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视角下的两岸关系制度创新

　　■　陈星　朱松岭

　　台湾第二次政党轮替以来，两岸关系有了长足的进展，政治交流不断增多，许多阻碍两岸交流的人为障碍也有望被逐步拆除。同时，两岸协商也实现了制度性突破，“两会”商谈的成功开创了两岸协商的新模式。总的来看，两岸交流与沟通开始走上多渠道和制度化的道路，在经历了长期的结构性调整之后，两岸关系的新模式正在浮出水面，这对台海局势的发展无疑有重大影响。

　　两岸关系的结构性转换

　　两岸关系的这一变化首先表现为两岸联系的加强。

　　自1978年以来，在祖国大陆的积极推动下，两岸经济交流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随着两岸交流的扩大，两岸交流的层次和质量也有全面的提升，两岸之间不但经济依存度不断增加，经济合作已经迈向了全方位、多层次合作的新阶段。经济联系加强的同时，两岸文化和人员的交流和交往也日渐频繁。宗教、文化、体育卫生、学术、教育科技交流也渐次展开，规模越来越大。

 　　两岸交流扩大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对抗的刚性。经济依存度的增加意味着两岸经济互补性增强，两岸的利益关联度越来越大。但在过去的8年中，由于民进党当局不顾岛内经济发展和主流民意诉求，刻意推行“台独”路线，强化两岸对抗，使得岛内经济发展迟缓，使台湾丧失了太多的机会。

　　上述情况说明，在交流成为两岸关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前提下，两岸之间虽然仍有分歧，但是却有搁置争议、寻求共识的空间。只要双方均有在一个中国原则下搁置争议、解决问题的共识，台海局势就会出现缓和的局面，两岸交流的速度也会逐步加快。

　　其次，两岸关系结构性转换表现为，寻求和平发展的双赢之路成为两岸人民的共识，两岸民众特别是台湾民众对两岸问题的认知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表现为：第一，人们认识到，两岸对抗无论是对祖国大陆还是对台湾来说都是有害无益，特别是在两岸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情况下更是如此。第二，以省籍分际进行“主体性”区隔的做法遭到了台湾民众的唾弃。尽管民进党一直鼓吹“本土”和“主体性”，但是在其执政期间的贪腐行为及政治操守的失落，却彻底打破了“只有本省人才可以代表本省人利益”的神话，从而形成了台湾民众对族群问题的重新思考和对省籍问题的重新定位。第三，台湾民众对祖国大陆的认知更加清晰和理性。祖国大陆通过两岸政策调整，不断单方面对台湾人民释放出善意，直指台湾民心，将两岸和平发展的诉求直接诉诸于台湾人民，这种做法得到了台湾民众的理解与认同。而且，在两岸政治交流日益扩大的情况下，台湾人民对祖国大陆认知的渠道增加，信息不对称的局面有所改善，认知也更加客观。

　　再次，两岸关系结构性转换表现为，随着中国大陆的崛起，台海问题在整个亚洲地缘政治中的地位相对下降。这一状况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已经初现端倪，李登辉时期逐渐明朗化，民进党上台后，台湾在东亚地缘政治中之重要性下降的速度则进一步加快，特别是在美国战略布局中的地位下降尤为快速。经过多年的较量,美国政府终于认识到台湾问题对它来说更多地是一个“包袱”而不是一笔资产,中国大陆在美国战略和经济中的重要性同台湾的重要性根本不成比例。

　　两岸关系结构性因素的发展变化表明，两岸关系向着缓和与双赢的方向发展是历史大势，尽管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会有杂音和干扰，但是却不能改变历史潮流。

　　思维模式转化与两岸关系新模式的探索

　　在两岸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处理台海问题的思维模式经历了由对抗性思维向合作性思维的转化过程。以大的历史视角而言，自新中国成立到50年代初期，在处理两岸问题时，双方均采取了对抗性思维。这种思维在政策面的表现，就是军事上的对抗和经济上的互相封锁。然而，50年代中后期到60年代末，国际形势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变化，海峡两岸出现了长期相峙的局面，祖国大陆根据形势的变化，提出了“以武力解决为主，争取和平方式解决”的新思路。20世纪70年代开始，祖国大陆出于对整个国家民族利益的考虑，也本着尊重历史与现实、照顾各方面利益的考虑，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但这一时期处理台海问题的思维模式转化是单方面的，台湾当局却没有相应地思维转变，依然抱残守缺，固守“三不”政策不肯放手。

　　面对着两岸经贸交流的不断深入，台湾当局却刻意反向操作。先是李登辉推行经济上的“戒急用忍”政策，限制两岸经贸关系发展，政治上推行“独台”政策，使两岸关系难以缓和。民进党上台后，更是加强限制两岸关系发展的措施，并力图在两岸交流加强的大环境下营造台湾岛内对抗和敌视祖国大陆的小环境。这种思维模式指导下的封闭性和对抗性两岸政策，给台湾经济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经济长期低迷成为台湾社会的痼疾沉疴。

　　但是，民进党对抗性思维的全面贯彻及其消极影响，也刺激了两岸民众关于两岸关系新模式的探索。祖国大陆通过《反分裂国家法》等措施，将“台独”势力约束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后，直接将两岸和平发展的诉求诉诸台湾民众，以可以操之在我的部分为出发点，不断单方面向台湾人民释放出善意，得到了台湾人民的认同；同时，当时在野的国民党也展开了化解两岸敌意的大动作，从连、宋访问祖国大陆开始到现在，两岸致力和平发展的人们筑起了互信的基础，也成功地培育出了合作双赢的两岸关系思维模式。

