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源远流长的史缘关系(一)

　　祖国大陆对台湾的早期

　　发现与经略

　　依据古籍文献的记载，可以考证祖国大陆对台湾的早期发现与经略。

　　《山海经》“雕题国”说。最早记述到台湾的著作是《山海经》。《山海经·海内南经》云：“闽在海中……闽中山在海中。”汉代许慎认为，闽即居住在我国东南的越人；可以推断，“海中”的“闽中山”无疑为越人居住的海岛。《山海经·海内南经》还指出，我国东南海域有“雕题国”。“雕题”系古代吴地之民俗，而吴人又为百越之一支。因此，“雕题国”很可能是所谓的“闽中山”，即今天的台湾。

　　《列子》“五山”说。《列子·汤问篇》曾有描述一些海岛的记载：“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为无底之谷；其下无底，名曰归墟……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舆，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瀛洲，五曰蓬莱。其山高下周旋三万里，其顶平处九千里，山之中间相去七万里。”由于古代航海技术未精，测算误差较大，《汤问篇》的这一记载未免夸张。但根据这些文字，大致可以得知：这些海岛很大，而且远离祖国大陆。台湾位于我国东部海域，山脉高度居东亚之首，倘若海上发现五座远而且大的岛屿而不包括台湾，是难以置信的。台湾古称“大员”，谐音称之为“岱员”，有学者认为这正是“岱舆”与“员峤”二岛的合称；而“方壶”即古之澎湖。

　　“扬州之域”说。成书于战国时代的《禹贡》，有如下记载：“淮海惟扬州……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橘柚，锡贡。沿于江海，达于淮泗。”“岛夷”虽是泛指沿海居民，有学者则认为是指台湾番人。所谓“卉服”是麻质服装，“篚”是一种乐器，“织贝”是缀系于衣上的贝制珠粒，均与番人生活情景相同。这些特产和橘柚之属，就是他们用以贡献中央的礼物。由此不难窥知，台湾与祖国大陆远古关系之一斑。

　　《禹贡》篇还将当时的中国区分为九州，扬州居其中之一，其地域北至淮河，东南至海。台湾最早的一部地方志，即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高拱乾所修的《台湾府志》说，台湾属于闽，而闽系《禹贡》的“扬州之域”。日本学者尾崎秀真的《台湾古代史纲》也认为《禹贡》所指的“岛夷”便是台湾。如果这些说法能够成立，是否可以认为，早在公元前几个世纪的战国时代，台湾就曾划入中国版图，隶属于当时的“扬州之域”。

　　越人迁台说。春秋战国以降，中华文明已遍布东南沿海，其地当时为东越族所居，与台湾、澎湖一衣带水。每逢天灾人祸，越人往往被迫亡走海上；加之越人为古代习水民族，迁移台湾并非难事。据《越绝书》记载，春秋时代越王勾践曾“徙治山北，引属东海，内外越别封削焉”。又说“勾践伐吴霸关东，从琅琊起观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这里尽管未指明外越所居海岛的名称，但从其方位和距离看，很有可能是台湾。其理由：一则“引属东海”、“望东海”，说明外越位于浙闽东部海域，与台湾方位为相合；再则，“从琅琊起观台，台周七里”，说明由祖国大陆望外越，视力可及，又犹未及，因此不仅要上琅琊山，还要在山上建一高台。而这一距离，与历代由福建沿海了望台湾的记载也是一致的。另外，从《汉书·朱买臣传》的记载也同样能得到印证。约在公元前110年前后，朱买臣向汉武帝进言：“故东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险，千人不得上。今闻东越王更徙处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泽中。”明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认为，当年泉山在今福州市北。据此，南下五百里，东越迁徙之处，不是澎湖，就是台湾。

　　秦代“瀛洲”说。春秋战国时代，沿海交通已十分发达，方士之徒泛槎海上，以长生不老之言炫惑当世。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云：“始皇东行郡县……南登琅琊，大乐之，留三月。……既已，齐人徐市(即徐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秦始皇派遣徐福带领童男女探险的结果不易肯定，台湾是否在三神山内亦少确证，但陈寿的《三国志》及范晔的《后汉书·东夷传》均有徐福留止夷州及亶州之事(夷州相传就是台湾)，表明祖国大陆与台湾之间已有交往。《史记》则记载齐威王、宣王、燕昭王“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的事情。后世学者包括台湾学者认为，“瀛洲”即台湾。

　　西汉“东鯷”说。《汉书·地理志》称：“会稽海外，有东鯷人，分为二十余国，以岁时来献见。”对这一记载，日人市村瓒次郎认为，其价值可与同书“乐浪海中有倭人”同论。西汉时期，北抵长江，南至福建，包括东南海域，均为会稽郡辖区，台湾亦在其中；“分为二十余国”，说明是一大岛，亦与台湾相合；“岁时来献见”，则与《禹贡》所记呼应；而且“东鯷”与“雕题”读音相近，“鯷”与“雕题”又皆与古越人习俗有关。因此，这里的“东鯷”与《山海经》中的“雕题国”很可能是同一个地方，即今天的台湾。

　　《后汉书·东夷传》又载：“会稽海外，有东鯷人，分为二十余国。又有夷洲及澶洲。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止此洲，世世相传，有数万家，时至会稽市。”这里辑录了《汉书·地理志》有关“东鯷”的记载，并首次提到了“夷洲”。 夷洲即台湾，有三国时期的历史文献为证。“时至会稽市”，应以台湾人居多，似无问题。这就是说，至少在后汉时期，台湾与祖国大陆之间已经有了民间贸易往来。

