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型社会敲响台湾经济警钟

     自1960年以来的台湾经济，在长达40年的“长盛期”里，其快速成长为台湾民众带来巨大财富，“橄榄型(即中产阶级居多)”社会逐渐形成。然而进入21世纪初期，台湾经济发展形势出现逆转。2000年政党轮替以来，台湾经济一蹶不振，2001年跌入低谷，至2004年，人均GDP仍未恢复到2000年的水平，经济成长率由20世纪70、8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之首，沦为近七年来的“四小龙”之末。伴随经济的急转直下，台湾社会结构逐渐呈现中间低、两边高的“M”型态势，经济警讯已经拉响。具体表现为：

     中产阶级日益萎缩

     “M”型社会加速形成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台湾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到90年代，中产阶级已上升为台湾社会的主体，在整个台湾社会结构中占到33.6%，超过半数的台湾民众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并对个人现况的认识、对向上流动的社会机制充满信心。可以说，这一阶段的台湾社会基本实现了“均富”，呈现出“中间高，两边低”的倒“U”型社会经济结构。

    然而，2000年之后，代表社会富裕与安定的台湾中产阶级人数日益萎缩。伴随资源的重新分配，中产阶级逐渐失去竞争力，一部分甚至开始向下沉沦为中下层阶级，而富有者在全球化大趋势下，却能运用原有优势更加迅速地积累财富。于是在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中，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越来越多，中间的中产阶级却越来越少，中间层的缺口不断扩大，台湾社会结构面临着从倒“U”型向“M”型加速转变的危机。低收入户数以每年多出3900户的速度，从2000年的6.6万户迅速增加到2006年的9万户，而低收入人数更是从2000年的15.6万人增加到2006年的22万人，也就是说，每年约有1万多人沦为低收入户的一员。与此同时，豪宅豪车市场却热浪滚滚，总销售金额和购买数量都大幅增长，台北房价更是创下十年新高，每坪(约3.3平方米)价格动辄超过百万元。台湾媒体最新调查显示，当前台湾有47%的民众担心收入减少，54%的家庭生活在失业恐惧之中，88%的人认为贫富差距日益恶化，更有81%的民众觉得

    中产阶级正慢慢消失。台湾社会已经陷入“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恶性循环中。

    所得分配持续恶化

    痛苦指数居高不下

    2001年开始，台湾所得分配不平均日益加剧。家庭收入五等分差距倍数从20世纪90年代的5倍多骤然拉大到2001年的6.39倍，为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之后虽有所回落，但2006年仍然高达6.01倍。在此过程中，基尼系数同样居高不下，从2000年的0.326上升到2006年的0.339，2001年更一度升至0.350，贫富不均程度已经十分接近国际标准中0.4的严重恶化水准。从平均每户家庭可支配收入来看，除最高的五分之一组家庭在2000年之后收入由1,748,633元持续增加到1,827,387元之外，其余四组收入在2001年均陡然滑落，之后虽缓慢上升，但到2006年，最低五分之二组家庭的平均每户可支配收入仍未恢复到2000年的水平，其中，最低五分之一组的可支配收入从315,172元降至304,274元。若按实际价值计算，则前三等分组家庭实际年收入非但没有上涨，反而连年全面下降，只有最富有的五分之一家庭每年实质所得增加。正如亚洲银行报告所指，“台湾在2001年到2005年间，只有所得前20%的高所得者，享受到经济成长，其它八成民众都出现所得成长迟滞甚至下滑情势。”

    不仅如此，过去七年中，全台湾23个县市中的13个县市的家庭年可支配所得都在衰退，县市间差距也在不断拉大。2006年收入水平最高的台北市平均每户家庭可支配所得为1,262,406元，是全台最穷县市台东县的两倍多。高雄市平均每户家庭可支配所得为97万元，是北台湾以外唯一超过全台总平均值91万元的县市。而北部县市平均每户家庭可支配所得平均值亦比南部县市高出15000多元。与此同时，同一县市内部贫富不均也日益严重。以高新科技产业群聚的新竹市为例，2004、2005两年的五等分差距倍数分别高达9.85和6.69，远高于全台平均数，贫富差距如此之大，堪称“一个城市，两个世界”。

