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应该是灵魂最真切的日记

—记余光中的民族文化情怀

       21岁时，余光中告别了祖国大陆的连天烽火，结束了战乱时期的颠沛生活，随着家人渡海赴台定居，如今，已步入耄耋之年。截至2003年，余光中已出版诗集21种，散文集11种，评论集5种，翻译集13种。回首一生在祖国大陆、台湾、美国、香港的生活历练与文学岁月，他说，“俯仰一生，竟然以诗为文，以文为论，以论佐译，简直有点‘文体乱伦’”，但“不论这许多作品是写于台湾、香港或美国，不论其文类是诗、散文或评论，也不论当时挥笔的作者是少年、壮年或晚年，20岁以前在那片华山夏水笑过哭过的日子，受惊喊魂似的，永远在字里行间叫我的名字。”

中国情

       余光中自述，其“汉魂”、“唐命”难以撼动，而这魂之深，命之牢，却是近几十年的异国岁月焠炼的结果。从1957年开始第一次异国漂泊，负笈爱荷华大学2年攻读文学硕士学位，到1964年二度遨游美国，任密西根州立大学英文系副教授，再到1969年赴科罗拉多州任寺钟学院客座教授，多年异国的生活，不仅奠定了余光中“忧国愁乡”的写作基调，更是余光中诗文从自我情感的小格局升华到民族情怀的炼丹炉。

       赴美国爱荷华这次短暂的异国生活，让首次辞家远行的余光中开始成熟。对异国初始的新奇感落幕之后，冬季干燥的气候，冷饭寒衾的生活，孤单清寂的日子，其心态与往日身处亲情友情包围中的状态大异其趣。寂寞难耐之下，余光中把全部精力投入读书、作诗，但仍不得不在对爱妻、稚子、父母、师长、诗友们的思念中苦苦挣扎，对任何一条来自故乡的讯息报道都会忘忧喜泣。

       身处异国他乡，他首次体会到祖国的国贫力弱，及其所带来的震撼与责任。他在信中写道，“你不能真正了解中国的意义，直到有一天你已不在中国。”他在《万圣节后记》中写道，“有些美国同学简直不知道台湾在哪里，英文报纸上更难读到祖国的消息，我开始体会到吹箫吴市，挥泪秦庭的滋味……中国对于我，几乎像一个情人的名字……” 从此，乡愁开始成为他的诗文主题；从此，那“1842年葡萄酒”的“余温”，那曾让他对西方文明充满无尽遐想——曾孕满心怀的南欧夏夜、地中海的金色阳光——的美味，渐渐被诗人对中国及其民族文化的切身体验所取代。他在评论他早年的这首《饮1842年葡萄酒》时说，“换了现在的我来写，当会联想到鸦片战争。”

       1964年9月，余光中再次赴美，在美国中西部和东部巡回讲授中国文学。第二次旅美期间，余光中接触了几种中国人：“国粹派”的固步自封、自我陶醉让诗人伤心；“洋学者”的崇洋媚外、自我虚无让诗人不齿；而美籍华人对中国的漠视及其“务实”，让诗人慨叹。在各种有关中国现状与前途的争论中，在海外中国人的生存百态下，他将自我与艺术、与民族的苦难、民族的文化复兴联系起来，思考的结果，他写下了“我的乡愁……，在山河的阻隔之上，更与同胞、历史、文化绸缪难解，套牢成一个情意纠结，一个不肯收口的伤口”、“我的血管是黄河的支流，中国是我我是中国”的诗句。

       三度赴美，让余光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让中国像疯狂的石匠/奋锤敲凿你切身的痛楚/敲落虚荣，敲落怯懦/敲落一鳞鳞多余的肌肤/露出瘦瘦的灵魂和净骨/被旋风磨成一架珊瑚。如何/中国将你毁坏/亦将你完成……” 就这样，余光中自觉地担当起民族的苦难，将个人的文学事业与时代、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其诗文因此也展现出生命思考的最终升华，那些饱含着爱国之思的深刻作品，如《白玉苦瓜》、《乡愁》、《民歌》、《乡愁四韵》等，一次次震撼海内外文坛。

