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断历史 背离民意 制造对立 曲线“台独”

—析陈水扁政权陷入困境的原因

　　陈水扁政权现在陷入政治、经济的全面困境，该政权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是自1949年国民党退踞台湾后到现在所累积的各种问题的总爆发。似乎是已经到了“疖子”快出头、化脓、出血的时候了。笔者认为，陈水扁政权陷入困境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五点：

　　一、陈水扁政权是一个变形的“历史怪胎”。台湾本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史上虽曾被日本军国主义抢占达半个世纪之久，但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已回归中国版图。后来之所以出现台湾问题，一是国共内战造成两岸“隔海分治”的局面；二是美国干预中国内政，使两岸长期无法实现统一。这样就形成了台湾这个“不统不独、不伦不类”的残余政权。陈水扁通过选票从国民党手里夺得这个政权后，其实是让历史在这个地方“拐了一个小弯”，并没有根本改变这个政权的性质。而从李登辉到陈水扁，一直异想天开，妄图割断两岸“历史的脐带”，改变台湾政权的性质，这是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

　　台湾问题实际上也是美国“亚洲政策”的产物。冷战时期，美国为了自身的所谓战略利益，长期给台湾“输氧打气”，欲图在台湾培训一个亲美的“本土政权”，实现“以台制中”、“以中制苏”的战略。而如今苏联早已解体，对美国的威胁也早不存在，“中国威胁”的提法更是笑话。中国的和平发展及其和平政策，中美关系的日趋改善，使得美国这种过了时的冷战思维和政策，愈益成为累赘和不必要。台湾对于美国，实际上早就不是“资产”而是“包袱”。

　　二、“台独”路线使陈水扁步入“死胡同”。六年多来，陈水扁在“台独”路上越走越来劲，也越滑越远。他尝到了执政的“甜头”，一心想让民进党“永续执政、全面执政”，并由自己保持对民进党的控制。他自2002年8月提出“一边一国”论后，一直把“一边一国”视为民进党的“党魂”。他与李登辉不同的是，李登辉想搞“台湾正名”，直接建立“台湾共和国”；而陈水扁搞的则是“柔性台独”，亦称“曲线台独”，就像“切香肠”和“挖香肠”一样，渐渐的、悄悄的，由量变到质变地实现“法理台独”。他拟把现有“中华民国”国号作为一种过渡，或称“借壳上市”，然后使台湾成为一个“全新、正常、完整、美丽、与大陆互不隶属”的国家。他所说的“中华民国四阶段”，即“中华民国在大陆”、“中华民国到台湾”、“中华民国在台湾”、“中华民国是台湾”，完全是“台独路线”的说词。他还为自己的“法理台独”制定了“修宪、公投、制宪、实施”的时间表。

　　然而，这绝对都是“一厢情愿”的。他的这个“法理台独”的路子是不可能走得通的。从台湾岛内看，主流民意仍然是“求安定、求和平、求发展”，而绝不是陈水扁所说倾向“台独”的“台湾主体意识”。从中国大陆看，十三亿中国人民坚决反对“台独”。正像胡锦涛总书记在“四个决不”中所说的那样，“反对台独决不妥协”。再从国际大环境看，现已几乎没有“台独”的生存与活动空间。作为台湾当局最主要的支持者美国，已一再声明反对“台独”单方面改变现状。台湾一家报纸最近发表文章说：“若在十余年前主张‘台独’，也许可以说是浪漫主义或理想主义，但在十余年后的今日若仍主张‘台独’，却绝对是‘自欺欺人’，不是爱台湾而是害台湾，欲置台湾于死地。”(《联合报》2006年6月19日)

　　三、操弄“族群牌”造成蓝绿尖锐对立。为适应美国对台政策的需要，从李登辉到陈水扁，都是打的“族群牌”或“本土牌”。台湾四大族群结构的基本状况是：“一大、二中、一小”。“一大”，指的是讲闽南话、偏绿的族群，约占70%；“二中”，指的是非本土的“外省人”，偏蓝的族群，约占15%，还有客家人约占12%；“一小”，指的是原住民，即少数民族，约占2%(台湾《财讯》，2003年11月号)。在这四大族群中，陈水扁重点是拢络约占全台人口70%、讲闽南话(视为“台语”以至“国语”)的本省人，称“本土”，依靠他们来“打江山、坐江山”。这些人大部集中在台湾南部。李登辉曾强调南台湾是“保护台湾主体性最坚强的航空母舰” (《中国时报》2005年3月7日)。他们主要抹黑和压制的对象是约占15%、大多不会讲闽南话的外省人，称“非本土”。为要压制他们，就必须把他们和祖国大陆挂钩，或者抹“红”他们，或者抹“黑”他们。这就是陈水扁为什么要制造对祖国大陆的仇视、强调祖国大陆“是敌国而非祖国”、攻击岛内另一派“错把敌国当祖国”的根源所在。

