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　海峡两岸关系变迁的历史见证

王震亚

　　教育是立国之本，教育也是海峡两岸关系的重中之重。若从历史的长河里选取4个时间节点，正可见证两岸关系的重要变迁。

　　1895：曾经“亡国去史”的磨难

　　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以清廷的失败告终。第二年，日本殖民者侵台伊始，“台湾总督府学务部”就制定了《对于台湾教育方针》，将开设“国语(日本语)传习所”，“使台人迅速学习日本语”，“试验(考试)科目中开日本语文端绪(基础日语)”等，列为重要内容。此后，又在《台湾公学校规则》(1898)、《台湾教育令》(1919)等文件里加重日语教学的强制性。与之同步，把中文降为台湾各学校的选修科目或废止科目。

　　显然，殖民当局在教育方面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为日本政府的殖民政策服务的，带着强烈的“同化主义”色彩，包藏着企图改变台湾人民历史记忆、民族属性的野心。但是，长达50年的日本殖民统治，并不能割断两岸间的血肉联系，更无法消除深植于台湾民众心里的中国意识。

　　日据前期(1895—1920)，台湾的知识分子为了对抗殖民者的同化政策，大办私塾、书房以延续中国文化的命脉。据统计，1897年，全台的书房就有1127所。这些书房、学塾、蒙馆等，一般由东家或塾师设于自家宅院或庙宇祠堂等公共场所内，学生修习年限从一二年到十几年不等，老师教授的内容有识字、读书、作文、诗赋、伦理之类，所用教材多采用传统的《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四书》、《五经》、《纲鉴》、《左传》、《史记》、《声律启蒙》等书。书塾、蒙馆的教学内容与方法虽已不适合于现代社会，但在遭受日本殖民统治的当时，却起着保全中华固有文化、培育认同祖国的民族意识的作用。

　　对此，连横说得明白：“凡一民族之生存，必有其独立之文化，而语言、文字、艺术、风俗则文化之要素也；是故文化而在，则民族之精神不泯，且有发扬光大之日”。比如，当时富有民族意识的文化人广结诗社，积极创作，以扩大中国文学的影响。计有台中的“枥社”(1902)、台南的“南社”(1906)、台北的“瀛社”(1909)等。又如，赖和、吴浊流、钟理和等台湾新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都曾在少儿时期受到过塾师的教导，从而打下了牢固的汉语言文字运用的能力，进而成为台湾新文学史上极富民族意识的重要作家。台北人张我军，本已在厦门的银行工作，因深受五四新思潮的吸引，于1922年远赴北京求学，就读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设的升学补习班。1924年返回台湾后，即开始发表一系列提倡新文学、抨击旧文学的评论文章，带动了台湾新旧文学的论争。1926年，他再度北上，进入北京师范大学读书。在此期间，曾去鲁迅寓所拜访，鲁迅曾感慨：“正在困苦中的台湾的青年，却并不将中国的事情暂且放下。他们常希望中国革命的成功，赞助中国的改革，总想尽些力，于中国的现在和将来有所裨益，即使是自己还在做学生。”

　　1945：迎来“说国语、识汉字”的回归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台湾光复。在这举国同庆的时刻，许多台湾同胞尽管喜形于色，可在面对来自祖国大陆的亲友时，却无法用同一种语言沟通表达自己。因为经过50年强制推行日语教育，至1944年，在台湾的日语普及率已达到了71%。

　　于是，说国语、识汉字成为台湾光复之初最为急迫的事情之一。“一些旧日的私塾恢复了，一些战争期间教日本人中国话的通译，也被请来传授国语。也有一些人就在市场的屋檐墙角，挂一面小黑板，收一些学费，对四面拢来的人，教几句国语。学校中，本省的教师也是边学边教，都非常热心。国语书籍纷纷上市。”不过，这样的国语南腔北调，并不标准。

　　对于这样的情况，祖国的有关部门是有预见的，而且及时做了应对的准备。早在1944年5月，当时的教育部即派蒙藏教育司科长张兆焕、特约编审周钟侠及黄景文三人前往福建筹备海疆学校，其缘起与目标都十分明确：“盖自开罗会议决定以台湾归属中国后，基于该地制度环境之特殊，及其与祖国隔绝之久远，自不能不有相当机构以造就干部”，为抗战胜利后的台湾教育培养师资。至1947年1月，首届二年制学生4个班(含师范科学生和法商科学生各两个班)卒业，共计162人。其中，大部分人到台湾后主要是在教育界工作。当年7月，又有二年制学生99人毕业，也大都应聘到台湾就业。