       余光中在《蒲公英的岁月》中总结了他的“乡愁”历程：他的灵魂异常宁静，因为新大陆和旧大陆，海洋和岛屿，已经不再争辩，在他的心中，他是中国的，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他吸的既是中国的芬芳，在异国的山城里，亦必吐露那样的芬芳，不是科罗拉多的积雪所能封锁的。虽然每一次出国都是一次剧烈的连根拔起，但是他的根永远在这里，因为泥土在这里，落叶在这里，芬芳，亦永永远远播扬自这里。

       1992年，阔别43年后，余光中终于再次踏上祖国大陆的土地，“我的乡愁从此由浪漫阶段进入到现实时期。”在尽情舒解乡愁的同时，他更真切地体会到他的乡愁是对中华民族的眷恋与深情，他说，“大陆是母亲，不用多说，烧我成灰，我的汉魄唐魂仍然萦绕那一片厚土”；“‘怀乡’是对整个民族国家的怀念，‘孺慕’是对整个民族历史文化的孺慕。”

文化根

       “我真想在中国文字的风火炉，炼出一颗丹来”，这是而立之年的余光中内心的真情告白；“让民族的语言文字在自己手中能发挥到极致，更美妙、更多彩多姿”，这是晚年的余光中对自己一生最大成就的骄傲自诩。对于中国文学，余光中有着强烈的使命感。

       这使命感首先来自他对民族文化的热爱。回顾自己的文学历程，那童年和少年时代中国文化的启蒙与熏陶，让余光中深深感慨：“我是在1949年的夏天告别大陆的。在甲板上当风回顾鼓浪屿，那彷徨少年绝未想到，这一别就是半个世纪。当时我已经21岁。只觉得前途渺茫，绝不会想到冥冥之中，这不幸仍有其大幸：因为那时如果我更年轻，甚至只有十三四岁，那我对后土的感受就不够深，对中华文化的孺慕也不够厚，来自欧风美雨，尤其是美雨，势必无力承受。”正是这份融入骨血的文化感受与孺慕，让余光中2003年自述，“写来写去，文体纵有变化，有一样东西是不变的，那便是我对中华文化的赤诚热爱。如果中国文化是一个大圆，宏美的中文正是其半径，但愿我能将它伸展得更长。”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与忠诚，融入了他的诗歌、散文，甚至写作技法。他说，“写今人今事，我常用古人古事来印证。这样的做法与其说是一种技巧，不如说是一种心境，一种情不自禁的文化孺慕，一种历史归属感。”

       其次，文学已成为他生命中不可割舍的事务，而最重要的是，在异国寂寞而澎湃的乡愁里，“惟一能依靠甚至主宰的只剩下中文了。只剩下中文永不缴械，可仗以自卫、驱魔、招魂”。当乡愁与国殇紧密地融合在了一起，中文不仅成了让自己的伤口“收口”的惟一灵药，余光中更要将中文作为医治全中华民族历史创伤的良药之一。

       再次，余光中对文化是民族之魂有着深刻的体认，对自己的社会角色与责任有着清晰的认知。他始终认为，中文是我们探索中国文化宝藏极重要的线索。把中国文化比作一个大圆，圆心无所不在，圆周无迹可寻，而中文乃其半径，中文能走得多远，中国文化的大圆就有多大；半径一旦崩溃，就不成圆了。所谓民族，就是有共同文化的一群人，如果语言程度低落、败坏，文化重要的一环就松掉了，则民族的向心力何在？余光中对诗人的角色更有着如下的解说：“一个当代诗人，除了被动反映社会现象外，他应具有更积极的精神，主动地去影响他身处的环境，可以提出他的理想，借着作品影响社会，甚而提升他的民族”；“一个诗人应尽量发挥自己的才能，来为中华的诗魂诗心增加一点什么，来贡献一点什么”。

       正是心中有了这样的责任与使命，余光中才自觉地站在中西文化碰撞的最前线，观察、体验着东西方文明的激烈冲突；思考、剖析着“五四”以来新旧文化的论战；警惕、抵制着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不良侵蚀。他认为，全盘西化、一去不复返，就是浪子；守株待兔般死守中文，就只是个“不能光耀门楣”的孝子。真正的“西化”是学习西方的人文精髓，绝非抛弃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而简单地机械模仿西方其他方面的内容。他认为，当年提倡白话文的人一开始就走上了西化与俗化的道路，盲目引进英文的语法，滥用俚语虚词，造成文字的浪费，成为一种不中不西的第三类文字。此种状况越来越严重，甚至差点淹没了中国古有的文化体系。要挽救目下流行的不中不西的白话文，重新体认古典文言文，调整对文字西化的态度，然后创造一种文白交融的新文体，是校正白话文数十年来不良发展的两项法门。

