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党上台后政商关系的建构及其影响

       民进党上台前，与商界的关系比较疏远，甚至一度被认为有“反商情结”。但是在上世纪90年代，民进党的一些重要人物如陈水扁等，已经开始紧锣密鼓地建构自己的政商关系网络。2000年上台后，民进党利用执政的优势，不断扩大政商关系的经营规模，手法也不断多样化，形成了目前既有以台湾当局行政机关为中心、通过权力资源分配而形成的政商勾结，也有通过个人为中心经营政商关系网络的局面。民进党通过政治资源与金钱交换的方式，建构起了紧密的政商关系网络。

民进党政商关系构建的基本途径

       大致来说，民进党构建政商关系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

       在各种关键位置安插自己的人马，将原有的“非绿”政治势力挤出各种公私营事业权力核心，实现对台湾财经和金融系统及企业界的全面“绿化”。民进党打着“改革”的旗号，对岛内各类金融、企事业单位、工商团体等展开了全面清洗，力图使民进党牢牢掌握住台湾的经济命脉。一度引起舆论大哗的“兆丰金控案”即是如此。2002年，台湾财政部门遵照陈水扁的旨意，任命时任长荣集团副总裁的郑深池出任台湾交通银行董事长，引起社会一片哗然。此前郑深池并没有金融方面的管理经验，并且长荣集团当时是交通银行的最大债务人，借款金额高达150亿元新台币。很显然，这项任命是不恰当的。但是由于郑深池是陈水扁的重要金主，所以民进党当局不顾社会舆论反对，仍然坚持这项人事任命。郑深池就任交通银行董事长后，根据民进党高层的指示，以交通银行为中心改组建立交通金融控股公司，随后改名为兆丰金融控股公司，郑深池出任董事长。通过这些操作，陈水扁最起码达到了以下两个目的：郑深池以“民股”身份出任兆丰金控董事长，在此后选举中，作为金主支持陈水扁不会被贴上“动用公营资源”的标签，也可以避开民意机关的监督；若陈水扁下台，郑深池也不会受官股改派代表的影响，仍可成为陈水扁的支持力量。民进党正是通过类似方式，迅速实现了金融机构的重新洗牌，掌握了几乎所有公营金融机构的控制权。

       在全面占据金融机构的同时，民进党更加重视对金融机构的“民营化”改造。在他们看来，现在掌控金融机构并不能保证他们就一直能为民进党所用，因为国民党一旦上台，仍有可能通过手中的权力进行清算，重新掌握这些机构。因此，陈水扁上台以后，一直努力对金融系统等事关台湾经济命脉的重要领域进行改造，在对金融系统进行“绿化”、图利个别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大财团的同时，也要达到在结构上建构于己有利之金融环境的目的。其中一直以“民营化”的方式进行的金融改革，就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按照民进党的想法，“民营化”之后，国民党即使上台执政，也无法插手这些已民营化的金融机构。按照这种构想，“民营化”彻底切断了未来国民党重新上台后的金脉，也为民进党未来发展建立起更为扎实的政商结盟关系。

       通过各种活动和安排，拉近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在陈水扁每次“出访”的名单中，均有大批企业界人士随行，这已经成为企业界与陈水扁关系的晴雨表，他也正是利用这种方式巩固泛绿阵营的传统支持财团，并借机拉拢支持泛蓝的财团。陈水扁上台后，若干原来被认为是深蓝的企业与其关系发展迅速，摇身一变成为“绿色政权”的重要支持者。据说2000年陈水扁初掌大权之后，为改善民进党过去的“反商形象”，“与大财团博感情”，频频安排行程参观工厂，出访邀陪也时有所见。除了这些台面上的文章，陈水扁为了强化政商关系网，经常会有一些加强联系与“博感情”的餐叙和私下交流。据说只要有相关人士安排，陈水扁对各个“大老板的求见几乎来者不拒。”

       通过权位与金钱交换完成政商之间的交易。这是政商关系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形式。金主为民进党提供竞选资金，帮助其取得政治资源，而民进党上台后则通过各种方法回馈金主。于是，在陈水扁上台后，许多金主被安排在不同机构的重要部门。当然，要酬庸的人很多，陈水扁手中的职位显然不敷使用，于是民进党当局就采取了“轮流坐庄”的方式，缩短官员的任期，以达到大家都有机会的目的。这是民进党当局官员象走马灯一样不断换来换去的一个重要原因，民进党中央也因此一度被人讥为“人力资源调度中心”。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民进党在野时，曾力主废除“资政”与“顾问”这些闲职，但是执政之后，却用得更凶，把这些职位当成了“表达心意的一种方式”，其中多有陈水扁的选举金主、绿朝新贵和退休官员。民进党的昨是今非，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对于陈水扁来说，这些位置在相当大程度上满足了其“还人情”的需要，也是加深政商联结的一个重要方法。

       通过派系或个人经营政商关系网络。民进党派系解散之前，通过派系运作来经营政商关系是民进党政商关系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2006年虽然民进党通过了派系解散的决议，但是相关的政商关系却没有随之消解，仍在或明或暗地发挥着影响。在各个派系中，实力强劲的新潮流系的政商关系经营最为抢眼。新系大佬洪奇昌为经营政商关系，创办了“产经建研社”；其他如曾经的派系核心干部吴乃仁、利锦祥、袁嬿嬿等人，在经营政商关系方面也不遗余力。相较之下，“福利国连线”的龙头谢长廷则不走大企业、大财团路线，而是将经营重心放在中小企业团体上。为此，谢长廷经常参加中小企业的活动，拉近与他们的距离。谢长廷的这些做法使其在中小企业中有着较高的人气。2006年的台北市长选举中，谢长廷虽然募得的大企业捐款较少，只有2974万元新台币，但是在小额捐款部分，却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内，募得3315万元新台币，比北高两市的其他候选人都高。同样，陈水扁和“正义连线”政商关系的经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靠一些关键性的枢纽人物来完成的，马永成、黄芳彦、柯建铭、陈哲男等手中均掌握着大量的政商人脉，他们成为陈水扁和民进党建构政商关系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例如，陈水扁身边的重要人物、新光医院副院长黄芳彦，就是沟通内外政商关系的重要通路。黄芳彦有丰富的医界人脉，在企业界同样交游甚广，许多企业界人士正是透过他才与陈水扁搭上关系，而陈水扁也通过他布建了绵密的政商人脉。