　　当然，师资仍然紧缺，所以，当时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专门成立了“中等、国民学校教员甄选委员会”，并在福建、北平、上海、重庆等地设立了“台湾省征选教员临时办事处”，于1946年间，通过各种渠道与方式(社团、政府等)征聘志愿赴台服务的教师。由于福建与台湾语言相通，地域相近，习俗相同，故成为征聘教师的首选之地。据当年参与接管工作的谢真回忆：“从福建去的人中，中、小学教师为数颇多……他们的动机多比较单纯，只要有工作，不论是穷乡僻壤还是海岛都在所不辞。”以厦门大学为例，至1948年4月，在台湾工作的该校校友已达300余名，分布在基隆、台中、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花莲、台东及台北等地。他们中从事各行各业工作的都有，但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在教育界工作。

　　当时，有许多著名的教授、学者、作家也都踊跃奔赴台湾，并在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学院等高等院校里任教。比如许寿裳(曾任教北京大学)、梁实秋(曾任教中山大学)、黎烈文(曾任职商务印书馆)、李何林(现代文学史家)、丁西林(剧作家)、台静农(小说家)、李霁野(散文家)、雷石榆(诗人)、黄荣灿(木刻版画家)等。其中，尤以语言学家魏建功在推行说国语、识汉字方面贡献最大。他出任“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1946年4月至1948年10月)，组织编订《国音标准汇编》(由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于1946年5月30日公布)，作为推行标准国语的根据；受命创办《国语日报》(全文标注注音符号，创刊于1948年10月25日)，致力于国文的推广；发表一系列文章，如《“国语运动在台湾的意义”申解》、《国语运动纲领》、《国语的德行》、《怎样从台湾话学习国语》、《谈注音符号教学方法》等，指出：“推行国语的急务是树立国语标准”，而“国语是用北平话做标准的。”“台湾光复了以后，推行国语的唯一的意义是‘恢复台湾同胞应用祖国语言声音和组织的自由’！”此外，他还兼任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主持国语专修科，编选《大学国语文选》作为战后初期台湾大学所使用的语文教材。

　　这期间，两岸尤其是闽台教育界的紧密联系还体现在两岸学生的交流上。不少受过中等教育的福建学生前往台湾，进入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学院、台中农学院、台南工学院等院校学习。福建的大中专学校也曾组织师生赴台湾实习、参观、考察和讲学，藉以在教育上加强合作，增进了解，扩大交流。与此同时，不少台湾学生也通过各种途径跨越海峡，来到祖国大陆读书。比如1946年6月，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就曾在岛内通过公开招考、择取、训练等方式，将98名台籍学生分送到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医学院、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厦门大学等九所国立大学就读，专业涉及文科、法科、理科、工科、数科、医科等。

　　回归为海峡两岸恢复全面交流提供了可能，而交流也促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回归——发自内心的对祖国的认同。

　　2000：又遭“脱中入台”的逆流

　　2000年5月20日，陈水扁就任台湾领导人。坚持“台独”的民进党政权在矮化、丑化祖国大陆的同时，大搞“去中国化”。某帮闲文人急不可待，竟模仿日本明治时期“脱亚入欧”的口号，匆匆打出了“脱中入台”的旗号，鼓吹什么台湾“不必再有‘中国情结’……却应远走高飞”的谬论。这股逆流来势汹汹，尤其在台湾教育界。

　　同年8月，由台湾教育主管部门通令“国立”19所大学筹设“台湾文学系”和研究所——隐含其背后的用意是与中国文学分庭抗礼。甚至，还有一些大学更是荒唐地将中国文学系归为“外国文学”，将中国历史置于“外国史教学大纲”中。