       也正是心中有了这样的责任与使命，70多岁的余光中亲上火线，反击着陈水扁当局“去中国化”的“文化台独”教育政策。2004年，面对台湾岛内中文教育面临着当局“文化台独”政策的摧残、方言教育的排挤、西化浪潮的冲击、网络语言的颠覆等等“五胡乱华”的局面，余光中深感忧虑，而让他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文化台独”，他不能相信，那个挖松“原本可以支持我们立定脚跟的国文”的人竟是“我们的政府”。为救中文，半隐居南台湾的余光中站上火线，向“文化台独”、“去中国化”政策发起反攻。他指出，中文程度低落的影响非常广泛、深远，它涉及文化传承与发扬的问题，抨击民进党当局“去中国化”的政策非常“野蛮”。2004年，台湾学术界、社运界及文化界人士共同发起组建了“民主行动联盟”，余光中积极投入其中，参与推动“新文化运动”，除了承袭知识分子应有的批判精神与道德风骨，更倡导正义、平等、宽容、真诚的价值。2005年5月，余光中发起、召集岛内艺文界、学术界及高中教师共同成立了“抢救国文教育联盟”，他亲自发表抢救国文教育宣言。2006年，余光中等又在“抢救国文教育联盟”基础上成立了“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将民间文教机构组织化、系统化，以长期监督当局的语文教育政策，传承语文教学理念，落实为文化扎根的理想。

       余光中反“文化台独”的举动，不断遭到“台独”分子的恶意攻击，被骂成是“颓废意识”、“流亡心态”、“买办意识”，是“阉割诗作以屈从国民党，转而认祖归宗于中国当权者，完全不以诗句惨遭统战化为忤”，是“强加于学生，灌输中国意识，对抗本土化”……但余光中认定，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剥夺我们对祖先文化的继承权；两岸文化一脉相承，不是说改变就能改变，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向心力，“文化台独”绝无可能。

       正是“汉魂已深，唐命已牢，任你如何‘去中国化’，都摇撼不了”。

两岸缘

       1972年基辛格首次到大陆，46岁的余光中面对报道，心中百感交集：“这些外国人竟能站在我的长城上，而我却不能！”突然爆发的苦闷，不到1小时便化成了《万里长城》这个中篇随笔，成为他又一篇满怀思乡之情的广泛流传的文学作品。

       由于余光中经常在其创作中吐露对故乡的思念，因此在台湾文化界被归类为统派。对此，余光中认为，这个标签非常狭隘。凭中华文化历史之悠久，两岸迟早会统一，不能操之过急诉诸战争，这需要两岸领导人的智慧。

       1992年，他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外研所之邀访问祖国大陆，这是他离别43年后首次踏上故乡的土地。紧接着，请柬纷至沓来，他回乡的频率越来越密。他曾回家乡探亲，在金陵访友，在武汉赏丹桂，在北京登长城游故宫，在成都杜甫草堂流连，走上岳麓书院的讲坛；他被山东大学、厦门大学、苏州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学校聘为客座教授，他拜会诸多文学前辈，广泛接触祖国大陆的诗人、评论家和文学同好。而最令他难忘的是1995年他回母校厦门大学参加校庆并演讲，与老校长重逢。他回台写下《浪子回头》：“鼓浪屿鼓浪而去的浪子，清明节终于有岸可回头，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一百六十海里的海峡，为何渡了近半个世纪才到家……”。1997年，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7卷本诗歌散文集，他游历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和北京，为他的诗迷们签名，与青年学子们同诵其新旧诗作，情感激扬下，余光中创作了大量感情丰沛的作品。2003年10月，余光中最终完成了他长达半个多世纪回祖籍故地福建永春祭祖的夙愿。只要可以，余光中都会带着女儿、女婿、外孙、外孙女一起巡游祖国大陆，“我想让他们认识外公出生的土地。”

       近几年，余光中一直在为两岸的文化交流尽力。他说，“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灵魂故乡，分离现状是暂时的，文化是永久的”；他期盼，“两岸不要因为50年的政治分隔，抛弃5000年的文化源头”；他期盼，两岸文学工作者能够共同为创造和谐、民主、自由的境界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