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鲁迅” —— 赖和

王震亚

　　赖和(1894—1943)原名赖河，字懒云，笔名甫三、安都生、灰、走街先等,出生于台湾省彰化。祖上是客家人，但到他这一代，已不会说客家话了。为此，他写了一首诗自嘲，“我本客属人，乡语径自忘，戚然伤抱怀，数典愧祖宗”。

　　赖和10岁时和其他台湾儿童一样，入的是公学校，学习日语。14岁时，他又入了民间私塾“小逸堂”接受汉文教育。“除了古文、诗集以外，汉文习作以书信、联句为最主要的课程。”(赖恒颜：《我的祖父懒云》) 赖和1909年入台北医学校读书五年，毕业后于1916年在彰化开设了赖和医院；1917年，渡海赴厦门，在博爱医院工作两年；在此期间，汉学方面得以深造，并亲身感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1919年，赖和回到台湾，一方面继续在彰化行医，另一方面积极开展新文化运动，从事文学创作，参加民族抗日救国的活动，始终奋斗不息，直至心脏病发，与世长辞。

　　在台湾，赖和被一些评论者尊称为“台湾的鲁迅”。这是因为：

二人都学过医　

　　但鲁迅中止学医，改治文艺，因为他“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当然要推文艺”(《呐喊·自序》)。借文艺之力，鲁迅画出“沉默的国民的灵魂”，“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而赖和终生行医，同时治文。作为医生，他医术精湛、心地善良，平均每天都有百名上下的病人来请他看病，“凡是贫苦的病人，大抵是不取分文的”(一刚：《懒云做城隍》)。每到年底，他还将病患者所欠的旧帐焚毁。从事文艺，他也遵循的是“文学为人生服务”的方向。他在《读台日纸〈新旧文学之比较〉》等文章中主张：“以民众为对象”，反映“现社会待解决，顶要紧的问题”，“忠忠实实替被压迫民众去叫喊”，而成为“民众的先锋，社会改造运动的喇叭手”，“嘹亮地吹奏激励民众前进的进行曲”。从他所处的台湾社会的实际出发，其作品侧重于反对殖民主义。对此，深知赖和的杨守愚曾回忆：“先生(指赖和)生平很崇拜鲁迅先生，不单是创作的态度如此，即在解放运动一面，先生的见解，也完全和他……‘改变他们(国民)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当然要推文艺……’合致。”(杨守愚：《赖和狱中日记·序》)

二人毕生以笔做刀枪，以诗言志、抒怀

　　1903年3月，鲁迅在本班同学中率先剪去象征清朝统治的发辫。兴奋之余，还拍了一张“断发照”，题诗曰：“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黯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以此表达他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关注与忧思，以此抒写他为祖国复兴而献身的志向与决心。赖和亦有着非常坚定的民族意识。在日本殖民政府推行“皇民化”的高压下，他始终坚持穿着中国的民族服装，始终坚持使用中国文字进行写作。虽然他因参加社会活动在1923年和1941年两次被日本殖民者逮捕入狱，但抗日爱国之心从不动摇。他用《南国哀歌》一诗，声援雾社山地同胞的起义：“兄弟们来！来！/舍此一身和他一拼！”。在《夕阳》诗中，他还写道：“影渐西斜色渐昏，炎威赫赫竟何存；人间苦热无多久，回首东方月一痕。”以此影射殖民者的终将没落。

二人都以优秀的白话作品为文坛奠基

　　作为20世纪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筹组与领导，通过小说、杂文、演讲、编辑、任教及其他社会活动，洞察历史，剖析社会，指斥时弊，映现人生，尽其毕生之力，重铸国人灵魂。

　　作为台湾地区新文学的开拓者，赖和于1926年初先后发表《读台日纸〈新旧文学之比较〉》、《谨复某老先生》等文章，进行理论倡导。创作实践上，他更是运用多种体裁，全面出击。1925年8月，他发表白话散文《无题》；同年12月，他又发表白话新诗《觉悟的牺牲——寄二林事件的战友》，率先成功地把白话文作品奉献给台湾读者。他被选为台湾文化协会理事(1921年)，主编《台湾民报》文艺栏(1926年)，与许乃昌、黄呈聪等人创刊《现代生活》(1930年)，与陈若虚等人负责《台湾新民报》学艺部的编辑工作(1932年)，为提携年轻作家不遗余力。每天晚上10点以后，当医务的繁忙告一段落，他便开始编辑、删改文学青年的来稿，“工作到凌晨的一、两点，是常有的事。如果碰到急迫的工作，工作通宵，也不是绝无仅有的”(杨守愚：《小说与懒云》)。由于行医、编稿及社会活动占去了他的大部分时间，所以他自己的写作，“大都利用出诊时于车上构思大纲，有空闲时才一再的誊清、修改”(赖恒颜：《我的祖父懒云》)。尽管如此，他还是创作了一系列的小说、散文和新诗(均收入李南衡主编、1979年出版的《赖和先生全集》)。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是以白话写小说的第一人。他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祝福》、《在酒楼上》和《伤逝》等小说创作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毕其一生，虽只出了《呐喊》、《彷徨》两个现代题材小说集，共25篇，但已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一代宗师的地位。

