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

—纪念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60周年

　　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已过去60年，今天，我们纪念“二·二八”，就是要尊重历史，以史为鉴，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共创两岸中国人的未来。

“二·二八”不是“台独”

　　民进党当局为了政治目的，恶意炒作“二·二八”，说什么“二·二八”是“台独”的起源，“二·二八”是台湾人民为“台独”而战的，这是无中生有，恶意歪曲。“二·二八”是台湾人民争取民主自治的运动，绝不是“台独”的开端。

　　“台独”势力把“二·二八”当作台湾人民要求“台湾独立”的事件，是没有历史根据的。“二·二八”发生时，台湾人民的政治诉求集中表达在“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提出的处理大纲(32条要求)中。这些诉求归纳起来无非是反对贪污腐败，反对滥用军权，反对对台籍公教人员的歧视和差别待遇，要求省政改革，实现民主和高度自治，保障人民生活和基本权利，简而言之就是要求民主和自治。1947年3月6日发表的《告全省同胞书》中也明确声明：“我们的目标是在肃清贪官污吏、争取本省的政治改革，不是要排斥外省同胞。”《告全省同胞书》还指出：“我们同是黄帝的子孙，民族国家政治的好坏，每个国民都有责任”。

　　当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各个群众组织都没有提出“台湾独立”的诉求。台湾自治青年同盟的宗旨是：培养自治精神，遵守国父遗嘱，拥护蒋主席，实行三民主义，协助政府建设新台湾。台中区时局处理委员会发表的宣言提出：建设新中华民国，确立民族主义，拥护中央政府，铲除贪官污吏，即刻实行县市长民选，反对内战，反对专制。这些都表明，“二·二八”不是谋求台湾独立，也不是反映族群和文化冲突。

　　笔者为研究“二·二八”，探求“二·二八”真相，曾采访过大量的亲历者，且看他们当时所看到的事实真相。

　　“二·二八”亲历者纪朝钦说，60年前，台湾人民为反抗当时国民党的专制统治，掀起了一场全岛性的爱国民主运动，成为中国人民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岛内出现一种谬论，说“二·二八起义”是“台独”的起源，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当时，台湾“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提出的32条要求，并没有脱离中国版图，更没有搞“台湾独立”的内容，与“台独”毫不相干。许多“二·二八”亲历者都可以证明，“二·二八”期间没有一个人喊过“台湾独立”的口号，没有出现过一张主张“台湾独立”的标语或传单。当时台湾学生唱的《义勇军进行曲》、《满江红》、《苏武牧羊》等，都是受祖国大陆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影响。

　　纪朝钦认为，“二·二八”的核心是“三反”和“三要”，“三反”即反对专制独裁、反对政府腐败无能、反对打内战；“三要”是要民主改革、要进步发展、要安邦兴国。从这点看，“二·二八”实际上是官逼民反，是一场严肃神圣、意义深远而又深得人心的斗争。但现在却有人对“二·二八”进行歪曲，这在政治上是极其不道德的，显然是别有用心。

　　 “二·二八”亲历者黄幸说，“二·二八”既不是“台独”运动的开端，也不是“中共煽动的叛乱”。“台独”分裂分子硬要给“二·二八”贴上“台独”的标签，是要误导人民，撕裂族群，煽动仇恨，破坏两岸关系，推行“台独”分裂活动，与祖国大陆对立。

　　“二·二八”亲历者周青说，当时“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公布的32条建议和主张，主要是要求民主和自治的，民主和自治是参加“二·二八”起义者提出的最根本要求。比如，头一条就提到：“制定省自治法为本省政治最高规范，以便实现国父建国大纲之理想”，而且在这32条当中，没有一项政治建议是主张“台湾独立”的。

　　周青告诉笔者：十几年前，他和另一位亲历者吴克泰到南京第二国家档案馆查阅了有关“二·二八”的历史档案，没有发现一张传单是宣传“台独”的，也没有发现一项政治建议主张“台独”。“二·二八”的民主与自治要求同“台独”分裂势力要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是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是格格不入的。但是由于“二·二八”的影响很大，那些主张“台独”、主张搞分裂的势力不敢公开出来反对，反过来想要利用它来往自己脸上贴金，包装成为“二·二八”的同情者，甚至是“二·二八”的支持者，以欺骗民众，为其推行“台独”服务。

