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要一没有”与陈水扁的狂人心态

　　3月4日，陈水扁在参加“台独”组织“FAPA”的活动时，提出了“四要一没有”。岛内外舆论认为，“四要一没有”只是再次证实了他的“台独”本性，他又在“台独”路上迈出极其危险的一步。

“四不一没有”下的“台独”

　　在“台独”问题上，陈水扁有过“两极化”表演，以“四不一没有”为主题的“不搞台独版”是他的主要伪装，“四要一没有”是“台独”的真实表现。

　　谁也不会忘记，2001年的3月16日和5月20日，陈水扁在选举投票前两天和就职当天，先后完整作出了不搞“台独”、不另立“国号”，不把“两国论”“入宪”，不推动“统独公投”，也没有废除“国统会”和“国统纲领”的“四不一没有”承诺。面对陈水扁的承诺，许多善良的人们以为，此人是要改邪归正了，是要在第一次政党轮替后为台湾和两岸关系做一点贡献了。祖国大陆从善良的愿望出发，为扩大反“独”阵营，联合所有愿意为两岸关系出力的人，对陈水扁提出了“听其言，观其行”的“六字方针”。

　　事后观察，陈水扁之所以作出“四不一没有”承诺，只是为了缓解权力危机。他胜选只得到39.3%的选票，在“立法院”内民进党也是少数党，如果公开宣扬“台独”，制造两岸关系的危机，一方面刺激政治上支持政党轮替的美国，并且吓走一部分寄希望于民进党执政进行政治和社会改革的中间选民；一方面将加剧与掌握“立法权”的反对“台独”的国亲新三党的对立，削弱民进党的执政基础。因此，不搞“台独”的承诺，有助于缓解执政初期的危机，增加当局的理性色彩。

　　掌握绝对权力的陈水扁，在执政行为中，朝野竞争是“割喉割到断”，制造族群对立；公共政策是“政策性买票”，违反经济规律；大陆政策是“打压交流热”，恶化两岸关系。只有“台独”方面，从内容到形式，从战略到策略，从影响到后果，设计周到、完备。即使处于权力危机中，在缺乏推动“台独”实力情况下，在不断重申“四不一没有”的同时，依靠欺骗和诡辩，不断背弃“四不一没有”。

　  一是“台独”主张不断加码。陈水扁的“台独路”，一年一个台阶，逐年升级。2000年6月，上台执政36天，把1992年11月“两会”达成的两岸唯一的政治共识，说成是“九二精神”，第一次公开否认“九二共识”。否认“九二共识”，是釜底抽薪，一方面可以拒绝两岸政治对话，一方面是要建立“台独”的政治基础。2001年3月，胜选1周年，在“极端台独”组织“世界台湾人大会”首次在台湾举行的年会上，陈水扁公开宣称自己是“台湾总统”，高喊“台湾人站起来，走出去”，自此开始全面推行“渐进式台独”。2002年8月，公开宣扬“台湾跟对岸中国一边一国，要分清楚”，表明“一边一国”已经成为“台独”的目标。2003年9月，提出“台独时间表”，同年11月制订“公民投票法”，“公投”不仅成为陈水扁“拒统”的主要方式，而且被纳入“台独”实施计划。2004年3月，第一次“台独公投”举行。2005年10月，公开宣扬“中华民国是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自2006年初起，以“终统”为始，开始全面推进“法理台独”。显然，7年来陈水扁全面背弃“四不一没有”，“台独”不断系统化、法律化、理论化。

　　二是全面推进“渐进式台独”。利用执政舞台和优势，陈水扁不断扩大“台独”的领域，制造“台独”的社会基础和政治气氛。重点之一是“文化台独”。宣扬“台独史观”，割断两岸历史上的联系；编写“台独教材”，从不同层次培植大中小学生的“台独意识”；在语言、文学、艺术、文物、习俗、意识、伦理等领域，制造“台独文化”。重点之二是“台湾正名”。“台独”分子煽动起来的“台湾正名”运动，开始从体制外走向体制内，由民间活动变为执政党的主张。在上台2周年时，陈水扁声称要“拼台湾正名”，特别是在2004年12月和2006年底前后形成“正名高潮”。重点之三是“去中国化”。最能反映陈水扁当局“渐进台独”战绩的，就是“去中国化”。如把孙中山变为“外国人”、“中正纪念堂”变为“台湾民主园区”，凡是公务机关、军队营地和代号及装备、重要和象征性标志、学校和大中型企业名称、重大纪念品和场所，只要带有“中国、中华、统一、反独”内容，都要去除而后快。陈水扁当局违反“四不一没有”承诺，“台独”不断政策化、实践化、社会化，“台独”步伐在加快。

“四要一没有”下的疯狂

　　陈水扁极力推动的“台独”,带来巨大的负面效应，执政没有政绩不说，政局长期动荡不安，经济持续发展缓慢，社会族群分化对立，两岸关系僵局难解，与此同时，民进党上层集团的腐败越来越严重，执政危机在加剧。陈水扁当局面临的严峻事实是，如何摆脱执政危机。如果民进党当局政治头脑清醒的话，应该看到是因为有了“台独”的“因”，才有了执政没有政绩的“果”；只有放弃“台独党纲”，才能换来社会和经济发展必需的政治条件。令人遗憾的是，民进党执政集团采取继续强化“台独路线”、推行“极端台独”的方式，图谋为执政失败解套，“台独路”越走越远。