　　在台湾现代文学史上，赖和也是以中国白话写小说的第一人，他的《斗闹热》、《一杆“秤仔”》与《不如意的过年》等作品，最先把白话文的真正价值呈现在台湾民众的面前。虽然总共只发表了14篇小说(近年又有若干篇小说被发现)，在总体成就上无法与鲁迅比肩，但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台湾文坛上，仍是屈指可数的著名小说家之一。

二人都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

　　如果说鲁迅的作品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国民生活的一面镜子，那么赖和的作品堪称是日据时期台湾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通过这面镜子，可以照见台湾社会生活中的若干不良习俗：比如赌博，已成“习性”，“暇时的消遣，第一要算赌钱”(《不如意的过年》)。又如抽鸦片，一些瘾君子视之为“世上无比”的幸福；更有人，借着倒卖鸦片来发财(《棋盘边》)。还有《斗闹热》，写及小镇居民的愚昧，仅是为了意气之争，就将大量的金钱浪费在迎神赛会的斗“闹热”上，以致“穷的人，典衫当被，也要来和人家争这不关什么的脸皮。”

　　通过这面镜子，可以照见台湾农民受到的经济盘剥：蔗农添福伯用“三四倍”于他人的辛苦，精心栽植甘蔗，且获得丰收。可是日本制糖会社却在磅秤上做手脚，使得他的甘蔗重量“约减有五分之二”。于是，不仅“年终要给儿子娶媳妇的钱”告吹了，而且“五个月的春粮所费(日常费用)”也无着落(《丰作》)。

　　通过这面镜子，可以照见殖民者的专制统治严酷到了何种地步：“一群鸡母鸡仔在菜畑里觅食，脚抓嘴啄，把蔬菜毁坏去不少。”而种菜的，“向鸡群走去，却不敢用土块掷它”。因为，这鸡群是“那衙门里的大人(日据时期台湾同胞对日本警察称大人或查大人)所饲的，‘拍(打)狗也须看着主人’。”(《惹事》)试想，连这“畜生也会傍着势头来糟蹋人”，则其主人出场，岂不气焰万丈？果然，街面上，查大人们“一动手就是人倒担头翻；或是民家门口，早上慢一点扫除，就被告发罚金；又以度量衡规矩的保障，折断几家店铺的‘秤仔’”(《不如意的过年》)。会堂里，若有政治、社会、文化运动者举办演讲会，殖民当局即派特务高等警察(特高)莅会监听。往往是“三句半就中止，加(多)讲一句，就扭下去”(《辱?!》)。

　　通过这面镜子，还可以照见受尽欺压的平民百姓的反抗——比如，《惹事》中的“我”，决心为受到欺压的寡妇伸张正义，在甲长会议上，将查大人的“劣迹横暴一一暴露出来”。甚至，《一杆“秤仔”》中的秦得参，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将一个夜巡的警吏，杀死在道上。不过，在一般的情况下，反抗是以曲折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譬如《辱？！》，写及平民百姓对“侠义英雄传”的戏十分热衷，“看的人破例地众多”。对此现象，赖和议论道：“我想是因为在这时代，每个人都感觉着：一种讲不出的悲哀，被压缩似的苦痛，不明了的不平，没有对象的怨恨，空漠的憎恶；不断地在希望着这悲哀会消释；苦痛会解除，不平会平复，怨恨会报复，憎恶会灭亡。但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没有这样力量，只茫然地在期待奇迹的显现，就是在期望超人的出世，来替他们做那所愿望而做不到的事情。这在每个人也都晓得是事所必无，可是也禁不绝心里不这样想。所以看到这种戏，就真像强横的凶横的凶恶的被锄灭，而善良的弱小的得到了最后的胜利似的，心中就觉有无上的轻快。”