       “二·二八”亲历者陈炳基说，“二·二八”的起因、性质、目的，再清楚不过了。“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综合人民群众政治诉求而提出的32条“政治大纲”的核心是民主与自治，并没有超出1945年国民党与共产党及几个民主党派共同协商签订的“双十协定”的范畴，丝毫没有脱离祖国的诉求。

　　陈炳基指出，说什么“二·二八”是“台独”运动、是“排斥外省人”，这是歪曲历史事实，别有用心，是对台湾同胞反对专制斗争的极大污蔑。“二·二八”已过去60年了，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尊重历史事实，还原真相，避免悲剧重演。

　　“二·二八”亲历者潘渊静说，目前在台湾岛内，有一股势力企图把“二·二八”说成是为了搞“台独”，这完全不符合事实。当时台湾老百姓反对的是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贪污腐败，而绝不是想脱离祖国搞“独立”。整个过程中，我们没听到有人喊“台独”口号，也没有看到有人写“台独”标语。台湾人民要的是“民主和自治”，而绝非“独立”。

　　“二·二八”亲历者曾重郎说，“二·二八”发生时，台湾人民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贪官污吏，只是要求惩治腐败，改革政治。有人说，“二·二八”是“台湾独立”的起点，这完全是歪曲历史。诉求是民主自治，根本就没有“台独”的诉求，而且研究历史的人都清楚，所谓“台独”运动，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首先是在日本由廖文毅等一批人搞起来的，以后的“台独”运动就转移到美国了，那都是以后的事了，跟1947年的“二·二八”扯不上关系。所以，硬要把“二·二八”跟“台独”联系起来，甚至说成是“台独”的起点，这是别有用心的，是编造历史、歪曲历史。

挑拨省籍矛盾、制造族群对立是不道德的

　　“本省人”与“外省人”都是中国人，海峡两岸是一家。台湾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把“二·二八”说成是“台湾人民反对外来政权”，“本省人反对外省人”的运动，歪曲历史的本来面目，制造族群矛盾，无疑是在台湾人民的心灵创伤上再撒一把盐。“二·二八”初期，由于局面混乱，也确实有一些无辜的外省人受到误伤，但很快就被纠正，台湾人民保护外省籍公教人员、知识分子、商人和廉洁的国民党官员的事例比比皆是。同时，后来外省人保护台湾人的事例也很多。这绝不等同于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间的矛盾。《告全国同胞书》中明确指出：“我们的目标是在肃清贪官污吏，争取本省的政治改革，不是排斥外省同胞，我们欢迎外省同胞参加本省的政治工作。”可见，“二·二八”是民众反抗暴政的正义斗争，本省人与外省人同样是独裁暴政的受害者和反抗者，而绝非省籍矛盾和省籍冲突。

　　国民参政员林献堂将财政处长严家淦保护在自己家中的故事，作为典型事例，广为流传。当时林献堂以自己的生命为严家淦做担保，他说：“这个人对台湾是好的，你们要严家淦的话，先要踩过我的身体才可以过去。”不仅如此，当台中等处的外省籍公务员被暴徒拘禁于集中营, 并决定全部杀光时，林献堂发出警告:“你们如果把外省籍的公务员杀光, 国军来了就要把台中的人民杀光。”因此，900多个外省籍公教人员的性命才得以保全。

　　还有曾重郎和校长辛志平相互保护的例子也很感人。“二·二八”发生时，曾重郎在危急时刻保护了他的校长辛志平，在随后到来的白色恐怖中，这位校长又保护了曾重郎。

　　所以，“二·二八”绝非省籍矛盾、省籍冲突和排外行为。“二·二八”期间，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界限，并没有本省人与外省人之分，广大台胞是非清楚，恩怨分明。那种 “二·二八”是“本省人反抗外省人的流血冲突”以及“外省人镇压台湾人”的观点，是对台湾同胞正义行动的严重误解，是对台湾人民爱国民主精神的歪曲和贬低。

　　“台独”分裂势力别有用心地歪曲历史事实，极力挑拨省籍矛盾，撕裂台湾族群，制造社会对立，并企图为其进行“台独”分裂活动张目，这种行径严重损害了广大台湾同胞的利益。

　　沧桑一甲子，同胞情不移。“二·二八”起义已过去60年，我们纪念“二·二八”起义，是要回顾和正确认识历史，抚平历史的创伤，以史为鉴，化解对立，面向未来，共谋两岸和平发展。

