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民党主席到“永远的义工”

　　回顾连战领导国民党1974天的历程：国民党首次执政权的丢失、首次台湾最高领导人选举史上的公诉，国共两党高层隔绝60年后的首次握手，以及党内首次差额直选国民党主席……这一切饱含着连战的痛苦和艰辛。他在国民党最危难的时刻承担重负，又在国民党止跌回升的势头中、在个人政治声望的至高点恬淡卸任。

重任在肩

　　连战对国民党的感情缘于父亲连震东潜移默化的培育；他对国民党的竭忠尽智，以及对国民党兴亡存续“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则是从2000年国民党交出在台湾执掌了半个世纪的执政权后，他一肩担起国民党主席的重任后才凸显出来。

　　2000年3月18日，李登辉、连战的选票，在陈水扁、宋楚瑜两个阵营同时操作的弃保效应下双重失血，最后以23.1%的得票率惨败。支持国民党的群众愤怒地包围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和李登辉官邸，要求“李登辉下台”的呼声在夜空中激荡至天明。那一晚，面对败选的结果，连战“万念俱灰”，他“在第一时间请辞党的第一副主席职务”，然而，国民党的再造重生却非他莫属。在支持国民党的群众的强烈呼吁下，在党内众多中常委的一致要求下，李登辉被迫提前辞去党主席职务，连战是唯一能接替李登辉的人选。故败选后一周内，党内各级干部纷纷前往连战家中探望，一致劝导连战此时不能逃避对党的责任，必须立即推动国民党的再造工程。最能触动连战的是，接任代理党主席后，在环岛谢票的过程中，他面对的不是基层党员对他败选的怪罪，而是对他的热情支持与中肯建言；他感受到的是基层党员对国民党再造重生的热烈反响与殷切期盼；他还看到，一些年轻人在国民党最为低谷的时刻以入党来表达对国民党的支持与信任。这一切不仅使连战深受感动与鼓舞，更使之体认到对国民党的那份无可推卸的责任。为了重塑国民党的形象，唤回台湾民众对国民党的信心，连战带领国民党重整再发，从国民党的定位与理念、党内民主化机制、党产信托、组织精简、人才培养、设立智库等各方面进行总体检与大改造。

　　2004年大选，连战、宋楚瑜搭档参选，他参选的唯一驱动力是他的历史使命——国民党一定要在他的手上东山再起！因此，在党内无贤可让的情况下，连战再披战袍；甚而在改造国民党的同时，连战为了国民党更开始改变自己。

　　连战私下是个有亲和力、幽默风趣的人，他从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主任、“驻萨尔瓦多大使”、“青辅会主委”、“青工会主任”、“交通部长”、“外交部长”、“行政院副院长”、“省主席”、“行政院长”到“副总统”，一路走来，历练完整，作风稳健，但由于自身的家教与涵养，“不会宣传”成了他最大的缺憾，这使他的政绩常被掩盖、忽视，外界对他不了解，甚至以“公子哥儿”冠之。为了还原一个真实的连战，为了在一个“需要形象”的年代让握有选票的民众喜欢，连战变了。他的笑容增加了，在与基层接触、全省走透透的时候，既拜访国民党的党代表，亦热情地问候各个层面的人；他不但唱歌，而且跳舞；他主动拥着一群面目黧黑的坐在油污矮墙上的老人们一起照像，甚至面对e世代电视主持人放肆的隐私盘问；名星的演唱会、艺人的婚宴，也都能看得到他的身影。媒体说，“他的身段从僵硬到柔软，他的表情从木讷到温暖，他本人从闭锁到开放。在媒体及大众的眼前，连战正进行着形象重建的工程。”

　　连战个人的巨大努力与付出，在2004年大选中并没有得到预期的回报。然而连战没有消沉。虽然二次败选后，国民党内充斥着沮丧、消沉、迷茫与内争，使连战深感“百年老店”积弊难除，欲振乏力，但面对民进党“全面执政”、“长期执政”、“割喉到断”的猖狂气焰，面对李登辉试图将“台联党”与国民党“本土派”合流的压力，面对岛内出现“以理性中道的民主原则制衡执政当局，遏止民粹极权”的“新民主运动”浪潮，面对泛蓝支持者对国亲合并抱有的殷切期望，连战斗志高昂。面对严峻的政治环境，他体认到，如果不结成广泛的反扁联盟，展开浩大的“新反对运动”，就不足以制衡要独裁、谋“台独”的泛绿阵营。无力独擎反对运动大旗的国民党，这时只有与亲民党稳固结合，才能形成在野制衡的核心力量。当时“立委”选举在即，更频频催迫泛蓝整合的脚步。连战深知，只有有效整合国亲资源，统一调度，避免自相残杀，确保过半席次的实现，才能凝聚过半民意的支持，阻滞国民党的离析，世代交替、路线定位、党产处理等党务改革也才会在新形势下有从容运作的余地。而国民党一旦“立委”选败，连战势必黯然下台，国民党很可能不是分裂就是转向“台湾国民党”，在连战心中，这“与毁党何异？”连战以极大的诚意说服宋楚瑜，也做好了以坚定的信念排拒来自国亲两党内外的反对与挑战的心理准备。2004年5月19日，连战断然启动国亲合并。

