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高等教育的“肥大症”及其后果

　　教育是重要的上层建筑，以大学为代表的高等教育是培育人才的重要基地。在20世纪50至80年代中期，由于国民党当局重视教育，以低学费政策培养人才，不仅大大提高了台湾地区的教育水平，而且使台湾经济高速发展，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可是自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近10年来，台湾高等教育却患上了严重的“肥大症”，并引爆出惊人的“大学危机”。

严重的高教“肥大症”

　　20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大学的数量少，在台湾农村考上大学时，“全村放炮庆祝”，大学生的地位“就像科举制度的进士，可当一般父母官。”但在90年代以后，公私办学风气盛行，从1996至2005的10年间，大学与学院从原来的67所变为145所，加上专科共162所。大学还以增设分院的方式，扩展至各个角落。比如宜兰县的礁溪乡，从平地到海拔400米的山头，就有佛光大学与淡江大学兰阳校园在这里伫立着。就连2万人不到的花莲县寿丰乡也办起了两所大学(东华大学和观光学院)。正如媒体所云：“台湾高等学府之多是世界少有的，几乎遍地是大学。”

　　大专院校增长过快的同时，台湾的人口出生率却在逐年下降，导致18至21岁的青年人减少、高校录取率大增的现象。据统计，高校录取率从2000年的33%猛增到2006年的90%，10年前大学本科生只有38万，而2006年达到112万，入学率激增至9成，甚或许多私立大学都面临招生不足的窘境。比如淡江大学兰阳校园原拟容纳8000人，结果目前只有400多学生，有人预测，几年后“念大学会比进幼儿园还容易。”

高教“肥大症”的后果

——大学危机

　　“大学危机”是高等教育“肥大”的必然结果，它表现在许多方面，比如：

　　高校经费严重短缺。由于大学的数量和学生人数快速增长，台湾当局宁可花巨资向美国买军火，却不愿意增加岛内的教育经费，结果，高校得到的补助越来越少，相应地投资在每个学生身上的数目也就愈少。据统计，当局对每个大学生的投资或成本由1997年的20万元新台币下降到2006年的13万元新台币；2005年全岛编制的高教经费共834亿元新台币，但这笔钱不仅只“相当于哈佛大学一年的预算”，而且要分摊给100多所大学。结果，正如台湾“高教司长”陈德华所言：“大家既吃不饱，又饿不死。”

　　学费高昂。为了弥补大学经费的不足，台湾当局则搬出市场机制理论，推行“教育商品化”和松绑学费的政策，任意由各个学校调涨学费，结果各个大学特别是私立大学，几乎年年调涨学费。学费高昂带来的后果严重：一是负债上学的人增多了。根据2003年在90万大学生的调查中发现，“一年约有58万人次要依赖助学贷款才能完成学业”。二是家庭负担沉重。台湾一般家庭月收入平均不超过4万元新台币，而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开销却需要约40万元新台币，结果穷人读不起书，基层家庭个个为筹措学费苦不堪言。

　　办学目的不明确。众所周知，大学的主要任务是为社会培养建设和发展的人才，因此，它应教学与研发并重，始终贯彻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的原则。可是台湾岛内由于大学“肥大”，生源不足，学校只关心收入，轻教学，重发表，对教学的满意度、事业的成就和信心的满意度却很少关心，在评估学校的绩效时，不关注知识创新，只注重在学术期刊发表文章的篇数，至于在培养人才上的表现，则完全不在评估之列。

　　教育质量下降。由于大学数量暴增和办学以追求利益为目的，2006年10月《天下杂志》进行的大学教育调查中发现：“大学教育的施教者、受教者与出资者普遍认为学生素质有问题，……现在大学生的用功程度、上课礼貌、方向感也比10年前的大学生差。”有“83%的大学生，以及52%的家长，担心在台湾读大学，将来面对全球化的竞争会缺乏竞争力。”总之，近10年来，台湾的大学品质“倒退15年”，出现“博士硕士化、硕士本科化和大学高中化”的现象。一位元老级的教授说：“台湾的高等教育，在亚洲已被塑造为低价格、低品质的定位。”

　　就业率低。由于大学膨胀、录取率高，因此每年大学以上毕业的人数也多，达20万以上，占全岛人口的近1%。可是，高学历不等于就业有保证，在大学以上的毕业生中，学用不符的占25%，企业不满意的占1/3以上。高学历的失业率比一般失业率高，而且有增无减，据统计，高学历的失业率在2000年时为9%，2005年则上升为12.4%，是一般失业人数的3倍。为了避免毕业即失业的窘境，许多大学生采取延长毕业时间和读研究生的方式，其实这样做将更不利，因为高学历的年龄大，缺乏工作经验并与企业要求的差距大。

　　人才外流加快。大学数量暴增和教育质量下降的同时，台湾高校骨干教师外流的现象也较严重，他们出走的首要目标又是祖国大陆，56%的受访教授表示愿意去祖国大陆教书。一些名牌大学教授赴祖国大陆者有之，比如政治大学金融系知名的经济管理学者霍德明，于2006年6月举家迁至北京到北京大学经济研发中心任教；留美的台湾学者毕业后不返回台湾而受聘祖国大陆教书者有之，比如在北京大学任教已三年的助理教授涂荣廷和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齐豪等。10年以前回台湾应聘的海外留学生极多，比如交通大学征聘一位教师，会有二三百个博士应聘，而现在的申请者仅十几个。除此，大学毕业留学攻读更高学位的比例逐年减少，而报考祖国大陆的台湾学生比例却以2位数增长，即使台湾当局至今仍不承认祖国大陆的大学学历。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现象，笔者以为：一是台湾的学术市场小；二是一些大学的位子早被塞满了；三是待遇低，台湾的8万多名教师，薪资长期低于市场行情；四是祖国大陆高校的总体规模居世界第一，逐步从重量变成重质，并对海外学者积极招手；五是祖国大陆的学术活动与国际接轨频繁，有较多与国际交流的机会等等。

台湾高校危机的根源何在？

　　为什么台湾的大学在短短的10年时间出现严重的危机呢？根本原因是台湾的“高教政策被政治俘虏了。”

　　第一是极端错误的大陆政策。自陈水扁执政以来，全面推行“去中国化”。高等教育采取视而不见的“鸵鸟”政策，不仅限制台湾青年人来祖国大陆求学，而且对台湾学生在祖国大陆所取得的博士、硕士和学士等学位一律不予承认。众所周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享誉全球，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学生在这些学校深造，全世界都承认它们的学历，唯独台湾当局视而不见，这是典型的对祖国大陆的“仇恨恐惧症”。现在，海峡两岸皆有清华大学、中山大学，而且台北的清华大学是1949年从北京的清华大学分流出去的，奇怪的是为什么台湾当局能承认在台湾的清华大学和中山大学学历，却不愿也不敢承认它们的元脉——地处祖国大陆的清华大学和中山大学的学历呢？这不是双重标准又是什么？可是，即使如此，岛内学生赴大陆考大学、读大学的人数仍在逐年增加。

　　第二是1996年刚从美国返台任“中研院长”的李远哲，接受李登辉委托给他的“教改”任务，他“当时为了疏缓升学压力，订出广设高中、大学的政策”。于是全岛不顾需求，出现一股公、私办学风潮，结果，大学数量猛增，教育质量骤降。

　　第三是2000年民进党的陈水扁赢得大选后，为了兑现竞选时开出的“一县一大学”的政治支票，又进一步加快了大学“肥大”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