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漫漫其修远 吾将上下而求索

英国　单声

　　反对分裂、维护国家统一，是各国政府最基本的治国方针，也是一个国家安定和发展最重要的保证。年幼时的经历让我感受到，国家四分五裂、连年战乱，不但会使国遭外辱，而且导致民不聊生。为了台海两岸统一的愿望早日实现，我和海内外中华儿女一道上下求索，路遥遥不畏其远。

一

　　我出生在上海，目睹了上海沦为万国租界和抗战期间的沦陷区的情景，也经历过1945年的光复和1949年的最终解放。幼小的心灵较早接受了历史沧桑的洗礼，而从小受到的家训也根植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意识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义。

　　父亲的言传身教对我影响很大。他曾经留学日本政法大学，1909年毕业回国，中法科举人；民国时期曾担任地方法官、大理院推事、大学教授、地方审判庭长。他一生刚正不阿、清廉自守、抑强扶弱，是“上海十大名律师”之一。他酷爱读书，喜欢京戏，热爱中华文化，总是给我们讲述《资治通鉴》、《二十四史》中的故事。日军侵占上海之后，汪精卫等效忠日军，父亲坚持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气节，挂官而去。母亲把我送到当时上海最好的学校——南洋模范中学并住校，便于老师严加看管。在家庭的熏陶和老师的教导下，爱国情怀逐渐在我心中生根萌芽。

　　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约了几个朋友去南京游玩，顺便拜访母亲老家的亲友。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抑制不住兴奋和冲动，和表弟爬山时从山上摔了下来……三个月的住院疗伤，让我的学业几近荒废，在同学们纷纷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北大攻读理工科的时候，我只能选择去震旦大学读法律。这个选择给我青年时代的生活带来了许多周折，却引领我走上了一条与同学们不同的报国之路。

1951年，我到巴黎求学，专修国际法。学成后本该为祖国做些事，但因为当时国内运动不断，加之为家庭、生计等奔波，直到1977年才安定下来。在事业和生活稳定之后，我决心为祖国统一大业奉献全力。

二

　　1997年香港回归，我荣幸地受到中英两国政府邀请，出席香港回归盛典及特区政府成立仪式。我亲眼见证了香港回归祖国这一伟大历史时刻，当国歌奏响、五星红旗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升起的一刹那，我的泪水流了下来。我想，澳门回归指日可待，但是台湾呢？我在心中默默立誓要竭尽全力促进台海两岸统一。

　　1999年我接到台湾前“立法院院长”梁肃戎先生发来的邀请信，邀我参加在香港举行的“推动两岸和平统一”研讨会。我抱着好奇的心情前去参加了会议，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出席会议的还有台湾的梁肃戎、许历农、郭俊次、梁大夫等，来自匈牙利的张曼新，来自美国的黄企之、程君复，来自日本的陈福坡等。特别是台湾代表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言辞激越、心情急迫，对统一决心很大。当时受台湾代表情绪的感染，我的脑子里蹦出了一个念头：要是在海外成立组织、汇集华侨华人的力量，支持台湾同胞的统一诉求，推动两岸最终统一，岂不更有力度?会议期间，我与张曼新、陈福坡交换了意见，达成共识，决定在各自的居住国组建统促会。

　　2000年2月，全英华人华侨中国统一促进会(简称英国统促会)成立，全英202个社团代表齐聚伦敦华埠，公推我为总会长，后又确定了9位分区会长。这是欧洲较早成立的统促会之一。从此，我们以统促会为载体,把全英华侨华人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台独”分裂、促进两岸统一。我们在英国开展工作的同时，还经常奔赴世界各地，参加其他统促会组织的活动，与志同道合的同胞共同探讨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

　　2000年8月，在柏林召开了第一次“全球华侨华人推动中国和平统一大会”，共有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名华侨华人代表参加。最感人的是台湾民间代表张沛江、乐可铭穿着用鲜血写着“反‘台独’、促统一”的衣服，《星岛日报》当日以《台湾民间代表“血洒”会场》为题报了头条新闻。这两位代表甘愿以血明志促进两岸统一，这令我十分感动。

　　2000年3月，陈水扁当选为台湾地区领导人。针对民进党的“台独”纲领，英国统促会宣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我们加强与中国统促会的联系。同年9月，我在北京出席了“中国和平统一”座谈会，并有幸参加了国庆活动。2002年7月，我们邀请中国统促会会长万国权率团访英，交流工作，探讨问题。我们积极参加其他统促会组织的活动，包括2001年7月在东京召开的全球华侨华人推动中国和平统一大会和2002年在悉尼召开的全球华侨华人反“独”促统大会。

