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经济竞争力大幅下滑的省思

       区域经济竞争力是一个由区域经济本身以及相关要素、关系和行为等多方面组成的综合体系，涵盖一个经济区域宏观、中观以及微观经济的各个层次，涉及国民经济、产业及企业等诸多领域，包含了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的教育、科研、人力资源以及政府管理等社会发展维度的多项要素。世界经济论坛(WEF)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每年会对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竞争力做出评价和排名，以衡量各国和地区经济竞争力的大小和变化。2006年5月，WEF公布的2006至2007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台湾的全球竞争力指数(GCI)排名从2005年的第8名下滑至第13名；在同年9月IMD公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台湾的全球竞争力排名更是由2005年的第11名大幅下滑至第18名。尽管这两份全球最具代表性的报告所采用的调查方法和适用的指数有所不同，但两者所显示出的台湾经济竞争力排名都呈现直线下滑的趋势，这一现象无疑是值得省思的。 

       事实上，自2000年民进党上台之后，台湾的全球经济竞争力便陷入衰退。从WEF评价结果来看，1999年台湾经济竞争力位列全球第4名，2000年陈水扁执政后，竞争力排名便迅速下滑至第10名，之后虽慢慢回升到2004年的第4名，但近两年又连续下滑至2006年的第13名。而评比方式经过多次更改的IMD竞争力指针虽然难以确切比较政党轮替前后台湾经济竞争力的差异，但是若依据其2003年旧的评比方法计算排名，1999年台湾经济竞争力为全球第5名，民进党执政后便下滑至2002年的全球第7名，竞争力呈现退步的走势。而如果根据2004年IMD的新的评比方式，则台湾经济竞争力在1999至2001年间一直在全球第17名左右徘徊，2002年到2005年虽然从第20名逐步上升到第11名，2006年又再度大幅滑落至全球第18名。

       若对IMD竞争力各项指标进行观察，可以进一步发现，政党轮替以来，台湾经济竞争力四大分项指标中，“企业效能”表现相对最好，这也是支撑台湾经济竞争力、使其不致于太过落后的主要原因，而“政府效能”、“经济表现”和“基础建设”等三项指标，则一直在20名上下沉浮，反映出台湾公共部门效能不彰从而拖累经济竞争力的事实。更具体来看，2006年“经济表现”中的各个细项指标均不佳，如“国内经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就业”以及“物价”等指标，全球排名分别仅为第26、32、49、23及33名，“政府效能”中的“财政情势”、“法规体制”、“企业法规”和“社会架构”等指标，排名分别仅为第24、35、34和42名，“基础建设”中的“基本建设”和“医疗与环境”两项指标在全球也仅列第38和24位。全部指标中，除“技术建设”和“科学建设”两项在2006年比2005年稍有进步之外，其他指标排名均较2005年有所后退，其中“国际贸易”、“法规体制”和“企业法规”等项退步最为明显。 

       而在WEF全球竞争力指数的三大分项指标中，台湾2006年“创新因素”指标为全球第9，是其中的最佳指标，“效率提升”其次，指标排名第14，最差的“基本条件”指标则为全球第21名，是导致总排名下滑的最主要因素。若再深入观察可知，表现欠佳的细项指标同样多集中于公共部门或体制环境，例如，“银行健全度”排名第100位、“财政赤字”排名第72位、“小股东权益是否受到保护”排名第55位、“司法独立性”排名第53位、“法律架构”排名第41位、“贪污发生率”排名第39位、“政府债务”排名第35位、“信任政客操守程度”排名第32位等等，在全部参评国家和地区中处于明显劣势。而优势项目则多与企业有关，例如，“企业是否积极吸收新技术”排名第5位、“企业在股市筹资难易程度”排名第7位、“产学研发合作普遍度”排名第7位等等，显示企业运行活力仍然为维系台湾经济竞争力的主要动能。全部指标中，除“财政赤字”、“企业是否积极吸收新技术”、“企业在股市筹资难易程度”、“产学研发合作普遍度”、“每百人拥有电话线数”和“铁路设施良好度”等六项指标较2005年有所进步，以及“知识产权保护严格度”持平之外，其他指标全部呈现大幅退步的状况。 

       由此可见，IMD和WEF的全球经济竞争力评比，均清晰昭示出两点不争的事实，即：政党轮替后，台湾经济竞争力非但没有提升，反而节节后退；而公权力部门效能低下以及体制环境的恶化，则是拖累台湾经济竞争力的元凶。 

