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动中国社会前进的“火车头”

　　—— 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回眸

　　■　宋富法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骄人成就，而科学技术无疑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成为拉动中国社会前进的“火车头”。

　　迎来科学的春天

　　1978年3月，春风送暖，万物复苏，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在有6000人参加的开幕会上，邓小平作了重要讲话。他号召科技工作者“树雄心，立大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他彻底驳斥了“四人帮”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破坏科技事业发展的种种谬论，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的理论，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并重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大会还宣读了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题为《科学的春天》的书面讲话。

　　《科学的春天》宣告了科技工作者的解放。此前，科技事业从业者大多处于一种身份不明的状态，逃离恐惧与寻求身份认同是从业者的最大渴望；从事科技活动毫无尊严可言，而且有些时候还是很危险的事业；在这种情势下，国家的科技事业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的春天》直接宣告了人的解放，科技人员的身份认同在制度安排层面获得了重新肯定并被固定下来。中国的科技事业即将步入生机勃勃的春天。

　　春天是播种的季节，科学的种子开始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科技工作者令人尊敬，科学家令人向往，讲科学成为时尚，学科学、用科学蔚然成风。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组织实施多项科技发展计划，使广大科技工作者大显身手。

　　1985年9月，国家“星火计划”出台，依靠科技进步，振兴地方经济，提高劳动者素质。万里同志高度评价：“这个工作做好了，可以说是功德无量！”到1988年，“星火计划”的最初目标业已全部实现。

　　1986年3月3日，王大珩、王淦昌、杨家墀、陈芳允四位老科学家上书党中央，提出“关于跟踪世界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即后来的“863计划”。邓小平随即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宜速决断，不可拖延”。在邓小平的关怀和鼓舞下，到1990年，全国有500多个单位的近万名科技人员参与到该项目中，他们秉承“献身、公正、求实、协作、创新”的“863精神”，在生物、信息、自动化、能源和新材料5个领域取得研究成果400多项。

　　广大科技工作者正是凭借“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把犁锄，在“科学的春天”里不懈耕耘，奠定了30年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坚实基础。

　　突破旧体制 推进市场化

　　随着科技事业的迅速发展，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旧的科技体制凸现弊端：科研单位缺乏必要的自主权和自主发展能力，科研和生产建设相分离。这种状况一方面阻碍着科研人员积极性的发挥，对经济建设不能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更重要的是难以适应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因此，变革之声日益高涨，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1985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出台。这是科技体制改革的第一个里程碑。《决定》提出以“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为改革的指导思想，内容涉及科技运行机制、组织结构及人事制度等多个方面。其中，以改革拨款制度、推动科技成果商品化为突破口。

　　改革科技拨款制度就是要切断“皇粮”，项目靠竞争，经费随项目，打破过去那种“等、靠、要”的局面。与此同时，“网开一面”，大力发育技术市场，实行技术合同制，逼着科研走进市场。在这场改革中，单一的计划管理方式被彻底打破，市场机制在科技运行和资源配置中开始发挥作用。

　　到1990年，全国已有一大批技术开发型科研机构进入企业或企业集团，与企业结成科研、生产联合经营体1万多个，科研机构创办独资、合资技术经济实体3500多家，有力地促进了科研与经济的结合，大大增强了科研机构的经济实力。

　　此次改革也在全社会确立了技术商品的观念。技术市场在“放开、搞活、扶植、引导”的方针指导下日益壮大。以科技成果由无偿转让到有偿转让为突破口，我国的技术交易金额规模逐年增大，从1984年的7.2亿元上升到1991年的94.14亿元。1988年，国家又组织实施“火炬计划”，将高技术科研成果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

　　技术商品也开始进入国际市场，打破了长期以来技术只进口不出口的局面。1991年，技术产品出口额为28.8亿美元，比1990年增长7.1%，已成为国家赚取外汇收入的一个重要方面。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我国经济体制也逐步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科技体制改革也相应做出调整，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一方面号召“攀登科学技术高峰”，在稳住支持基础研究的同时，开展高技术和重大的科技问题研究，提高科技实力；同时也“放开一片”，即放开各类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的研究机构，放开科技成果商品化和产业化活动，使之以市场为导向运行，进一步加快市场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步伐，为社会经济发展作贡献，如鼓励各类研究机构实行技工贸一体化，与企业合作经营，鼓励科研机构实行企业化管理，支持和扶植技术中介机构等。