　　2001年3月，台湾教育部门又规定，从该年9月新学年开始，中小学生必须在客家话、闽南话、原住民话中选修一种。在小学阶段侧重语言掌握，在1至6年级专设“乡土语言”课，即用台湾的地方方言教学，其最终目的是试图用所谓的“台湾话”取代“国语”。而在中学阶段，则偏重台湾历史文化教育，以《认识台湾》作为教学范本。问题是，《认识台湾》(1997)是套包藏祸心、且又十分荒唐的教材。它从16世纪葡萄牙人“发现台湾”起开始谈台湾历史，而把郑成功收复台湾说成是“夺取”，称清政府管辖台湾是“占领”；书中还否认台湾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竟然把历史上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关系说成是“国际性的关系”。

　　2002年8月，在各方意见并未统一的情况下，台湾行政部门强行核备了“中文译音使用原则”，正式确定将采行“通用拼音方案”，而此前的1999年7月，台湾“行政院教育改革推动小组”本已决定采用获得国际公认的汉语拼音系统了。民进党上台后，基于“台独”心态，才故意宣称采用汉语拼音就是认同中国、认同统一，于是另起炉灶，搞了一套所谓的“通用拼音”系统，以凸显台湾的“主权独立”地位。

　　2004年9月，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又宣布,2005年起国中基本学力测验社会科中的“台湾本土”命题至少要达到50%。台湾当局还宣称，2005年初等考试“本国史地”命题范围将仅限于“台澎金马”,不含中国大陆内容。至于陈水扁，更是在年底的岛内“立委”选战中扬言：“本国史就是台湾史，中国是外国，要先认识台湾史，再谈外国史”。在他的鼓动下,台湾教育部门公布新的高中历史课程纲要草案,打算以1945年为界,把“台湾史”与“中国史”一分为二,甚至叫嚣“孙中山是外国人”等。

　　对于污浊至如此不堪的“台独”逆流，海峡两岸所有正直的教育界人士当然不会听之任之。

　　台湾文化大学教授王仲孚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尖锐指出：“台湾史”作为地方史，本来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但新的历史课程纲要却硬将“台湾史”与“中国史”分开教授，并处处让人感觉二者是“两个不同国家的历史”。“当局这是企图通过切割历史，改变青少年的祖国认同，进而为其‘台独’和分裂图谋服务。”台湾大学教授陈昭瑛在她的论文集《台湾文学与本土化运动》一书的自序里明确写道：“中国文化就是台湾的本土文化，在追求本土化的过程中，台湾不仅不应抛弃中国文化，还应该好好加以维护并发扬，如果硬要切断台湾和中国文化的关系，那分割之处必是血肉模糊的。”台北中华技术学院助理教授杨若萍，针对“当今台湾社会的主流论述居然渐渐演变成‘本土化﹦去中国化=台独’，而且从政治圈延烧到学术圈，越来越多的年轻学子在这股潮流的裹挟下迷惘不知所从”的现实，挺身而出，写了一部专著——《台湾与大陆文学关系简史》，用台湾文学的历史真面目来批驳文教领域的“台独”谬论。

　　而在祖国大陆，早在2001年，就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赵遐秋、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曾庆瑞的专著《“文学台独”面面观》出版。2007年，又有赵遐秋主编的《“文学台独”批判》问世。该书收录了1996年到2006年海峡两岸文学工作者批驳“文学台独”谬论的90篇文章，约百余万字，反映了海峡两岸作家学者与“文学台独”进行斗争的概貌与成果。全书共分9辑，其中的第五、六辑就是专门抨击近年来台湾岛内语言与文学教育的“台独”倾向和台湾文学史构建中的“台独”史观。该书以大量翔实精确的史料，梳理“台独”的演变轨迹，挖掘 “台独”形成的原因及社会条件，进而揭示了他们闹“独立”、搞“两国论”的本质与危害。

　　毫无疑问，语言文字的功能绝不仅仅在于交流和书写。共同的语言文字有助于形成共同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历史记忆、民族情感，有助于形成共同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而学校教育对青少年世界观的形成亦有着根本性的影响。在两岸尚处于分离状态，尤其是中小学生对祖国大陆认识本来就极为有限的情况下，岛内分裂势力不遗余力地运用政治手段在教育领域灌输“台独意识”，势必将对岛内青少年的“国家认同”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当然，“台独”的图谋是不可能得逞的。因为，海峡两岸间的交流与合作是大势所趋。