民族大义

　　连战虽有强烈的“本土意识”，但他秉承连氏家族内心深处的民族情怀，既爱台湾，也胸怀祖国大陆。他始终认为，“我是一个台湾人，但我更要强调说，我是中国人”。他认为“国家的统一是全中国人的理念和最高理想”，“在这大是大非问题上不能不做坚持”。对“台独”主张，他批判它是一种“忽视历史、血缘的现实的言论，违背了民族大义”，“完全不能接受”。这些理念，反映在连战的政策上，便不仅有解除戒严、纳本省籍参政、减少“政府”层级等，还有“王锡爵事件”中“人机分离”的灵活处理、台港谈判中旗帜问题的务实模式，从而直接挑战台湾当局的“三不”政策，开启实质结束两岸“不接触”的时代。

　　连战与李登辉最终分道扬镳，虽有客观情势的必然，但也是基于两人对国家认同的重大分歧。李登辉于1988年1月继蒋经国执掌大位后，先后任命连战为“外交部长”、“台湾省政府主席”、“行政院长”，1996年李登辉、连战搭档竞选首届直选“正、副总统”成功，不久又提名连战为国民党第一副主席。两人之所以能维持这样的互信与合作关系，关键在于两人在大政方针上大同小异，特别是在大陆政策上，相当一段时期内两人都维持“一个中国”的定位框架。然而，1999年5月，李登辉出版《台湾的主张》一书，7月9日，又抛出“两国论”，彻底抛弃了“一个中国”框架。此时，连战才真正认识到他与李登辉对台湾今后的发展有了不同的看法。虽然作为“副总统”，连战当时不得不为李登辉缓颊，但还是强调，“并不因此(‘两国论’)而修改‘宪法’、‘《国统纲领》’或有关法律，更无意更改大陆政策、两岸交流、协商及统一的目标”，随后连战提出“三要”、“三不要”的两岸关系主张。

　　2000年大选，国民党丢掉执政权。连战深刻体认到，李登辉极力将国民党引上“台独”路线，是国民党分裂的根源，是导致国民党败选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在处理两岸关系时，清除李登辉“台独”影响，厘清并矫正国民党的大陆政策，是国民党败选后应该首要解决的问题。连战在各种场合多次明确国民党在两岸关系上“反对‘台独’、面对现状、增加交流、相互尊重、追求统一”的一贯立场，从而与李登辉最终划清界限。在两岸定位上，连战抛弃“两国论”，强调“两岸对等分治”但“对等不等于主张独立”；提出两岸回归“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在两岸关系走向上，连战表示“将依国统纲领，推动两岸关系进入中程阶段”，并重申在参选“总统”时提出的十项主张。在两岸谈判问题上，主张建立对等的官方沟通管道，以汪道涵访台为起点，安排两岸定期高峰会；表示愿意推动实现两岸领导人会晤，谈谈双方可以进一步交流合作的事项，甚至可以就任何政治议题交换意见。在两岸经贸上，连战表示可以依WTO规范检讨“戒急用忍”政策，建立两岸经贸特区，并协商开放“三通”。就国民党“改名”及“本土化”等问题，连战表示，“中国国民党不论坐着、站着、走着，都是中国国民党，没有改名的问题”，“本土化”不是“除中国化”。

　　连战的民族大义，在其他方面也清晰地展示出来。早在连战留美学成回台后，也许是因为“台独”要角彭明敏当过他的老师，那时两人关系较近，所以一度遭到“在美国做过台独”、“同情台独”、“协助台独”等诸多指控。为此，连战与妻子亲上法庭，“打过激烈的诽谤官司”，要求造谣生事的对方拿出证据，证明他们“做过对不起国家民族的行为”。几个月后，在了无凭证下，对方败诉。连战父亲欣慰地拿着判决书给蒋经国看，而蒋经国表达出了对连氏父子民族情怀的深厚了解与信任。

　　2005年4月26日，连战以国民党主席身份，踏上了祖国大陆。连战希望，此行能为两岸带来和平，为台海带来安定，为未来开创新局面。当然，连战此行并非偶然，它基于连战内心的民族情怀，基于连战对5年来陈水扁“台独”治政下两岸关系倒退与濒危的警惕，基于连战长期以来对大陆政策理性而务实的思考，基于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和缓的目的，基于他的“登陆”对两岸关系正面意义的评估。这趟“和平之旅”，实现了国共两党领导人56年来的首次见面，启动了两岸政党互动的新阶段，为国民党未来大陆政策的定位与走向定下了基调，连战在他党主席任内，不仅完成了推动两岸关系进展的历史重任，也实现了他回到西安祭奠祖母的个人夙愿。

　　正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功成身退”之时，连战应该没有太多的遗憾了。

“永远的义工”

　　2005年8月19日，连战终于“放心地”将国民党主席的重担交付给国民党新一代领导人马英九。总结自己5年半来的党主席工作，连战自认“党务改革已经找回党魂、党德；对于执政党的施政缺失，勇敢批判制衡；对于两岸关系迈出大步，实现了当时‘不信民心唤不回，不容青史竟成灰’的誓言”。

　　“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这是年满70岁的连战最为向往的退休生活。然而，他真的能闲下心来，沉浸在个人的桃花仙境之中吗？连战说，他不会就此离开，他要进入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以自己丰富的从政经验，“研拟政策，造福民众”。老骥伏枥，壮志未酬。基于一个“永远的国民党党员”、“一个国民党荣誉义工”的责任，鉴于制衡泛蓝整合、两岸和平、台湾民主政治、经济前景等等问题仍多，连战对国民党还要做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