　　而其实，台湾是一个移民社会，绝大部分居民都是从祖国大陆移民台湾的汉族(约占98%)，大家只有移居台湾时间早晚之分，而根本没有本省和非本省之别。不仅如此，而且根据历史资料，台湾当局把1945年日本投降前就住在台湾、受过日本“皇民化洗礼”，其中有些至今还满脑子“皇民化思想”的人都划为“本土”和“爱台湾”的人，而相反把这以后从祖国大陆去的受过日本人残害甚至参加过抗日战争的人，都划为“非本土”、“不爱台湾”、甚至“出卖台湾”的人。这是非常不妥的。特别是把1949年随“两蒋”去台、视台湾为“复兴基地”、参加过“反共复国”、亲身参加过台湾经建的人或他们的亲属，也动辄给扣上“亲共”、“不爱台湾”的大帽子，这更难免会让人笑掉大牙。为了一己之私，为了政治需要，竟然不顾历史事实，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实在是太荒唐了。

　　值得指出的是，被民进党一直视为“法宝”的族群斗争，至今仍在被操弄。近一个时期来，陈水扁和民进党为反制蓝营发动的“罢扁案”，又一次调动绿营群众为“保卫本土政权”而进行了大反扑，虽然获得了一时的成功，但肯定会为未来留下巨大隐患。

　　四、造谣惑众，误导民意，制造民粹。陈水扁最常用的是“民意牌”和“民主牌”。所谓“民意”，其实有真假之分。“民意”往往可因政治需要而被“引导”或制造出来，民进党最擅长此一操作。例如，有一些台湾民众对祖国大陆的仇视、愤恨，以至长期反对“三通”、反对“统一”，如果追查一下，就能发现全是民进党和绿营一手培植和制造出来的。他们把台湾和“台独”划上等号，把祖国大陆反“台独”说成是“反台湾”、“打压台湾”，甚至是“联蓝反台”。6月27日，台湾“立法院”的“罢扁案”，就被说成是“中共勾结台湾卖台集团”推动的。在南部地下电台的煽动下，一些地区曾发生多起“火烧五星红旗”事件。台湾岛内一些人的“台独意识”和“反大陆”情结，也就是这样造成的。歪曲事实，无中生有，蛊惑民心，制造对立。这就是民进党为“夺权”和“保权”而制造的“民意”。

　　在这种虚假或被完全扭曲的“民意”基础上，所推动的“民主”自然也不是真正的“民主”。“民意”有真假之分，“民主”也有“民主”和“民粹”之别。人们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是，民主究竟是“目的”还是“手段”？有人说，它既是目的也是手段。笔者看来，至少在现今的台湾，民主被更多地用为“借口”或“手段”，以达到个人或某个利益集团的政治目的。所谓“制宪”、“公投”、“正名”等，往往总是被一些人披上美丽好看的外衣。还有，“民主”绝不是要搞“台独”，把“民主”和“台独”结合在一起，这是非常荒谬的。台湾人民要求“民主”和“当家做主人”的愿望完全正当，也应该积极支持；但这决不是一些具有个人政治野心者所说的那样，是什么要求建立一个使台湾“脱离祖国”、“两岸互不隶属”的“全新、正常、完整、美丽”的新国家。

　　五、否定“九二共识”，毒化两岸关系。人所共知，两岸直接对话谈判的基础，就是1992年海协和海基会达成的“九二共识”，正因为有这个“九二共识”，才会有1993年的“汪辜会谈”和后来的“汪辜会晤”，并达成若干“协议”和“共识”。这个“九二共识”的灵魂，就是双方都承认“一个中国”，但不涉及它的具体内涵。陈水扁一上台就拒不承认“九二共识”，这是使他在两岸关系和内外政策上一直陷于被动而一步步地迈向“死胡同”的最大原因。

　　就像过去一样，为摆脱困境，他在面对“罢免案”而做的“向人民报告”中，仍然避开“九二共识”或“一个中国”原则，而大谈什么“两岸和谈”。美国政府也一直敦促台湾当局有所转圜，并同时要求中国大陆与陈水扁当局直接对话，然而问题是：是按“九二共识”和“一个中国”原则来对话或谈判呢，还是按照陈水扁在2002年抛出，至今仍未收回的“一边一国”来对话或谈判呢？反对“九二共识”和“一中”原则本身，就是妄图把“一国”内部的两岸关系搞成“政府对政府”、“国家对国家”的“国际关系”。中国大陆是不可能上当的。“解铃仍需系铃人”。台湾当局必须正视现实，面对现实，老是避开现实、绕开矛盾走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