三

　　我是学国际法专业的，“以法制‘独’”的想法由来已久。很多国家在处理类似问题上的经验教训，也使我受到不少启发。

　　在悉尼反“独”促统大会上，我首次提出“以法制‘独’”的观点。我援引上世纪70年代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独立事件”与“直布罗陀公投”两个事例。当时搞得如火如荼的加纳利独立运动，因其首领古培罗被佛朗哥独裁政权实行人身制裁而烟消云散，古培罗从此改邪归正，而加岛至今仍属于西班牙。相反，对于直布罗陀“公投决定归属”问题，西班牙政府大意了，认为当地90%以上是西班牙人，公投不会改变其归属。不料，公投结果却因当地民众90%以上愿意归属英国，以至使直布罗陀至今无法回归西班牙。鉴于上述事例，我呼吁把台湾问题纳入法制范畴，用立法遏制“台独”，才会更有效、更有力。

　　2002年，中国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访英。借全英华侨华人代表聚会之际，我发动全英侨领签名支持“无限扩张法权，对台立法”的建议，76位侨领当场纷纷签名。2003年4月，在泰国曼谷举行的全球华侨华人推动中国和平统一大会上，我又倡议将法权扩张到台湾，建议必须对台湾问题立法。后来在莫斯科、悉尼等地召开的全球反“独”促统大会上，我每次都呼吁扩张法权、对台立法。

　　2004年7月，在北京参加第七次全国归侨侨眷代表大会时，我再次呼吁及时出台“统一法”。倡议书得到了世界各国107位侨领及海外顾问的签名支持，签名册由我与澳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邱维廉一同面呈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兆国和中国侨联主席林兆枢。

四

　　2004年5月9日，温家宝总理利用访英间隙召开座谈会。座谈会安排非常紧凑，半小时内将有十余人发言，也就是说，每个人最多有两分钟发言时间。

　　座谈会开始后，温总理作了简短发言，并问是否有人认识英国一位刘姓老华侨及郑斌教授。我看没人回应，便答道：“刘先生已经回香港；至于郑斌教授，我不但认识，而且他是我在母校伦敦大学求学时的博士生导师，是世界闻名的太空学权威。”温总理看我满头白发，推想我的老师年纪必定更长，便问：“他还在吗？”我回答，“他还在，而且已届90高龄。”温总理说：“那请你代我转达对他的问候！”

　　座谈会接近尾声时，主持人提议让老华侨讲讲，话筒递到了我的手中。我想，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一起座谈的机会难得！何不趁此机会向温总理汇报“以法遏制‘台独’”的想法呢？于是，我说：“两岸问题越来越严峻，‘两国论’、‘一边一国’论怎么应付？在打不得、急不得、等不得的情况下，又要用和平的方式求统一，我们怎样争取化被动为主动？既然全世界有160多个国家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中国对台湾就拥有绝对主权，有主权就有法权。中国全国人大可以对台湾问题立法，比如制定‘国家统一法’、‘对台关系法’、‘基本法’或者‘反分裂国家法’，从理论上讲对台湾都生效，台湾都必须尊重和遵从。立法之后，也就从法理上排除了外来干涉。台湾问题是1949年内战遗留下来的问题，是内政。《国际公法》及国际社会一致认同主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国家不得干涉他国内政，立法是从法理上遏制‘台独’的关键之举。立法遏‘独’刻不容缓。我已年逾七十，仍在东奔西走反‘独’促统，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亲眼得见两岸统一”。

　　温总理频频点头。他说：“非常好!非常重要！我一定郑重考虑你的建议！”没想到，两天后，在中央电视台四频道上就看到了国台办发言人宣布，国家正在考虑制定“国家统一法”。

　　同年年底，我又被邀请去北京参加吴邦国委员长主持的研讨会。与会的有台港澳和海外代表10余人，还有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在会上我率先阐述自己的观点：“我认为，要统一必先遏制‘台独’，遏制‘台独’就必须立法，故立法刻不容缓……”我为这次的报告作了认真准备，其他代表大多数表示赞成立法，也有人质疑立法的效果和影响。

　　令人兴奋的是，2005年3月14日，中国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高票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当时，我作为全国政协会议的列席代表，见证了这个历史时刻，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期盼已久的《反分裂国家法》出台了，而且其中还包含了我和海外华侨华人的心血和努力。我感到十分欣慰，这是我一生中最开心最快乐的时刻。

　　《反分裂国家法》用法律诠释了“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这不是一部对付台湾人民的法律，更不是一部战争的法律，而是专为对付“台独”分子、遏制“台独”行径的法律，是一部排除外来势力非法干涉中国内政的法律。“台独”分子想制造分裂，走向“法理独立”，甚至用“入联公投”来暗渡陈仓。事实上，“入联”不用公投，公投也不能“入联”。《反分裂国家法》第八条写得很清楚，一旦在台湾境内发生重大事变，或使台湾与大陆永远无法统一时，国家可采取非和平方式或其他必要措施来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200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顽固执行“台独”路线的民进党落败下台。台海形势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两岸关系出现了和平发展的势头。但我们清楚地看到，民进党的支持者仍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必须时刻警惕和遏制其继续坚持“台独”纲领、搞“台独”分裂活动。反“独”促统仍然任重道远，仍需常抓不懈。

　　古人云：“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为了中国，为了民族，为了同胞，我们必须继续前行，永不停步！

(作者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全英华人华侨中国统一促进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