　　面对陈水扁“台独”面目的全面暴露和“台独”不断升级，祖国大陆开始调整“听其言，观其行”方针，加大批判“台独”的力度。在陈水扁依靠“两颗子弹”实现连任后，开始加速“一阶段宪改”，推动为“法理台独”开道的“二阶段宪改”，祖国大陆发表《5·17声明》，调整工作思路，在全面推动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开展两岸交流和对话的同时，把反对台湾“法理独立”作为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

　　进入2006年以来，陈水扁“法理台独”的步伐加快：2月终止“国统会”、“国统纲领”运作；5月发表第一份所谓“国家安全报告”；6月提出“宪政改造工程”；9月在“宪政改造研讨会”上，违背其“宪改”不涉及敏感议题的承诺，表示“可处理领土范围问题”，宣扬“宪改变更领土说”；10月，在参加“台独”核心成员辜宽敏的宴会时声称，赞成其关于“冻结现行宪法，制定‘第二共和宪法’”的“台独”主张，强调“这是现在进行时”，同时再次启动“台湾正名”运动；11月2日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时，声称要“冻宪”，并在“新宪法”的序言中厘清台湾疆域范围；12月20日，民进党中常会决议，正式启动推进“法理台独”的活动。2007年，陈水扁推动“法理台独”的重点有二：一是出台“台独新宪法”和“台独修宪”的新版本，为“法理台独”投石问路，现已推出“台独党纲版”、“台湾前途决议文版”、“不动宪法总纲版”和“中华民国第二共和版”四类“台独宪法”，“台独”政党和活跃分子的“台独宪法草案”正在陆续出笼；二是为了增加“法理台独”在体制内通过，或者是减少泛蓝军反对的可能，陈水扁当局在增加“宪政改革”色彩的同时，提出“间接制宪”，图谋是只要“修宪”条文到一定数量，即成为事实上的“台独制宪”；把“国号”、“国旗”不列入“修宪(制宪)案”，另案处理，为蒙混过关创造条件；筹划降低“修宪”门槛；策划“以台湾名义参与联合国”、清查国民党党产和通过“新宪公投”的“三大公投”。体制外的“台独”活动更多，续办万场“台独制宪”座谈会，宣传进村，座谈到户；宣扬“直接制宪”，一步到位实现“法理台独”；提出民众和政党都有提案权，为纠集“台独”分子连署“台独宪法”创造条件。体制内外互相配合，推进“法理台独”，是现阶段陈水扁当局的主要行为。

　　3月4日，陈水扁在与“台独”分子联欢时，声称“台湾要独立，台湾要正名，台湾要新宪，台湾要发展，台湾没有左右，只有统独问题”，“台湾是参加联合国进入国际组织最好的名字”。从内容上看，“四要一没有”是老调重弹；从形式上看有新意，一是公开和“四不一没有”唱反调，不再像以往那样，每讲一次“台独”，都由“四不一没有”掩护；二是把“台独”主张集中到一起，成为一篇典型的“台独宣言书”；三是在宣扬“台独四项”的同时，竟然讲“台湾要发展”，显然是矛盾的，因为陈水扁执政7年来最大的教训，就是搞“台独”没有出路，“台独”是阻挠台湾发展的最大障碍。

　　“四要一没有”的提出，只能说明陈水扁当局已经处于“台独”的最后疯狂阶段，只能证明陈水扁推进“台湾法理独立”的决心和目标已定。对于陈水扁当局来说，“法理台独”的功能是多样化的。一是既定目标，执政对于泛绿军来说，是推动“台独”的极好机会，如今剩下的任期有限，成为“极端台独”势力“拼台独”的“最后时间”，增加“法理台独”的紧迫感。二是脱困需要，陈水扁为顶住“反贪倒扁”，需要绿营的支持，推动“法理台独”可以增强“保护伞”功能。三是转移视线，陈水扁执政没有政绩，制造“法理台独”的议题，有利于转移社会上对没有政绩的关注。四是选举手段，宣扬“法理台独”是对泛绿军进行政治动员的最好方式。事实上，陈水扁对“法理台独”期望殷切，只是愿望和实际距离过大，无论是推进“台独”或摆脱危机，都不会出现陈水扁所期待的效果。

　　“台独”走到今天，已经走入死胡同，陈水扁当局“台独执政”的失败，证明“台独路线”的不可行。几年来实践证明,体制内有泛蓝军制止，体制外有主流民意反对，两岸间有祖国大陆遏制，国际上有“一个中国格局”管控，“台湾法理独立”和“四要一没有”只能成为陈水扁当局自娱自乐的“摇头丸”。特别是等民进党“总统”候选人确定，到时党内马上形成“西瓜偎大边”的风潮，陈水扁届时还能有多大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