　　到90年代后期，高技术产业迅速发展，产业化步伐进一步加快，高新技术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方面。1991至2002年，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工业总产值从3000亿元增加到21065亿元，年均增长20％，超过同期全部工业产值年均增长速度10多个百分点，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0年前的1％提高到接近15％，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1995年的1.85％提高到2002年的3.68％，高技术产业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最有活力的部分。

　　科教兴国  构建国家创新体系

　　1995年5月6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首次提出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随后不久，江泽民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指出：“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繁荣强盛。”

　　1996年，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正式提出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正式确立“科教兴国”为基本国策。

　　为全面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各行业和部门都提出了依靠科技振兴行业的发展战略，各地方也制定了科教兴省、科教兴市、科教兴县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方针。早在1988年，江苏省率先提出实施“科教兴省”战略，决定转换经济增长方式，从过去主要依靠廉价资源和廉价劳动力逐步转换到主要依靠科技水平和劳动者素质上来。科教兴国作为一项全国性的战略提出后加速了地方科技事业和经济的发展。

　　1998年，经中央批准，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成立，并于6月9日召开第一次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江泽民同志关于知识经济和建立创新体系的重要批示精神，国家要在财力上支持知识创新工程的试点，要加大对科技和教育的投入。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从而掀起了以加强科技创新和促进产业化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成为科技体制改革的第二个里程碑。

　　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科技资源方面的基础性作用，推动大多数科技力量进入市场。具体内容包括，推进科研机构改革和转制；促使企业成为创新主体；大力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使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并且要改革奖励制度，根据科技活动的不同特点实行有效的激励。其宗旨是合理布局、优化配置科技资源，使各科技要素之间相互联系，互相促进。

　　经过初步努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得到加强。企业已经成为研发投入的主体，各类创新主体的活力和创新能力明显加强，并初步形成了国家创新体系的基本框架。转制科研机构产业化发展迅猛，规模和效益大幅提高。据对第一批转制的242家院所中188个院所的调查统计，2002年实现总收入148.9亿元，比1999年的105.9亿元增长了40.6％，平均每年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

　　科研投入逐年增长，承担国家科研项目明显增加，为行业科技进步服务的能力逐步增强。2002年188家院所全年投入的科技开发费用为15.2亿元，比1999年的10.1亿元增长了51.2％。承担国家科研项目的经费由1999年的4.5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6.8亿元，增长了48.5％。

　　完善市场经济 加强科技宏观调控

　　进入新世纪，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在有关科技工作的论述中，宏观调控、军民结合、以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问题有了突破。这三个方面都是多年来困扰我国科技发展的重大体制性障碍，也是今后若干年内需要逐步解决的重要问题，为科技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指明了方向，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也由此被称为科技体制改革的第三个里程碑。

　　由于多种因素影响，一个时期以来，宏观科技管理体制滞后，成为制约科技发展的主要障碍。此次改革要求加强科技宏观调控，把改革科技管理体制放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突出位置，提出今后科技体制改革不但要继续推进科研院所的结构调整和制度优化，而且也要在宏观层面科技管理体制和调控机制上有所突破。

　　这一阶段科技体制改革，还提出着力于建立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创新体制，以实现国防科技和民用科技相互促进和协调发展；进一步推动国防军工生产与市场经济的紧密结合，促进科技要素在军民之间的双向流动和转移，形成长期稳定的军民融合创新体系和运行机制。

　　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还特别提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问题，大力鼓励民营科技企业发展、推动高等教育和科技创新的结合、促进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协调发展等，这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客观要求，对我国科技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有关人士指出，此次改革提出的三个方面都是多年来困扰我国科技发展的重大体制性障碍，今后若干年内要在这三个问题上取得进展和突破，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其“意义非常重大”。

　　今天，回眸30年改革历程，我们深深感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科技筑就的是基石，是希望，是动力源泉；翻开改革开放的壮丽画卷，科技体制改革的色彩十分鲜艳和醒目。当前，我们正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这必将使科技发展插上新的翅膀，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