　　2008：共创“交流合作”的美好愿景

　　2008年，海峡两岸关系出现了和平发展的新局面。值此历史性的时刻，回顾近些年来两岸间的关系，就会发现：不管其间发生过怎样的曲折，教育仍是两岸间交流最为活跃、成效最为显著的领域之一。

　　这种交流得益于祖国大陆不断推出新的政策。

　　早在1985年，祖国大陆就出台了“保证质量，一视同仁，适当照顾”的招收台湾学生进入祖国大陆高等院校就读的政策。1996年，国家教委等8部委联合发出《关于为在祖国大陆(内地)学习的台港澳学生提供方便条件等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台生在祖国大陆学习“应视为国民教育，享受国民待遇”，在交通、住宿和购买景点门票等方面享受与祖国大陆学生同等待遇，品学兼优的学生享受国家和学校发放的奖学金。2005年8月23日，4部委联合发出《关于调整祖国大陆普通高校和科研院所招收台湾地区学生收费标准及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对已录取到祖国大陆普通高校和科研院所学习的台湾地区本科生、专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执行与祖国大陆学生相同的收费标准”。2006年4月，祖国大陆正式认可台湾高等学校学历；2007年4月29日，在第三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上，教育部宣布：为进一步促进两岸教育合作与交流，欢迎台湾的高校来祖国大陆招生，同时将对祖国大陆学生赴台就读提供必要的协助。

　　这种交流体现在两岸教育界人士往来人数的剧增。

　　据有关方面统计，1985年至2000年祖国大陆高校招收的台湾本科学生为2895人，研究生864人；2001年至2004年，共招收台湾本科生2875人，博士、硕士研究生2766人。2006年，硕士生和博士生分别招收721名和523名，加上其他学生，一年已达2307名；同年，应邀来祖国大陆交流的台湾教育界人士也达到2300多人，包括大学生、研究生、教师、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还有30多位台湾学者接受祖国大陆高等学校的聘请，出任大学教授、客座教授和名誉教授。比如曾任淡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台湾南华大学、佛光大学校长的龚鹏程，自2004年起，已相继受聘为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教授。作为交流，仅以2006年为例，祖国大陆教育系统应邀赴台交流人员也有约6500人次，包括教师、学生、研究人员和行政人员。其中，学生达1000多人次。

　　有此为基础，在200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更迭之后，两岸间的关系又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9月16日，台湾通过教育提案，调整中文译音注音政策，舍弃通用拼音，改用汉语拼音；10月21日，公布放宽大陆学生赴台研修方案，大陆学生赴台学习期限由4个月延长为1年；11月10日，台湾教育部门负责人郑瑞城提出大陆学生赴台就读的“三限六不”原则(即：“限校”，采认数十所大陆一流大学学历；“限量”，约为一年一千人；“限领域”，不开放大陆生就读“国安”、医疗、药理治疗等专业领域。陆生来台考试不加分；不影响台湾学生就读权益，以外加名额招收陆生；“教育部”不编列陆生奖学金；不允许陆生校外打工；陆生不可考专业证照；毕业后，不可续留台湾就业和从事公职)。虽然，还是设定了若干门槛与限制，而且施行的步骤是审慎的渐进开放，但毕竟是朝着开放——这一正确的方向在走。

　　2009年4月8日，第十三届台交会“2009海峡两岸高等职业教育展览会”在厦门开幕。5月17日，在教育部倡议和直接支持下建立的海峡两岸职业教育交流合作中心揭牌暨交流合作中心网站开通。一个展会、一个网站，为海峡两岸高等职业教育的拓展提供了交流互动的平台。而据最新的统计，目前祖国大陆已有298所高校与台湾108所高校签署了相关合作协议。

　　20世纪50年代始，祖国大陆逐渐推广简体字，而在台湾仍然坚持使用繁体字，两岸在这个问题上一度互不相让。但是，在新的形势下，这种局面也有了改观的可能。2009年6月9日，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在台北会见北美侨界代表时建议：可采取“识正书简”的方式，而这一点，正与祖国大陆许多语言学家提出的“识繁写简”的主张不谋而合，即：认识正体字(即繁体字)，书写时用简体字。应当说，这是适应了两岸民众广泛交流的需要，也有利于中华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传承和在世界范围的进一步弘扬广大。

　　如果说教育曾经是海峡两岸关系变迁的历史见证，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教育还将见证海峡两岸的最终和平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