　　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已过去60年，今天，我们纪念“二·二八”，就是要尊重历史，以史为鉴，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共创两岸中国人的未来。

“二·二八”不是“台独”

　　民进党当局为了政治目的，恶意炒作“二·二八”，说什么“二·二八”是“台独”的起源，“二·二八”是台湾人民为“台独”而战的，这是无中生有，恶意歪曲。“二·二八”是台湾人民争取民主自治的运动，绝不是“台独”的开端。

　　“台独”势力把“二·二八”当作台湾人民要求“台湾独立”的事件，是没有历史根据的。“二·二八”发生时，台湾人民的政治诉求集中表达在“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提出的处理大纲(32条要求)中。这些诉求归纳起来无非是反对贪污腐败，反对滥用军权，反对对台籍公教人员的歧视和差别待遇，要求省政改革，实现民主和高度自治，保障人民生活和基本权利，简而言之就是要求民主和自治。1947年3月6日发表的《告全省同胞书》中也明确声明：“我们的目标是在肃清贪官污吏、争取本省的政治改革，不是要排斥外省同胞。”《告全省同胞书》还指出：“我们同是黄帝的子孙，民族国家政治的好坏，每个国民都有责任”。

　　当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各个群众组织都没有提出“台湾独立”的诉求。台湾自治青年同盟的宗旨是：培养自治精神，遵守国父遗嘱，拥护蒋主席，实行三民主义，协助政府建设新台湾。台中区时局处理委员会发表的宣言提出：建设新中华民国，确立民族主义，拥护中央政府，铲除贪官污吏，即刻实行县市长民选，反对内战，反对专制。这些都表明，“二·二八”不是谋求台湾独立，也不是反映族群和文化冲突。

　　笔者为研究“二·二八”，探求“二·二八”真相，曾采访过大量的亲历者，且看他们当时所看到的事实真相。

　　“二·二八”亲历者纪朝钦说，60年前，台湾人民为反抗当时国民党的专制统治，掀起了一场全岛性的爱国民主运动，成为中国人民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岛内出现一种谬论，说“二·二八起义”是“台独”的起源，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当时，台湾“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提出的32条要求，并没有脱离中国版图，更没有搞“台湾独立”的内容，与“台独”毫不相干。许多“二·二八”亲历者都可以证明，“二·二八”期间没有一个人喊过“台湾独立”的口号，没有出现过一张主张“台湾独立”的标语或传单。当时台湾学生唱的《义勇军进行曲》、《满江红》、《苏武牧羊》等，都是受祖国大陆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影响。

　　纪朝钦认为，“二·二八”的核心是“三反”和“三要”，“三反”即反对专制独裁、反对政府腐败无能、反对打内战；“三要”是要民主改革、要进步发展、要安邦兴国。从这点看，“二·二八”实际上是官逼民反，是一场严肃神圣、意义深远而又深得人心的斗争。但现在却有人对“二·二八”进行歪曲，这在政治上是极其不道德的，显然是别有用心。

　　“二·二八”亲历者黄幸说，“二·二八”既不是“台独”运动的开端，也不是“中共煽动的叛乱”。“台独”分裂分子硬要给“二·二八”贴上“台独”的标签，是要误导人民，撕裂族群，煽动仇恨，破坏两岸关系，推行“台独”分裂活动，与祖国大陆对立。

　　“二·二八”亲历者周青说，当时“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公布的32条建议和主张，主要是要求民主和自治的，民主和自治是参加“二·二八”起义者提出的最根本要求。比如，头一条就提到：“制定省自治法为本省政治最高规范，以便实现国父建国大纲之理想”，而且在这32条当中，没有一项政治建议是主张“台湾独立”的。

　　周青告诉笔者：十几年前，他和另一位亲历者吴克泰到南京第二国家档案馆查阅了有关“二·二八”的历史档案，没有发现一张传单是宣传“台独”的，也没有发现一项政治建议主张“台独”。“二·二八”的民主与自治要求同“台独”分裂势力要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是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是格格不入的。但是由于“二·二八”的影响很大，那些主张“台独”、主张搞分裂的势力不敢公开出来反对，反过来想要利用它来往自己脸上贴金，包装成为“二·二八”的同情者，甚至是“二·二八”的支持者，以欺骗民众，为其推行“台独”服务。

