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模式”探析

　　近一段时间以来，“澳门模式”一词被两岸屡屡提起，备受各界关注。

　　“澳门模式”是从2005年春节包机协商衍生出来的。所谓2005年春节包机协商，是指就2005年春节包机两岸官员以“民间白手套”在澳门协商。2005年1月15日，以中国民航协会海峡两岸航空运输交流委员会副理事长浦照洲为首的祖国大陆代表团，与以时任台北市航空运输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乐大信为首的台湾代表团，在澳门凯悦酒店，经过2个小时协商，达成了2005年春节包机以“双向、对飞、多点、不落地”的方式展开的协议，打破了56年海峡两岸没有直接通航的僵局。对于此次澳门春节包机协商的成功经验，台湾媒体称之为“澳门模式”。

　　在“澳门模式”之前，两岸对于事物性议题的协商，曾经历过“华航模式”、“‘金门协议’模式”、海协与海基会模式、“澳航模式”、“台港模式”等协商模式。然而，两岸对于“澳门模式”都充满着更多的期待。

“澳门模式”的涵义

　　“澳门模式”到底该如何定义，没有公认的说法。据台湾媒体的描述，台湾官员有24字的定义，即“搁置争议、不设前提；相互尊重、实事求是；政府主导、民间协商”。其实这是“陆委会”主委吴钊燮在2004年11月对“台港模式”提出的内涵说明。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张五岳教授认为它是一套独特的协商模式，其要件是“政府授权、民间名义、官员主谈、公权力落实”。

　　祖国大陆从未对其评价，弹性对待此模式的具体内涵。国台办前副主任王在希曾提到大陆游客赴台观光具体操作上可以参考2005年台商春节包机形成的“民间沟通、达成共识、各自安排”的澳门模式，但也未作明确论述。

　　笔者以为，从2005年春节包机协商的实情来看，“澳门模式”的涵义可得到明确，即：两岸民间业者在当局的授权下直接对谈，相关业务主管部门官员以相应民间身份参与，选择相宜地点，展开协商。双方达成共识后，不必签署任何文件，可形成共识备忘录，经彼此确认后，各自带回内部有关单位批准，再据此执行。而国台办、海协与“陆委会”、海基会官员则不参与谈判。

两岸对“澳门模式”的认可

　　此次两岸春节包机协商的谈判模式，得到了两岸的共同认可。它已促成两岸协商客货运包机直航、大陆居民赴台观光等议题的协商，也将为两岸金融监理协商等相关事务性议题提供协商管道。

　　对于2005年两岸澳门春节包机协商的经验，祖国大陆的反应是：首先强调是一个个案，并将两岸民航业者在澳门的接触定性为“沟通”，而不是“协商”或“商谈”。但同时国台办前副主任王在希也表示，只要有利于两岸同胞，此次民间协商的模式都可以被考虑运用到其他议题上，对其弹性对待。实际上，祖国大陆对于“澳门模式”有一个认识与定位的过程，祖国大陆对于“澳门模式”的认同和欢迎，是从与台湾协商客货运包机直航议题开始的。此后，对于大陆居民赴台观光、农业合作、金融开放等议题，祖国大陆都以“澳门模式”作为协商途径。国台办主任陈云林也多次援引“澳门模式”。“两岸经贸论坛”的“共同建议”更是公开宣示祖国大陆对“澳门模式”的认可。2006年9月8日，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厦门出席第十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上，从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角度，主张对于涉及官方职责的经贸问题，可以借鉴两岸春节包机的成功经验，探索沟通和协商方式。

　　台湾方面，舆论普遍对春节包机谈成予以高度评价。“陆委会”主委吴钊燮说，两岸会陆续对货运包机、经贸、法律、私渡犯遣返、两岸打击犯罪等项目，比照“澳门模式”进行谈判。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曾永权则表示：不算十全十美，仍是重大突破。之后，前“陆委会”主委苏起、民进党“立委”洪其昌、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等积极推崇“澳门模式”作为两岸协商的务实途径。

　　台湾学者也对“澳门模式”充满期待，台湾工业总会副秘书长蔡宏明表示两岸可以澳门协商模式全面合作，指出两岸可以运用“澳门协商模式”，就有关两岸往来中之货币清算、投资保障、金融监理、避免双重课税、货品进口、智慧财产权保护、司法互助、商务仲裁、渔事纠纷仲裁、人身安全、观光、偷渡犯遣返、海漂垃圾、渔工协议等议题，进行协商，以促进两岸展开全面的经济合作，建立密切的经贸合作关系。淡江大学张五岳教授认为在澳门商谈的“春节包机”模式，是两岸互动的一个新模式，也是在海基会和海协没法沟通的情况之下，所产生出来的唯一两岸认可的协商方法。

　　笔者以为，从祖国大陆“民间对民间、行业对行业、公司对公司”的角度看，“澳门模式”为两岸事务性协商和经贸合作提供了切实的成功经验和有益启示。这是在“两会”管道之外，开辟了新的沟通管道和协商机制，或者说是两岸官方找到了新的“民间白手套”。它是在“两会”管道已经无法恢复的现实下，回避政治争议的合理途径，为有效的解决事务性议题打开通路。

以“澳门模式”构建常态性协商机制

　　“一个中国”的原则与两岸现阶段政治关系的定位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授权代理下的两岸事务性商谈。正如香港学者邵宗海所言:“在两岸开始展开交流并进行接触协商后，‘一个中国’不管是原则，政策或是意涵，都引发了双方彼此之间最强烈的争议。”难能可贵在1992年的事务性商谈中，“两会”确定了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的共识，但此后，台湾强烈反弹，最终未能回到“九二共识”的制高点而使“两会”管道破裂。民进党上台之后，两岸复谈更是希望渺茫。因此，在达成“一个中国”原则共识或重归“九二共识”的时机成熟之前，“两会”管道不可能恢复。如果国民党重新执政，并重归“九二共识”，则可以期待“两会”管道的恢复，并在“一个中国”原则之下，就任何议题进行协商。

　　在这种情形之下，“澳门模式”模糊处理两岸政治定位问题，并得到两岸的共同认可，成为循“澳门模式”建立常态化协商平台与模式的良好基础。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亲民党党际沟通平台的建立，两岸许多事务性议题可有更多的沟通渠道，国亲两党也可由此与民进党当局争夺大陆政策主导权。由于其在野党身份，并不代表公权力，虽未能直接影响谈判进程，却可对民进党当局施加压力。因此，党际沟通可以作为正式协商的辅助。

　　在两岸政治僵局难解的现实下，“澳门模式”开创了两岸事务性议题的常态化协商平台与模式。首先，两岸应该维持“民间对民间、行业对行业、公司对公司”的默契，在公权力的主导下，事前充分沟通，倾听和尊重“民意代表”的意见，寻找解决问题的最佳妥协方案。其次，抱着共同对两岸人民承担责任的态度，两岸在协商中彼此充分尊重，做出相应让步，达成最后共识。最后，公权力应抱互信而非敌对的原则，展现实际作为，解决攸关两岸民众利益的事务性议题，推动两岸关系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