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籍台湾作家与中华文化

　　据考证，客家人的祖先，本是生活在以河洛为中心的中原地带的汉人。由于战乱、灾荒，更由于中原地带人稠地狭等多方面的原因，1000多年前，这些本是生活在中原地带的汉人开始陆续南迁，至当时尚属地旷人稀的赣闽粤一带。在这时断时续的迁徙过程中，那些当地的土著居民，往往用“客”、“客人”、“客仔”来称呼这些来自他乡的族群。而这个族群的先民，也在这不断地客居他乡与多为佃客(佃农)的现实中，习惯和接受了“客”的称谓，自称为“客人”或“客家”。

　　此后，赣闽粤等地客家住地的人口增长迅速，于是人稠地狭的矛盾再次出现。所以，明清以降，客家人又从赣闽粤等地向外扩展，其中的一部分，便跨越海峡，迁居台湾。近百年来，活跃于台湾文坛的客籍台湾作家较多地产生于客家人集中的地区，比如：桃园有钟肇政、钟延豪、郑焕、林钟隆、黄娟，新竹有吴浊流、龙瑛宗、彭瑞金，苗栗有林海音、詹冰、李乔、谢霜天、蓝博洲，屏东有钟理和，高雄有钟铁民、吴锦发、林清玄，台北有小野等。

　　既然台湾客家人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中原地带，那么作为汉民族流脉的客籍台湾作家亦把继承中原文化当作己任。

积极学习祖国的语言文字

　　早在日本侵略者占据台湾之初，“台湾总督府学务部”就制定了《对于台湾教育方针》(1895年6月)，将开设“日本语传习所”，“使台人迅速学习日本语”，“试验(考试)科目中开日本语文端绪(指基础日语)”等，列为重要内容。此后，又在《台湾公学校规则》(1898年)、《台湾教育令》(1919年)等文件里加重日语教学的强制性。与之同步，汉文被降为台湾各学校的选修科目或废止科目。至1937年“七七”事变后，殖民当局更是在台湾变本加厉地推行“皇民化运动”。其中就包括废止汉文书房(私塾)，报刊禁用汉文，禁止使用汉语等。

　　在此情况下，老一代客籍台湾作家仍以不同的方式，努力学习祖国的汉语言文字，以此来抵制殖民当局的同化措施，承续祖国传统文化的香火。

　　比如赖和，虽然他10岁时和其他台湾儿童一样，入公学校，学习日语。但是，14岁时，他又入了汉学堂“小逸堂”学习汉文。在那段时间里，他早早起床，在“上公学校前先上小逸堂早读，公学校下课后再到小逸堂上课”。“除了古文、诗集以外，汉文习作以书信、联句为最主要的课程。”这使他的汉文基础在少年时就得以奠定。再如吴浊流，也曾于少年时学习汉文，打下了牢固的汉文基础。赖和终其一生，坚持使用汉文写作；吴浊流则是以创作抒情言志的汉诗开始他的文学生涯。

　　相对于赖和、吴浊流，年轻一辈的钟肇政没有上过私塾。自7岁入公学校始，“即被迫学习日语”，“到了进中学时，校内日常所用语言已全部是日语，迨至中学时代，读写不用说，连思考也全是日文”。但在日本投降，台湾光复之后，他立刻如饥似渴地学习中文。正如他在自传体小说《浊流三部曲》之三《流云》中所描写的：先是饥不择食地四处找书，借《三字经》、《千字文》、《七言杂字》等书认字，继又专攻中文教科书，“把不会读的字一个个抄下来，再翻汉和字典，注上切音……一篇文章用这方法读会了，就到户外去大声朗读，一次又一次，一遍又一遍，直到能够背诵为止。”这样的努力，自然会有收获。但是，从识字到写作，仍有漫长的路要走。所以，最初的创作，他是“用日文思考，起草，然后自译为中文；继而，思考仍用日文，日文句子既成形，即在脑中译为中文，免去写下日文草稿的手续”；最后才终于完全跨越语言障碍，能够直接用祖国的语言进行思考和写作了。这种学习语言的过程，“创作即翻译”的方式，几乎是钟肇政这样的“战后第一代台湾作家”所共通的经历。

