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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文化是衍生于中原地区的汉民族文化,南徙入闽后形成在闽南地区得以发展的一种亚文化形态。闽南文化主体是中原文化兼容闽越土著文化和海洋文化,形成多元的具有鲜明特色的区域文化。闽南文化的形成,是漫长历史发展的结果。
闽南文化在中华文化
传承过程中的演进
闽南文化是一种移民文化。
从公元4世纪初的永嘉之乱开始,至12世纪的宋室南迁800年间经历了东西晋、南北朝、隋、唐和两宋,出现过西晋末年的衣冠南渡,唐代初期的陈元光入闽,唐末五代的王审之治闽和靖康之难的宋室南渡等几次大规模的移民高潮。不同朝代的中原移民,带来了不同时期发展中的中原文化,如年轮一般地沉积在包括闽南在内的福建文化之中。这从闽方言及其各个次方言与中原古语关系的追溯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自永嘉以后直至两宋,因北方战乱等原因而不断南徙入闽的中原汉族移民,在把闽越族及其文化融入其中的历史发展中,逐渐成为闽南社会的人口主体;同时,随同移民而来的中原汉族文化,也成为闽南社会建构的文化基础。中原移民从晋末到南宋长达8个世纪的持续性迁徙,赋予了闽南文化贮存和承传中原文化的历史丰富性。概而言之,闽南文化是渊源于汉晋,成熟于两宋,发展于明清,在近代社会的历史演变中,以中原文化为基础,涵化和发扬海洋人文精神,从而逐渐形成的中华区域性文化。
闽南文化的海洋性特征及其表现形态
重商务实的生计传统。
闽南地处东南沿海,有海上交通之便;而八山一水一分田的格局,又使大部地区地瘠民稠,除漳州平原外,多为丘陵山地。《厦门志》载:“闽南濒海诸郡,田多斥卤,地瘩民稠,不敷所食。”这一地理环境决定了闽南人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因地制宜,发展多元生计模式。或上山打石,或下海捕鱼,或从儒入仕,或贸易经商,不追求一律的农业模式。崇武人打石为生,德化人制瓷为业,晋江以陶出名,石狮“以商取胜”,每一种资源都得到了他们的精心开发。闽南地少且贫瘠,生存空间狭迫,民以海为田,赁海为市。宋末元初,泉州港成为中国第一大港,至明代泉州港淤塞,月港及安平、东石等小港继之。诸港的繁荣,既是闽南人民世代浮瀚海、通异域所致,也培养了他们的经商传统。以海为田,以舟为马,先是近海获渔盐之利,后飘洋过海,搞海外贸易,便成了闽南人的主要谋生手段。严酷的自然环境,移民的生存意识,孕育了闽南文化的务实精神,而崇尚工商的传统,正是闽南人的务实精神的外化。改革开放以来,闽南人的这一重商务实精神,得到了更大的发扬。他们不仅立足传统,更是推陈出新。如厦门发挥其山水秀美的岛屿城市优势,发展旅游业,定位为旅游港口城市;石狮则发挥其华侨多、信息灵的优势,发展服装业,成为全国闻名的服装城;漳州因地制宜种植花卉、瓜果,大力发展农业经济,并发展成为支柱产业等。这些均是闽南海洋文化传统重商务实精神的传承与创新。
冒险开拓的进取精神。
一方面,闽南沿海居民世代以海为生,但“走海行船无三分生命”,海上遭风暴、遇礁石,船毁人亡,葬身鱼腹是常有之事,遭遇海盗抢劫也不可避免。而为了生计他们又必须铤而走险,这样无形中成就了闽南人的冒险拼搏精神。另一方面,中原移民南入福建而抵闽南,除了政治原因的战争移民外,大多是以拓展生存空间为目的而从事土地垦殖的经济性移民。比起移出地,移入地的自然条件虽好但却是未经开发的蛮夷之地,这就迫使在恶劣环境中从事拓垦的移民,必须具有加倍坚韧、勇毅的勤俭拼搏精神才能立足。久而久之,环境改变了,而世代相承的这一精神却流传了下来。闽南人怀着“爱拼才会赢”的坚定信念,把封闭的边海变为开放的窗口,把闽南海洋文化中最值得弘扬的冒险开拓的拼搏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正因为福建人普遍具有某种冒险开拓的人文性格,所以到了现代,福建籍的华侨华人已经遍布世界各地,这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闽南人勇于离乡背井、开拓异邦的冒险进取精神和漂泊坚韧的苦难历程。
兼收并蓄的开放意识。
相对于民风较为淳朴守旧的中国北方和内地,闽南人更具开放和向外发展的意识。由于海事活动技术性强、风险大、覆盖范围广、接触面宽,这使它比内陆的农耕活动更有必要也更有条件接受外来的新事物。与此同时,闽南人也大量涌向世界各地经商。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西洋坚船利炮打开关门,洋人入住闽南更多,鼓浪屿就成了“万国公地”。经过长期的文化交流和融合,闽南人民把中原华夏文明和古闽越文明及外域文明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以中原华夏文明为主体,以儒学为核心而带有浓厚海洋性和地域特征的文化系统。而且这种双向贸易、双向移民的结果,不仅造就了闽南文化兼容性和开放性的特点,同时也成就了闽南人较强的适应性。林则徐成为近代中国“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严复成为近代中国最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与其闽籍出身都有内在联系。至于台湾六、七十年代之后的经济奇迹,福建八十年代开始的经济腾飞,也与其勇于、善于吸收外域文明的开放兼容心态有直接的关联。
历久不息的乡族观念。
闽南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北方移民,他们受离乡背井、颠沛流离之苦,和国内统治者、外国侵略者的双重侵害。汉晋以来北方士民不断移居福建并取得生存空间,在渡江南迁的过程中,在兵荒马乱的恶劣环境和交通困难的条件下,他们每每统率宗族乡里的子弟们,举族、举乡地移徙,从而加强了相互扶助,巩固了血缘关系。当他们到达新垦地之后便自然而然地采取了聚族或聚乡而居的形式,以应付新的环境,稳固自己已经占有的生存空间和拓展本家族、乡族的社会势力。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血缘家族的观念与关系促进了福建文明的开发和进步。离乡愁,民族恨,闽南人体会最为深刻。所以,闽南人历来爱国爱乡,涌现出许多反对外国侵略,维护祖国统一,为国为乡贡献毕生的英雄人物,如郑成功、施琅、陈化成、陈嘉庚等。改革开放后,闽南的华侨、当地企业家、甚至民众,投资家乡,集资办公益事业,献爱心支援灾区、贫困地区等事迹,更是如潮迭涌。