民进党的“黑金化”及其影响

       政商关系的快速推展加快了民进党“黑金化”的步伐。国民党时期，政商勾结和“黑金政治”就是台湾政坛的一大痼疾。民进党上台后，随着政商关系的快速洗牌，“亲绿”势力全面占据金融机构的机要部门，为民进党走向“黑金化”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另一方面，台湾社会对贪腐行为遏制的制度缺失又成为民进党走向“黑金政治”的催化剂。导致民进党走向“黑金政治”的制度因素既包括台湾政治制度中权责分配、监督制衡，以及司法检调制度不健全，也包括民进党内各种制度的不完善等。同时，更为重要的因素是陈水扁和民进党当局刻意利用这种制度上的不完善，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来谋取党派和个人的私利。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民进党在“黑金化”的泥淖中越陷越深，终于难以自拔。

       2005年，“高捷弊案”揭开了民进党“黑金政治”的潘多拉之盒。随后，该党一连串弊案在社会舆论的爆料潮中不断浮出水面，使民众对民进党的政商关系、利益输送和利益交换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从2001年起，牵涉到陈水扁家庭而又影响比较大的就有以下诸端：“第一家庭”漏报所得逃税案；“吴淑珍炒股案”；涉及吴淑珍的“SOGO礼券案”；陈水扁女婿赵建铭一家涉入内线交易的“台开案”；陈水扁涉嫌用假发票套取巨额现金的“机要费案”等。至于牵涉到民进党高层的弊案更多：吴乃仁涉嫌盗取交易所内电脑中有关上市公司情况，核查机密资料并从中谋利的“股市秃鹰案”；台湾当局将“全民企业”贱卖给岛内财团的“中华电信释股案”；牵涉到陈水扁重要金主殷琪的“高速铁路延宕案”；陈水扁“家臣”、台湾“中钢”董事长林文渊涉嫌收取4400万元公司员工配股分红的“中国钢铁公司花红案”；牵涉重大官商勾结弊情、矛头直指交通部门主管林陵三的“ETC案”等。

       “黑金政治”越来越严重的直接后果就是民进党政治操守的集体沉沦。民进党在进行政商利益交换时，吃相难看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特征。以原新系成员颜万进为例。2004年1月，力麒建设集团因为承诺缩短工期而得标承建南港展览馆项目。但是由于工期延误，不但2006年6月完工的承诺该公司不能兑现，而且要延长到2007年4月。依照合约，工期延误一天违约金达360万元，但是颜万进当时以“内政部政次”身份，对“营建署”官员施压，让力麒建设负责人郭铨庆免于裁罚。作为报酬，颜万进的私人应酬帐款，俱由郭铨庆支付。这种赤裸裸的吃、拿、卡、要，以权谋利的事例在民进党中所在多是，民进党这种“当权即要得利”的贪欲比起国民党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民进党的“黑金化”同时孵化出了一个与该党高层关系密切的商人集团，这批人与民进党当局官员内外勾结，上下其手，对台湾的经济秩序和经济结构都产生了极具破坏力的影响。在民进党重新对经济领域进行清洗的过程中，许多人可以轻易透过政治捐献、交际应酬等方式，与相关官员建立密切的关系，使得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企业或个人，在政党轮替后摇身一变成了“绿朝新贵”，这些企业与个人因朝中有人而得势，行事大胆，作风肆无忌惮，已经对台湾经济发展造成了冲击。概括起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公帑消费，百姓埋单。不久前引发台湾民众广泛关注的“力霸案”爆发后，台湾近十年来金融机构重大呆帐资料逐步被曝光。统计数据显示，全台共1471人积欠上亿元新台币呆帐，总额1723亿元新台币，平均每位台湾民众要分摊7491元新台币。而这些欠款者，大都是政商关系良好的“民意代表”或“绿顶商人”。消息披露后，台湾民间的反弹相当强烈。

       二是政商关系紧密的恶质财团进行“五鬼搬运”，官商勾结，翻云覆雨，违规经营，不当图利，扰乱经济秩序。从手法上看，他们采取的大都是千篇一律的老套路：大量转投资，交叉持股，股票质押换现金，再用来拉抬股价，吸引无知散户跟进。这期间，交易关系人、内部人以及消息灵通人士，均捞得盆满钵满。一旦东窗事发，当事者卷款逃逸，只留下升斗百姓欲哭无泪、告天无门。

       三是家族财团不断坐大，导致金融泡沫积累，经济结构脆弱，成为以后经济发展的一大隐患。有台湾学者指出，现在台湾的经济已经与“财团治台”相去不远。台湾家族财团的重要特点是要以小搏大，以极少的资金，利用政商关系的护身符，捞取通过正常渠道难以得到的利益。台湾当局鼓吹已久并极力推动的“二次金改”，以及“公股释出”和“民营化运作”，几乎无处不见公权力与商人利益结合的阴影；而“公营财产”的标售、公共工程的兴建，也有家族财团在背后兴风作浪。此类家族财团的兴旺，其实质就是以商养官、以官护商，形成了利益共生结构的恶性循环，在台湾政坛上不断上演现代版的官场现形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