　　至于钟理和，不仅在“小高毕业后，入了一年半村塾攻读古文——中文”，而且还在大陆生活过几年；尤其是林海音，在北京一呆就是25年。因此，文字不构成他们写作的障碍。对汉语言文字的热爱与精通，更使他们的创作如虎添翼。

　　还需提及的是龙瑛宗。日本的殖民教育使他的大半生只会用日文创作。但在古稀之年，他却开始尝试中文写作，并最终出版了中文小说集《杜甫在长安》(1987)。这，不能不令人感动。

广泛接触祖国大陆的文化典籍

　　客籍台湾作家，接触了大量来自祖国大陆的文化典籍。

　　赖和喜读古典诗词，尤其喜爱白居易、陆游、袁枚、龚定庵的诗词。

　　钟理和大量浏览中文小说。他曾说：“入村塾后，阅读能力增高，随着阅读范围也增广。举凡在当时能够搜罗到手的旧小说，莫不广加涉猎。后来更由高雄嘉义等地购读新体小说。当时，祖国大陆正值五四之后，新文学风起云涌，像鲁迅、巴金、茅盾、郁达夫等人的选集，在台湾也可以买到。这些作品几乎令我废寝忘食。”

　　李乔，没进小学读书时，已从他人的口述中，接触到了古代名著《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作品所包含的文化意义。在读师范时，又研读《庄子》、《老子》，并对中国古典诗词非常入迷，不少诗词都能背诵，自己也写了不少。

　　谢霜天在中学阶段，就已徜徉于《水浒传》、《红楼梦》、《三国演义》等中国古典小说构成的文学世界里了。

努力继承祖国的文学传统

　　这传统，远追古代。正如连横所著的《台湾通史·教育志》所言，台湾本为“海上荒岛”，至明郑治台时，才设官学，办私学，“延中土通儒以教子弟”，于是中华儒学开始在台湾扎根，且不断扩展影响。

　　历经200余年的蕴蓄，一代又一代大陆移民的后代，即台湾本土文人逐渐养成。比如：乾隆年间的陈辉，嘉庆年间的章甫，道光年间的郑用锡，咸丰年间的陈肇兴，光绪年间的丘逢甲、许南英等人，都有大量的诗文问世。其中，清末的丘逢甲更有明确的客家人身份。他们的作品，不仅在体裁形式、语言技巧上无一例外地承继了中国古典诗词的传统，而且在情感内容上也与祖国大陆心意相通。他们在继承祖国大陆文学传统方面的成功实践，启迪了后来者。

　　譬如吴浊流，就主张借鉴“我们唐宋的诗词赋的描写方法”。他在《漫谈文化沙漠的文化》一文中指出：“我国的文艺作品，起初也是由自然描写做起，但到了唐代，诗词竟发达到印象描写和抽象描写。因为诗词上自然描写，含蓄不多，不浑成，嫌其浅薄就被印象描写和抽象描写淘汰了。孟浩然表现数千里的旷野实景，仅仅用五个字描写出来，‘野旷天低树’五个字表现很出色”。他自己在创作《亚细亚的孤儿》时，也运用了这一方法。例如，书中有这样一段描写：他(胡太明)联想到结婚的问题，于是自言自语：如果结婚就会生小孩子来，就是增加和自己同样的人，会被人叫“狸呀”而蔑视。这“狸呀”一代就够了，何必再来呢？

　　这段描写，说明台湾沦陷期间，尝尽日人蔑视的苦楚，日人的优越感，台湾人的苦闷，仅仅三四十个字就够了。自己的子孙，会被叫“狸呀”，不如一代为止，何必再生。烦闷到此，百苦都可以推想，岂有必要心理描写，或其他描写呢？