　　三国“夷洲”说。公元三世纪，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祖国大陆对台湾的经营正式开始。汉末三国以降，中原扰攘，文化向边陲扩散，东吴立国于江南，其领域包括会稽及东南滨海地带，和海外的关系最为密切，故孙权对于海上的经营甚感兴趣。特别是在赤壁大战后，其兵威声势远及南洋，台湾近在咫尺，自然受到他的注意。尽管受到上大将军右都护陆逊和右大司马左军师全琮两位重臣的反对，孙权仍锐意进取台湾等海岛。据《三国志·孙权传》载，吴黄龙二年(公元230年)春，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所在绝远，卒不可得，但得夷洲数千人还。”这是中国政府以武力开拓台湾的开始，也是汉族经营台湾最早而比较具体的记载。据沈莹《临海水土志》对于夷洲的方位、地形、气候、居民、物产、习俗的叙述，凌纯声从五个方面考订夷洲即为台湾：以方位说，古临海郡，约当今浙江宁海、天台至闽江以北的沿海地带，所谓“去郡二千里”，与至台湾的海程大抵相合；以气候说，“无霜雪”，正是台湾的气候；以地形说，“四面是山”，也合台湾的地形；以古迹说，传说尚有越王射的之石，当时去古未远，所以遗迹仍在；至于物产、猎头、凿齿等风俗，也都与台湾山地同胞相同。

　　关于这次军事行动的意义，虽然《三国志》认为“得不补失”，但是，笔者认为应予足够肯定：第一，它是继秦始皇、汉武帝统一中国之后，封建王朝对东南地区的一次大规模开拓和统一行动。第二，它是汉民族第一次大规模接触台湾，为汉族人民移居台湾做了重要铺垫。第三，促进了台湾社会的发展。

　　隋代“流求”说。隋代有“流求”之说，史籍所称“流求”、“留仇”、“流虬”、“瑠求”，乃至“琉球”等等，都可能是台湾的同音异形的名称。隋炀帝是一位有海上远略的君主，其经略“流求”的经过，《隋书·东夷传》有详细记载：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在海师何蛮等的鼓动下，隋炀帝命羽骑尉朱宽偕同何蛮入海求访异俗，结果到了流求(即台湾)，因为语言不通，仅掠得一人而还。第二年再令朱宽前去慰抚，流求仍不从。两次和平招降不成，隋炀帝十分恼怒，决定以武力征讨。平埔番人初见隋军船舰，以为商旅，相继前来贸易。经随军昆仑人宣布令其降伏之意后，遭酋长(国王)拒绝，双方乃展开战斗。《隋书·陈棱传》详细记载了这一激战，“虏其男女数千人，载军实而还”。关于隋书所称之“流求”，也有学者认为系指今之冲绳(琉球)；但近年来，一些学者从风土习俗、地理方位、文化系统、社会发展以及物产器物等方面加以研究，认为流求即为台湾的看法渐趋一致。

　　如果把公元7世纪隋政府经略台湾与公元3世纪东吴用兵台湾做一比较的话，不难看出隋政府经略台湾的历史意义所在。首先，它是在祖国大陆统一的局面下，中央政权对台湾的首次经略活动，这与一个地方割据政权对台湾的经略是不能等量齐观的。其次，它以“慰抚”为基本宗旨，与东吴用兵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慰抚”台湾，就是要将其置于中央政权的统治之下，表现出强烈的主权意识与开疆拓土的精神。其三，进一步密切了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关系。

　　唐代施肩吾居澎湖说。隋以后，唐人文献中有施肩吾一诗可资讨论，诗题《岛夷行》(见《全唐诗》)，诗曰：“腥臊海边多鬼市，岛夷居处无乡里；黑皮少年学采珠，手把生犀照咸水。”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此诗被收入高拱乾修《台湾府志》卷十《艺文志》，题曰“澎湖”，在台湾文献中当以此为首见。杜臻撰《台湾澎湖纪略》、余文侠续修《台湾府志》、连横著《台湾通史》，都认为此诗系澎湖的真实写照，因此将其名之为《咏澎湖屿》或《题澎湖》。王芸生《台湾史话》也认为这首诗“生动地描写由大陆去的汉族人民和当地少数民族高山族人民一起生活劳动的情景。”虽然近代学者郭廷以、曹永和、毛一波等，对施氏居澎湖之说均表存疑。但无论如何，唐代澎湖已有“居民”，应属事实。所谓居“民”即内地人民，否则当称为“夷”而不应称为“民”。

　　有唐代十才子之称的施肩吾，原籍浙江分水县，是目前见于记载的最早移民台湾地区的汉人。在施肩吾之前，其实已有不少汉人由祖国大陆移居台、澎地区。最简单的道理是，向某一海岛移民，首先应当在渔民中间发生，而商人、农民、文化人等等移民现象，只能发生在渔民之后。由此可以肯定，早在施肩吾移民台湾之前，祖国大陆汉人已开始移居台湾地区，只是施肩吾见诸文献，而广大移民未见诸文献罢了。

　　显然，上述诸“说”尚不能称为主权的行使。但是，主权的发生，“历史联系”是重要的因素之一，而这种“历史联系”又确确实实是一种主权的发生，为中国政府对台湾行使主权奠定了基础。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