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建立互信此其时也

陈孔立

　　建立互信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逐步积累的过程。经验证明，“信心建立措施”就是有助于积累互信的一种有益的举措。

　　前些年台湾热衷于“信心互信措施”的讨论，祖国大陆反应十分冷淡，那时在陈水扁主政之下，极力推行“法理台独”，两岸怎么可能谈论“互信”的问题？

　　现在情况不同了，两岸开始步入和平发展的轨道。最近美国学者葛来仪指出，在两岸现有“九二共识”下，事实上已可以建构某种程度的“信心建立措施”(CBM)。又说：“有些人定义CBM非常狭隘，只有军方对军方，但我的定义比较宽，任何措施，有助于增加彼此互信都是。”笔者同意这个看法，并且认为两岸建构“信心互信措施”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已经存在，两岸共同着手推动这项工作，此其时也。

　　有可能也有必要

　　葛来仪指出：“两岸现今的‘九二共识’足够作为CBM的政治基础。”这句话完全正确。它说明过去没有这个政治基础，不可能建构“信心建立措施”，现在有了这个政治基础，建构两岸“信心建立措施”才具有可能性。

　　现在两岸都有和平发展的意愿，双方都有善意与诚意的表现。两岸之间的交流交往与良性互动、两岸“两会”的各项协议；国民党第十八次全代会期间国共两党中央的积极互动、国民党将“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再度列入政策纲领；台湾以“中华台北”名义参加APEC、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今年不提出“入联”提案；祖国大陆建设“海西经济区”、在南京军区以外演习，以及两岸官员直接商谈等等，都被海内外看成是两岸“信心建立措施”的具体表现。

　　因此，两岸实际上已经开始建构“信心建立措施”，但尚未进入有计划、有步骤的互动阶段。于是，在这个阶段中，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心的“意外”、“风险”与“不确定作为的做法”。在“达赖访台”、“热比娅风波”之后，大家都认为两岸之间对于危机处理还缺乏必要的相应的机制。台湾学者赵春山指出：“在双方从事危机处理的过程中，更凸显出两岸应急速协商‘信心建立措施’的必要性。”

　　外界的干扰始终是存在的，在台湾，反对党的干扰属于常态。国台办主任王毅提出要“不受干扰地把两岸关系不断推向前进”，笔者认为，建构两岸“信心建立措施”便是排除各种干扰、避免“不确定作为”的必要举措之一，可以尽快启动。

　　当前建构两岸“信心建立措施”，从积极方面来说，应当是增进了解，增进共识，增进互信，增强合作意愿，增强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信心；从另一方面来说，主要是降低风险，避免误判，减少“不确定作为的做法”，减少给对方造成麻烦，逐步消除敌意。

　　因此，凡是符合上述要求的任何措施都是可行的。这就是说，不要有太高的要求，不一定要签署什么正式的协议，非正式的、口头上的谅解、默契都可以，单方的、双方的、官方的、民间的、政治的、经济的或军事的都包括在内。关键是现在两岸应当可以通过协商，尽快启动有计划、有步骤的建构工作，已经提出或需要研究的有：

　　一、建构各种沟通平台。除了现有的以外，可以有更多的沟通平台，例如，两岸智库之间、军方之间的平台。

　　二、建立两岸热线。除了两党、两会之外，是否可能建立军事热线？目的是在涉及两岸的重大政治、军事行动之前，双方能够事先沟通，以免造成误判、伤害两岸关系。

　　三、两岸联合行动的尝试。例如，共同打击犯罪、军民联合海上救援等等。

　　四、建构两岸互动的游戏规则。例如，要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善意回应，互相合作，要为对方着想，要事先沟通等等。现在两岸已经从过去的“不合作博弈”转变为“合作博弈”，二者的区别在于合作博弈要有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而非合作博弈则没有这样的协议。

　　因此，两岸达成口头上的谅解，进而形成“商谈纪要”之类的文件，用以规范两岸的互动、促进“信心建立措施”的建构，也是必要的。

　　只要双方有意愿建构“信心建立措施”，具体的内容就会不断呈现，可以通过协商，分别难易程度与轻重缓急，妥善处理。

　　两个层次的“前提”

　　建构“信心建立措施”是否需要前提？

　　笔者认为，有两个层次的“前提”。第一个层次是以“九二共识”为前提，现在两岸已经做到的良性互动，都是在这个前提下达成的，将要做的、可能做到的，也只能是在这一前提下能做到的事。更高层次的前提，涉及两岸的政治难题，需要根据两岸关系的发展，逐步提出商讨与解决。只有明确了有两个层次的前提，才能务实地面对现阶段或初级阶段的“信心建立措施”。

　　与此相关的是，要先谈和平协议，还是先谈“信心建立措施”？

　　马英九主张：“信心建立措施不能早于两岸签和平协议”。葛来仪表示不以为然，主张“CBM应该先谈，谈到一定程度后，双方都有了安全感，再开始谈和平协议”。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对“信心建立措施”的要求不同而导致的，如果只是建立初级阶段的CBM，有什么理由不可以先谈呢？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事，为什么不可以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