       事实上，台湾经济竞争力下降的端倪，早在十年前就已出现。1997年，台湾当局开始实施试图以政治挂帅来限囿经济的自由发展、阻碍两岸经贸正常交流的“戒急用忍”的两岸政策，已经使维持台湾经济竞争力的既有优势开始逐渐流失，但由于之前近50年经济高速发展的丰富累积，加上相对专业、有效的行政体系尚能得到维持，政治对经济的压力一定程度上得到纾缓。但2000年之后，台湾又持续面临另一个困境，即：一切以意识形态至上的当政者走上执政舞台。两岸政策从“积极开放，有效管理”向“积极管理，有效开放”紧缩，政务官员频繁更迭、当局任人唯亲却缺乏专业人才，经贸政策断续不定甚至自相矛盾，经济的自由化和制度化本质不断被违背、扭曲和消磨，政治对经济严重又露骨的侵蚀，使以往台湾经济发展的舒畅脉络被日益阻塞，竞争力的节节滑落自然难以避免。 

       再细究来看，过去几年中，卡债风暴、金融整改风波、贫富差距急剧拉大、“三通”迟迟不通等等，给台湾经济无疑带来创伤，而当局的贪腐无能、司法为政客操弄利用、民众游行呛声、施政政策朝令夕改等等，又让台湾社会变得满目疮痍。民进党执政七年多来，为巩固政权，打着“拚经济”的口号全力“拼政治”，政治内耗又导致“阁揆”频频更换，从“八一〇〇，台湾起动”、“拚经济，大改革”、“五年五千亿”，到“大温暖，大投资”，再到为延续政权选战服务的“一周一利多”，每一位继任者走马上任后，都全然不顾前任者提出的政策，不仅将其匆匆摒弃，更会急急推出新的经济目标和“施政纲领”。尽管经济口号喊得震天价响，但最后都沦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几乎所有的经济政策都难见有效的实质性举措，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不进反退的台湾经济，越来越深地陷入衰退泥沼中。 

       同样具有指标性意义的是，标准普尔评等公司在新加坡发布的“二○○八亚太评等展望报告”中，在亚太地区22个受评国家和地区里，只有台湾和斐济评等展望列为“负向”。事实上，从2002年起，台湾的信用评等即被调降，2004年又从“稳定”被调为“负向”，而该次评比已经是台湾连续第三年被列为“负向”，主要原因就在于台湾当局财政支出状况始终没有得到有效改善，财政赤字居高不下，经济成长存在下滑隐忧，政治风险亦持续偏高。根据台湾“监察院审计部”决算的报告，台湾当局未偿债余额目前已经累积到四兆多新台币，负债额度之高前所未有，而台湾各县市中有八个县市债务已经逼近法定上限，更有十个县市明年就面临破产压力。而21世纪开始进入调整阶段的台湾经济，2001年首次出现2.22%的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负增长，之后虽略有复苏，但2006年增长率也仅达到4.32%，经济增长在亚洲“四小龙”中排行倒数第一，也低于“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平均增长率。世界贸易组织(WTO)今年公布的最新统计显示，2006年台湾的服务贸易输出全球排名滑落至第26名，创下历年最低排名。2000年时，高雄港还是仅次于香港和新加坡的全球排名第三的热门货柜港。民进党执政七年来，由于竞争力衰退，高雄港的全球排名连退了五名，先是输给釜山，再败给上海，然后被深圳赶超，今年则再败于鹿特丹和迪拜，货柜装卸量由全球第六名退至第八。而到明年，高雄更是随时可能被紧追其后的宁波和青岛超越。在台湾竞争力持续沉沦的同时，美国商会会员人数在台湾的规模也一直在缩小，在过去两年半里，从1000多位减少到约800位左右，而欧洲商会会员流失也日渐严重，台北欧洲商会在全盛时期会员超过千人，目前则仅剩下不到500人。 

       值得注意的是，2006年IMD的全球竞争力排名，台湾首次被祖国大陆超越，前者与后者的差距更是从两年前的领先21位变成落后三位。在笔者快要结束这篇文章之时，WEF2007至2008年最新全球经济竞争力排名出炉，韩国从去年的第23位一举跃上第11位，大幅上升12位，而台湾则继续下滑到第14位，这也正式标志着台湾过去一向“不理新加坡和香港，只赢韩国”的“韩国情结”的时代的跨过，在亚洲“四小龙”中“敬陪末座”时代的来临。台湾人民半个多世纪打拚缔造的竞争力长城，短短几年即遭攻破，如果当局者还不从意识形态治政的漩涡中抽身出来，则台湾仅存的尚能支撑经济的深厚的自由经济基础、优秀的人才资源、丰富的科技实力等优势，在不久的将来就真的要消磨殆尽了，那时的台湾，想要再重振经济，恐怕真的为时已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