　　这传统，近接五四。1915年9月，《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易名为《新青年》)在上海创刊，新文化运动由此肇始。1917年初，胡适和陈独秀相继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与《文学革命论》，又吹响了文学革命的号角。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更将民主与科学、反帝与反封建的精神扩展到更为广泛的领域。影响所及，跨越海峡，远抵日本。1920年7月，便有一批旅日台湾学生在日本东京比照《新青年》，也创办了《台湾青年》(1922年4月改版成《台湾》)杂志。以此，倡导和实践白话文，进而拉开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序幕，以此为台湾新文学的创作，提供最初的得以萌生的园地。若将发表在《台湾青年》第一卷第一号上的《文学与职务》(陈炘)与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比较就会发现，陈炘的文学主张——“不可不以启发文化、振兴民族为其职务”，并以“传播文明思想，警醒愚蒙，鼓吹人道之感情，促社会之革新为己任”，实与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如出一辙。

　　这种影响，不止于五四新文学理论的传播，而且，大陆新文学的重要作家及其作品也相继登陆台湾。其中，仅《台湾民报》、《台湾新民报》于1925到1930年间，就转载了鲁迅创作的《鸭的喜剧》、《故乡》、《牺牲谟》、《狂人日记》、《阿Q正传》、《杂感》、《高老夫子》及译作《鱼的悲哀》、《狭的笼》等多篇作品。其他如郭沫若的《歧路》、胡适的《终身大事》、淦女士的《隔绝》、郁达夫的《故事》、蒋光慈的《寻爱》、凌叔华的《女人》、徐志摩的《秋虫》等作品，也都在《台湾民报》或《台湾新民报》上刊载过。

　　可以这样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新文学运动对台湾文坛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对客籍台湾作家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这种影响，确立了赖和的创作主张，“由来文学就是社会的缩影，所谓可异的新文学家的所‘主’，不就是现社会待解决、顶要紧的问题吗？”因此，要“以民众为对象”。深知赖和的杨守愚曾回忆，“先生(指赖和)生平很崇拜鲁迅，不单是创作的态度如此，即在解放运动一面，先生的见解，也完全和他……‘改变他们(国民)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当然要推文艺……’合致。”这种影响，使得林海音走上了小说创作的道路：“我和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几乎同时来到这世上。新文化运动产生时(1919)，我才是个母亲怀抱中的女婴，是跟着这运动长大的，所以那个改变人文的年代，我像一块海绵似的，吸取着时代的新和旧双面景象，饱满得我非要借写小说把它流露出来不可。”

　　这种影响，亦决定了许多作家的题材取向。在赖和，无论是诗歌《觉悟下的牺牲——寄二林事件的战友》、《南国哀歌》，还是小说《一杆“秤仔”》、《善讼人的故事》，都体现了中华民族反抗异族压迫的战斗精神与为底层百姓伸张正义的平民意识。在钟理和，是对封建传统观念的批判与在逆境中坚持抗争精神的展示，比如《笠山农场》与《同姓之婚》。它们让我们想起五四时期胡适的同题材话剧《终身大事》。

　　毫无疑问，如今遍布世界各地的客家人，若追溯其源头，都在祖国大陆。而当我们考察近百年间客籍台湾作家时，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与祖国传统文化的血脉联系。

　　1895年，不肯在日寇的铁蹄下偷生的丘逢甲毅然回到了祖国大陆。他以七言古诗来宣泄自己的悲愤：“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扁舟去作鸱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 1925年3月，孙中山不幸逝世。在台湾同胞举行的追悼会上，赖和用一副挽联来表达他对中山先生的哀悼之情与渴盼祖国统一、富强之志：“中华革命虽告成功，依然同室操戈，一统雄心伤未达；东亚联盟不能实现，长使天骄跋扈，九泉遗恨定难消。”

　　这些，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透露出祖国大陆传统文化对客籍台湾作家的深广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