    伴随所得分配恶化趋势的，是民间痛苦指数的居高不下。失业率与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相加所得到的民间痛苦指数，是民众生活状态和水准的反映。2000年以后，台湾民间痛苦指数一路攀升，最高时曾达到2005年的6.43%，创下近24年以来的最高纪录，2006年和2007年头七个月则小幅降至4.51%和4.36%。生活状态的急剧恶化和生活水准的大幅下降，让台湾民众苦不堪言、挣扎求存，不堪重压而选择自杀者也越来越多。据统计，台湾年自杀人数从2000年的2400人增加到2005年的4282人，2006年更是超过5000人，七年来共有23000多人走上绝路，是九·二一地震死亡人数的十倍，自杀率更是全球平均数的一倍半！

    薪资水平成长乏力

    就业环境每况愈下

    由于经济持续低迷，2000年以来台湾整体薪酬水平停滞不前，成长乏力。从总体薪资来看，七年来台湾经常性名义平均薪资(即工业及服务业名义人均月薪)总共只增加了2169元新台币，年均增长仅0.84%，其中，2002年薪资水平不升反降，减少0.89%，为名目薪资自1980年以来的首次负成长。若结合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率，则七年来受薪阶级的实际所得更是只上涨了1.1%，平均每年仅微幅上涨0.18%，其中2002、 2005和2007年还遭遇到了负增长。在整体经济恶化的环境下，不仅蓝领阶级薪资增长缓慢，高学历的受薪待遇也大不如前。据统计，除了高中(职)以上毕业生的名义起薪比十年前多出494元以外，台湾专科、大学生以及研究生的平均起薪都不及十年前的水平。

    经济景气不振同样带来就业环境的每况愈下。近年来，全台失业人口几乎都超过40万人，2002和2003年更飙升至50万人以上，失业一直是台湾人挥之不去的梦魇，找工作已成为一项“新兴全民运动”。其中，高学历人群失业率最高。从2005年开始，大学生失业率即超过总失业率。2004年，全社会总失业率是4.44%，大学以上人口失业率是4.11%；2005年总失业率降为4.13%，大学以上人口失业率却增加到4.23%；2006年总失业率再降为3.91%，大学以上人口失业率继续上升到4.36%，成为所有教育程度中失业率最高的人群。更进一步的，即使是已就业者，职场环境也是今非昔比。且不说约有五成的大学及以上学历的社会新鲜人从事着不稳定的工作，如短期工、外包工，或是自由职业等，连在职场打拼多年的老职员，工作也不再有稳固的保障。近年来台湾员工退休年龄逐年下降，2005年退休员工平均年龄已降至54.9岁，比申请劳保老年给付的年龄限制(55岁)还低。

    经济不景气加剧社会沉沦

    “M”型社会来临，社会整体沉沦，经济的不景气又加剧了这一衰退趋势。政党轮替之后的七年中，台湾经济即由稳定的中速增长迅速陷入低速甚至负增长的衰退低谷，经济年平均增长率大幅下挫到2.36%，经济发展荣景不再。连续几年的经济低迷，政局混乱，加上“卡债风波”等事件的冲击，让台湾民众渐渐失去生活的“安全感”，消费者信心滑落，以往经济成长最大支撑来源的内需也不断萎缩。执政当局始终以意识形态挂帅，财经政策摇摆不定，甚至连连失误，严重影响到台湾投资的软硬环境，更大大挫伤了厂商的投资信心。岛内厂商纷纷转向岛外的同时，岛外对岛内投资也连年下滑。投资的不足带来有效需求的不足，进而难以带动经济成长，大多数企业或是苦苦支撑，或是无法提供新的就业机会，低薪或失业问题自然无可避免。面对在全球经济布局中日趋边缘化的危机，执政者不仅没有反思提升经济的举措，反而处处都打着“拚经济”的名号来“拚选举”。近年来强力支撑台湾经济发展的两岸经贸关系，正是因为台湾当局采取的一系列反经济规律而行的“去中国化”政策而受到极大阻挠和限制。不仅如此，在岛内财政已经陷入困境之时，贪渎等丑闻却层出不穷，民众福祉不断被执政者消耗、牺牲，让整个社会经济加剧沉沦。

    尽管景气低迷、收入减少、物价暴涨、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中产阶级逐渐沦为新贫族，老百姓的日子愈来愈难过，但执政当局却为了迎合选举、保住岌岌可危的权位，不惜列举、“制造”漂亮数字，强调“拚经济”的亮丽成果，全然不顾民众的切身感受。当局的贪腐和无能，社会的混乱与沉沦一再提醒人们擦亮眼睛，不再为当局的贪腐无能“买单”。选出能带给他们幸福和希望的领头人，方为台湾老百姓的真正明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