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的迷途 西方的虚伪

[西班牙]　徐松华

　　2009年3月，是西藏推翻农奴制50周年，也是达赖叛逃印度成立“流亡政府”50周年，又是拉萨“3·14”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发生1周年。这段时间，达赖不甘寂寞，以宗教之名造谣撒谎，以自治之名行分裂之实，以人权之名欺世盗名，妄图挽回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3月12日，欧洲议会步美国后尘，在少数议员的鼓动下，罔顾事实通过了“为全体藏人获得真正自治的备忘录”，向中国提出无理要求，干涉中国内政，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我们海外华侨华人对此深表遗憾。

　　今年以来，达赖穿着宗教外衣，再次施展迷惑阵，大打“和平”、“非暴力”、“人权”的旗号，贩卖他的所谓“大藏区”和“高度自治”方案，时而伪装笑脸，时而悲情动人，四处窜访，散布谣言，丑化中国。

　　达赖何许人也？让我们从他的生平和言行中作出判断。

　　达赖1935年7月出生于青海省湟中县祁家川藏族农家，本名拉木登珠，1938年被认定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1940年经国民政府特殊批准，未经金瓶掣签程序即位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驻锡拉萨，成为藏传格鲁派活佛之一。1951年，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署了《十七条协议》，达赖公开表示拥护并执行。1954年，达赖一行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56年，达赖任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后不久，赴印度参加佛诞2500周年纪念活动后滞留3个月，在分裂势力的包围和国际反华势力的诱惑下，开始动摇和任人摆布。1957年以后，达赖与西藏上层分裂势力相呼应，抗拒进步，反对民主改革，参与武装叛乱。1959年3月10日，拉萨暴乱失败，17日，数万叛乱僧侣簇拥达赖，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护送下逃亡到印度。达赖在途中发表声明，全盘否定《十七条协议》，鼓吹“西藏独立”。1959年4、5月间，“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宣告成立，颁布所谓“宪法”，规定“大事由达赖任命”，“政府一切由达赖认可”。此后，达赖借着所谓“宗教领袖”的头衔，在世界各地以“和平使者”和“人权卫士”的形象出现，博取反共反华人士的支援，骗取对西藏神秘猎奇者的同情。

　　同情和支持达赖的人士很多出自无知和偏见，甚至对西藏的历史和现状一无所知，他们高喊“西藏人权”，却不知1959年之前的西藏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更不了解少数僧侣农奴主享福，绝大多数农奴受苦的历史事实。他们不知道西藏自然环境恶劣，高海拔、缺氧气、植被少、灾害多，高山峻岭阻隔，与外界交往困难。他们中的一些人把西藏的落后当作有趣好玩，猎奇传闻中的西藏就是“香格里拉”，就是“人间天堂”。

　　达赖经常宣称他只传教，不讲政治，说到西藏历史时，也会不厌其烦地宣称自己用宗教的立场来理解，反对别人把他与政治牵扯到一起。按照佛教对僧人的要求，他应该恪守戒律，潜心修法，行善积德，护国佑民。但是达赖没有这样，他以宗教做掩人耳目的幌子，实现政治诉求才是目的。从1960年以来，每年的3月10日达赖都要发表“声明”，其核心是“西藏独立”和变相的独立论调，煽动藏、汉民族仇恨，攻击中共的西藏政策，诋毁西藏的建设进步。

　　达赖提出的“西藏自治”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从他的“流亡政府”宣称的领土需求可见一斑：西藏自治区，以及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一部分，总面积为5省全部土地的四分之一，人口从西藏的280万加周边省400万。达赖打着“高度自治”的幌子，以达到所谓“大西藏”的目的，不是一目了然吗？

　　我们再看达赖对“藏青会”的态度，“藏青会”是“以武装暴力实现西藏独立为目的”的组织，1970年成立时，达赖亲自剪彩以示关怀。1989年，“藏青会”趁机在拉萨示威动乱，公开要求“西藏独立”。之后，“藏青会”骨干分子进入“流亡政府”上层占据90%，在海外建立了58个分会。达赖把“藏青会”的“彻底独立”作为自己提出“高度自治”的依托，去年3月14日导演了破坏北京奥运会的拉萨打砸抢烧暴力事件，从而再一次撕破了“和平使者”的假面具。

　　一个昔日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总代表，摇身一变转而大肆奢谈“西藏人权”，谎称“西藏人民没有人权”，甚至还获得了西方人士赏赐的“人权斗士”封号，这本身就是一桩怪事。在西藏废除农奴制50年后的今天，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提高，欧洲议会无视西藏进步发展的事实，还搞什么“自治备忘录”，又是一桩怪事。

　　还是用德国《我们的时代》周刊文章《这并不关系到人权》中的一段作为结尾：“这些人在他们统治期间肆意践踏西藏人民的尊严和人权，今天却装出一副人权的维护者的面孔来，他们希望借助西方反华势力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只不过在今天的现实情况下，他们不能大声喊出来。因此，只得试图通过要求‘高度自治’来维护西藏的‘宗教和民族’。”

　　(作者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西班牙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