海洋性文化
对海西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
闽南人之所以能够掌握经济发展的动力,闽南文化的海洋性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闽南人在福建约有800万人,在台湾约有1700万人,在南洋约有1200万人,若再加上世界各地讲闽南语的人口约有200万人,统计全球将近有4000万的闽南人,这个数字还不包括潮州语系的人口。闽南人经济生命力之强大,充分表现在闽南侨乡所在的侨居地和台湾,更由于侨汇的因素,闽南人对侨乡经济繁荣的贡献也很大。闽南之漳、泉、厦金三角是福建省经济的主力地区,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本地区对于中国文化的复兴极为快速,更因侨资、台资的涌进,其经济发展也活力充沛,这是外来的海洋文化(蓝色文明)与中国黄土文化(黄色文明)相结合,为闽南经济发展注入新的生命力的充分体现。重商务实、开拓进取、兼容并蓄的闽南文化精神,对于新时期的企业经营,对于当前我们推进“海西”经济社会发展,对于两岸的统一都将进一步发挥积极的作用。
弘扬开拓进取精神,有利于促进海西经济社会的创新发展。
当今世界正经历一场全球性的科学技术革命,建设创新型福建是“海西”把握机遇,迎接挑战,提高区域竞争力的关键,我们可以继续发挥闽南海洋文化中的开拓进取精神,提升企业的创新意识及创新能力,实现“海西”企业的转型;并且大力引入海外商业人才、经验及先进技术,引导其提升“海西”传统产业,实现“海西”产业结构的升级,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创新、创业、创造”的精神和活力,迎难而上,突破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障碍,加快新型工业化发展步伐,推进可持续发展,着力构建竞争力强的产业支撑体系和更加合理的经济发展布局,使科技进步真正成为促进“海西”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的重要支撑。
发扬兼容并蓄的开放意识,有利于借助外力更好地建设“海西”经济社会。
闽南文化的开放性,尤其是阿拉伯人经商传统对泉州商人的影响,对闽南经济发展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在大力推进“海西”经济建设的今天,闽南人同样要以世界性的眼光,以兼容并蓄的博大胸怀,大力引进资金、技术和智力资源,巧借外力来发展和提高自己。闽南文化的开放性有利于构建海峡文化共同体,两岸人民可以在求同存异的原则下,在更多、更广的文化层面、文化氛围中开展对话,进行交流,将有助海峡两岸因文化背景、文化诉求的相同相近而走到一起,并在情感、心灵上达到默契、交融,促进海峡两岸的交流合作。
发挥侨乡区位优势,有利于整合国内外闽商力量。
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就在于她的“有容乃大”,而闽南文化在不断的磨合、扬弃和锤炼的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一些兼备南北、糅合各族的人文特征。闽南文化有侨乡区位优势,可以通过遍布全球的闽南人,向世界宣传福建的秀美风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介绍福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发展的成就、日趋完善的投资环境、建设“海西”的宏伟发展战略。闽商的经济实力、商业网络、人才资源、日益扩大的社会影响,都是“海西”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重要渠道。可以通过广大闽商,发挥与海外和省外联系广泛的优势,构建多渠道促进福建与各国、港澳台地区和省外的交流,从而建立友好关系,引进福建迫切需要的资本、技术、项目和人才,推动福建企业及产品在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赢得更多省外、境外和海外的资源、市场和其他支持。在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发展战略中,闽商大有可为,通过项目带动,扩张产业集群,参与城市建设,拓展服务领域,兴办社会公益事业,把自己的事业与家乡的发展更加紧密结合起来,从而推动“海西”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积极发挥海外闽南籍人士的作用,有利于促进海峡两岸的交流合作和祖国的统一。
闽台一衣带水,地缘近、血缘亲、文缘深、商缘广、法缘久,这是“海西”加快发展的独特优势。积极发挥岛内及海外闽南籍人士的作用,有利充分发挥“五缘”优势,特别是商缘的优势,推动密切的经贸联系、两岸直接“三通”、旅游双向对接、农业全面合作、文化深入交流和载体平台建设等的合作。闽南文化可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指引下,充分融合客家文化、妈祖文化等独特的吸引力,广泛开展闽台文化交流,寻求与台商的文化共鸣。 此外,我们还可以积极调动海外闽南人中以祖国的和平统一为己任的有识之士的积极性,由于他们与台湾同胞具有共同语言、共同文化、习俗以及长期居住海外的优势,他们对台湾有较深入的了解并在台湾建立众多朋友关系,通过他们跟台湾民众展开对话交流,深入掌握台湾的社情、民意,准确了解台湾政治形势发展,将有助于推动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及祖国和平统一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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