因此，“ 台湾民族主义论”者妄想臆造一个“台湾民族”的企图根本没有真实的历史与文化支撑，以此“理 论”为基础的“台湾国”的梦想从荷据时代起就已经注定了其必然失败的历史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