　　两岸关系新思维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以民生议题为中心，缓和两岸局势。搁置争议，按照一定的次序，就双方目前可以操作的、关涉到民众福祉和利益的部分优先达成协议，加速两岸经济发展，从而创造出双赢的两岸关系新气象。按照胡总书记的话说，就是“建立互信、求同存异、搁置争议、共创双赢”。这种共识是两岸关系新思维的重要内容，也是两岸关系能够改善的重要前提。

　　两岸协商机制的制度创新

　　在两岸关系发展的历史上，两岸民间性的制度创新模式曾成功地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两会”协商模式也在两岸破冰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经过长期的努力，海峡两岸协商机制的制度创新又有了新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双轨、多元和多层次的沟通交流机制，而新的时空背景下的“两会”协商机制则是这一系统中的重要一环。

　　“双轨”是指以国共交流平台和两会协商作为互相补充的政治沟通和协商轨道。毫无疑问，国共交流平台作为两岸沟通与协商的重要沟通渠道自产生之日起，在凝聚两岸共识的过程中就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这一平台运作的时间比较长，拥有一定的成熟经验，已经成为两岸沟通和协商机制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两会协商机制的功能在于以两岸当局授权的形式，将两岸共识转化为可以操作的具体政策。国共交流平台和两会协商机制相结合，基本上构成了两岸政治沟通和协商机制的大致框架。

　　“两会”协商在两岸寻求和平发展的共识下展开。时空背景的变化决定了重新开始的两会协商的制度性突破。今年恢复的海协、海基会两会协商是在两岸对某些议题已经有高度共识的前提下展开的，“两会”协商并非真正两岸协商的开始，而是就某些议题进行阶段性协商的最后步骤，即在两岸共识达成之后，用“两会”协商的形式以制度性和约束性的文件把这些共识固定下来。在“两会”协商签署协议之前，两岸为凝聚共识已经做了大量工作。胡锦涛总书记与萧万长先生在博鳌举行的“胡萧会”、胡锦涛总书记与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先生举行的“胡连会”，以及随后举行的“胡吴会”，均成为两岸共识酝酿的重要环节和步骤。就此次牵涉到的两个议题而言，双方在此前的交流中已经有了充分磋商，相关的技术性问题也早已完成协商并形成了文本。这次“两会”协商和协议的签署将以前双方的磋商成果以正式协议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可执行的两岸政策。

　　新的“两会”谈判实现的另一个较大突破是：在“两会”协商中，“官方授权、委托或默许，民间代理”的制度安排依然有效，但是双方的主管单位和部门的相关人员却不再隐身幕后。相应地，民间业者在谈判中不再承担一线作业的任务，而是直接由公权力部门的相关负责人进行事务性协商。这意味着，在两岸互信的基础上，双方的协商模式已经出现了重大变化。

　　“两会”制度性协商的恢复与突破说明，经过多年努力，两岸形成的制度创新的成果，在成功整合两岸关系方面产生了积极效果。制度创新的实现为两岸关系的长远良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制度创新与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

　　两岸关系制度创新的基本出发点是两岸的民生问题。两岸民众的福祉既应该是处理台海问题的出发点，又是根本归宿。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两岸问题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可以炒作的“议题”。

　　两岸关系制度创新必须以牢固的两岸互信为基础，而制度创新又会反哺和加强两岸互信，形成两岸关系良性发展的循环。长期以来，阻碍两岸交流扩大和两岸关系回暖的最重要因素就是两岸缺乏互信，特别是民进党当政八年来，不但不求改善两岸关系，反而将两岸的高度紧张视为凝聚支持者的工具，不断炒作两岸议题，谋求政治利益，导致两岸之间互信荡然无存。在这种情况下，两岸之间已经丧失了良性互动的基本环境。而自2005年以来，国共两党的交流与交往虽然几经风雨，但是互信已经建立起来，双方在两岸问题基本方向上的共识成为两岸进一步合作的良好开端。

　　搁置争议、共创双赢是民生议题优先之两岸关系制度创新之要义，两岸回归“九二共识”的共识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其实，搁置争议本来就是“九二共识”的基本内涵之一。1992年，“两会”在香港商谈中达成了“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是在两岸的事务性商谈中，不涉及一个中国政治涵义”的共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九二共识”是为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强调双方的政治分歧而出现的。胡锦涛总书记所提出的“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的十六字方针，就是基于对“九二共识”这一精髓的深刻理解。按照胡总书记的话说，“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是双方建立互信的根本基础。

　　两岸关系经历了几十年的艰苦曲折，已经迎来了实现和平发展、共创双赢互动模式的新契机。不过不同的是，在经历了民进党“台独”路线的冲撞之后，两岸民众、特别是台湾民众对台海和平发展总方向的认知更加清晰。无论是2005年的连战、宋楚瑜，还是今年岛内大选后的国民党主席吴伯雄，他们访问祖国大陆之所以能够成行，岛内民众的支持是关键性的因素。

　　当然，在两岸关系快速发展的时刻依然有杂音存在。民进党虽然丢失了政权，但是却没有从对抗的两岸关系模式中摆脱出来。但是在和平发展成为两岸关系主题的今天，要想把两岸关系再拉回到对立对抗的年代，显然是枉费心机。现在民进党所要考虑的，倒是在新形势下，如何顺应历史潮流，放弃对抗性思维模式，真正以民生为中心思想，走出“台独”意识形态的阴影，从“台独”迷梦中清醒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