　　赖和继承了五四新文学反帝反封建的优良传统，但鉴于台湾被殖民的悲惨现实，所以他在批判封建落后的旧思想旧习俗的同时，把更强的火力指向日本殖民统治，揭示其专制与残暴；以深切的人文关怀，去更多地关注社会底层的弱者，而这样的内容和主题，又深刻地影响了台湾新文学史上的其他作家。

二人都毕生探索文学的民族形式

　　就作品的艺术而言，赖和的作品还谈不上完美，但作为台湾现代小说的开拓者，他的贡献是不容低估的。

　　这贡献之一是，形成以白话文为基础的文学语言。由于历史原因，台湾的文学语言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呈现复杂的局面。一方面文言在知识界根深蒂固；另一方面，日据时期，殖民当局规定日语为“国语”，而老百姓习用台湾语。针对这一情况，当时，一批伤时忧国之士从民族和民众的立场出发，提出了两种主张。一为“台湾语(即闽南话)的文学化”，一为“用中国白话文来写文学”。赖和的功绩就在于用他的创作实践，做出了成功的尝试，即以中国的白话文为基础，吸收一些台湾语的乡土成分及某些日语，使作品尽可能做到言文统一。为此，他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每写一篇作品，他总是先用文言文写好，然后按照文言稿改写成白话文，再改成接近台湾话的文章。”(王锦江：《赖懒云论》)

　　这贡献之二是，继承了中国文学传统的表现手法。写人叙事，注重在情节展开中表现人物性格，在环境描写里融入抒情；针砭时弊，抨击殖民统治的黑暗，则运用嘲讽的技法，像鲁迅的小说、杂文，战斗的锋芒分外犀利。尤其是对比手法，在赖和的小说中运用得十分广泛，比如《可怜她死了》。因为穷，因为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小说中的阿金沦为商品，两次被卖，进而失去了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的权利和幸福。而阿力哥却因为有钱，有势，就可以妻妾成群；可以在蹂躏了阿金之后又一脚将其踢开，不负任何责任。小说末尾，阿金悲惨地死于水中；而阿力哥又在托人替他物色一个可以供他蹂躏的小女人。

　　这贡献之三是，塑造了一系列成功的人物形象。其一是殖民者形象。写“查大人”故意在小民的身上找茬，多方施展做官的威严(《一杆“秤仔”》）；进而拿“不知六七的儿童”出气，不仅打骂，而且还加以拘禁(《不如意的过年》)。这里，所谓的查大人不过是普通的日本警察，但警察是直接面对人民群众的统治工具，他们甚至可以主宰生活在台湾的中国人的生死。所以，这一形象实质上是一种象征，象征日本殖民当局的暴戾和野蛮。其二是受难者形象。比如前面提到的阿金，善良、温顺、耐劳，具有中国劳动妇女共有的美德，但命运却极为不幸。十一二岁就被卖做童养媳；十七岁时，未婚丈夫又被警察打伤致死；苦撑苦熬一年后，仍被变相卖给四十多岁的土财主阿力哥做外室小妾；受尽蹂躏，又遭遗弃；最终被逼上绝路，淹死在河里。作者正是通过对阿金一生的描写，抨击了封建社会残留下来的童养媳制度、蓄妾制度的罪恶与殖民统治的残暴与黑暗。其三是反抗者形象。作为一名抗日志士，赖和不仅通过描写殖民者的丑恶灵魂、受难者的不幸遭遇来显示其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倾向；而且还通过直接塑造反抗者的形象来表达台湾同胞反帝反封建的强烈要求。既有忍无可忍，杀死警吏的农民秦得参(《一杆“秤仔”》)，又有挺身而出，为民请命的英雄林先生(《善讼人的故事》)。后者原是财主的管帐先生，但却站在穷苦人民一边，不怕坐牢、不怕暗害，敢于控告财主霸占山林的罪恶，控告与财主相勾结的台湾官府，直至跨越海峡到福州总督衙门上告，并取得胜诉。这一故事的背景虽是日据以前的清代，但因写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1934年而扩大了它的内涵——那就是表达了台湾人民向往和依靠祖国，以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心声。除了这三类人物外，赖和的小说也写及游离于现实，沉湎于享乐的新旧士绅，对他们的无聊与空虚进行了毫不容情的嘲讽。

　　《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第一卷的“赖和简介”中写道：“他的写实意识影响以后不少的文学创作者，尤其是摇篮期的杨守愚、陈虚谷；他的嘲弄技法影响了蔡愁洞、吴浊流、叶石涛；而他那不屈不挠的抗议精神更影响了朱点人、杨逵和吕赫若。”就此而言，他无愧于“台湾的鲁迅”——“台湾新文学之父”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