　 “二·二八”亲历者陈炳基说，“二·二八”的起因、性质、目的，再清楚不过了。“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综合人民群众政治诉求而提出的32条“政治大纲”的核心是民主与自治，并没有超出1945年国民党与共产党及几个民主党派共同协商签订的“双十协定”的范畴，丝毫没有脱离祖国的诉求。

　　陈炳基指出，说什么“二·二八”是“台独”运动、是“排斥外省人”，这是歪曲历史事实，别有用心，是对台湾同胞反对专制斗争的极大污蔑。“二·二八”已过去60年了，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尊重历史事实，还原真相，避免悲剧重演。

　　“二·二八”亲历者潘渊静说，目前在台湾岛内，有一股势力企图把“二·二八”说成是为了搞“台独”，这完全不符合事实。当时台湾老百姓反对的是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贪污腐败，而绝不是想脱离祖国搞“独立”。整个过程中，我们没听到有人喊“台独”口号，也没有看到有人写“台独”标语。台湾人民要的是“民主和自治”，而绝非“独立”。

　　“二·二八”亲历者曾重郎说，“二·二八”发生时，台湾人民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贪官污吏，只是要求惩治腐败，改革政治。有人说，“二·二八”是“台湾独立”的起点，这完全是歪曲历史。诉求是民主自治，根本就没有“台独”的诉求，而且研究历史的人都清楚，所谓“台独”运动，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首先是在日本由廖文毅等一批人搞起来的，以后的“台独”运动就转移到美国了，那都是以后的事了，跟1947年的“二·二八”扯不上关系。所以，硬要把“二·二八”跟“台独”联系起来，甚至说成是“台独”的起点，这是别有用心的，是编造历史、歪曲历史。

挑拨省籍矛盾、制造族群对立是不道德的

　　“本省人”与“外省人”都是中国人，海峡两岸是一家。台湾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把“二·二八”说成是“台湾人民反对外来政权”，“本省人反对外省人”的运动，歪曲历史的本来面目，制造族群矛盾，无疑是在台湾人民的心灵创伤上再撒一把盐。“二·二八”初期，由于局面混乱，也确实有一些无辜的外省人受到误伤，但很快就被纠正，台湾人民保护外省籍公教人员、知识分子、商人和廉洁的国民党官员的事例比比皆是。同时，后来外省人保护台湾人的事例也很多。这绝不等同于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间的矛盾。《告全国同胞书》中明确指出：“我们的目标是在肃清贪官污吏，争取本省的政治改革，不是排斥外省同胞，我们欢迎外省同胞参加本省的政治工作。”可见，“二·二八”是民众反抗暴政的正义斗争，本省人与外省人同样是独裁暴政的受害者和反抗者，而绝非省籍矛盾和省籍冲突。

　　国民参政员林献堂将财政处长严家淦保护在自己家中的故事，作为典型事例，广为流传。当时林献堂以自己的生命为严家淦做担保，他说：“这个人对台湾是好的，你们要严家淦的话，先要踩过我的身体才可以过去。”不仅如此，当台中等处的外省籍公务员被暴徒拘禁于集中营, 并决定全部杀光时，林献堂发出警告:“你们如果把外省籍的公务员杀光, 国军来了就要把台中的人民杀光。”因此，900多个外省籍公教人员的性命才得以保全。

　　还有曾重郎和校长辛志平相互保护的例子也很感人。“二·二八”发生时，曾重郎在危急时刻保护了他的校长辛志平，在随后到来的白色恐怖中，这位校长又保护了曾重郎。

　　所以，“二·二八”绝非省籍矛盾、省籍冲突和排外行为。“二·二八”期间，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界限，并没有本省人与外省人之分，广大台胞是非清楚，恩怨分明。那种 “二·二八”是“本省人反抗外省人的流血冲突”以及“外省人镇压台湾人”的观点，是对台湾同胞正义行动的严重误解，是对台湾人民爱国民主精神的歪曲和贬低。

　　“台独”分裂势力别有用心地歪曲历史事实，极力挑拨省籍矛盾，撕裂台湾族群，制造社会对立，并企图为其进行“台独”分裂活动张目，这种行径严重损害了广大台湾同胞的利益。

　　沧桑一甲子，同胞情不移。“二·二八”起义已过去60年，我们纪念“二·二八”起义，是要回顾和正确认识历史，抚平历史的创伤，以史为鉴，化解对立，面向未来，共谋两岸和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