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M型社会的应对之道

　　早在2005年，日本学者大前研一曾经出书警示“M”型社会即将到来，在台湾引起巨大回响。时至今日，一语成谶。贫富差距扩大与城乡发展落差已成为当前台湾面临的重大难题。

　　M型社会成形，

　　贫富差距快速恶化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台湾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到90年代，中产阶级已上升为台湾社会的主体，在整个台湾社会结构中占到33.6%的比重，超过半数的台湾民众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并对个人现况的认识、对向上流动的社会机制充满信心。可以说，这一阶段的台湾社会基本实现了“均富”，社会经济结构呈“中间高，两边低”的倒“U”型。然而，2000年之后，代表社会富裕与安定的台湾中产阶级日益萎缩。伴随资源的重新分配，中产阶级逐渐失去竞争力，一部分甚至开始向下沉沦为中下层阶级，而富者在全球化大趋势下，却能运用原有优势更加迅速的积累财富。低收入户迅速增加，而豪宅豪车市场却热浪滚滚，总销售金额和购买数量都大幅增长，台北房价更是创下十年新高，每坪(约3.3平方米)价格动辄超过百万元。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越来越多，中间的中产阶级却越来越少，中间层的缺口不断扩大，台湾社会结构面临着从倒“U”型向“M”型加速转变的危机。

　　据台湾有关部门统计，若把全台湾546.98万个综合所得申报户分为20等分，2008年位于金字塔最顶端的5%的平均所得为450.66万元新台币，位于最底层的5%的平均所得只有6.89万元，两者相差高达65.46倍，该项差距在过去几年中呈现出快速扩大的趋势。

　　另据台湾统计部门的家庭收支调查，2009 年台湾每户家庭可支配所得平均数为88.76万元新台币，较2008 年的91.37万元减少了2.85%。若以2006 年的基期价格计算，则2009年每户家庭可支配所得平均数更是较2008 年减少了3.32%。

　　进一步看，若根据家庭可支配收入五等分位倍数计算，2001年以来台湾所得分配差距倍数均在6倍以上，越趋不均的发展趋势更为明显。2009年最高20%家庭可支配所得平均数179万元，为最低20%家庭28.2万元的6.34倍，较1997年的6.05倍增加了0.29倍，为历史次高，仅次于1990年的6.39倍。若不考虑参政移转效果，2009年五等分位所得差距倍数更高达8.219倍，创出历史新高。从基尼系数来看，2009年达0.345，亦是近几年来的次高记录，已逐步逼近国际公认的0.40收入分配警戒水平。

　　城乡高度落差，

　　南北发展失衡

　　长期以来，台湾当局奉行“重北轻南”的发展策略，经济发展重心向北台湾倾斜明显，而南台湾则在政策、财政、公共资源、人才等经济发展的投入方面难以获得与北台湾相同待遇。

　　不平衡的发展策略，使台北市捷运路网完整，下水道、高架桥、道路、公园等整体公共建设充足到位，但一出大台北地区，到了中南部之后，地方基础建设却呈现严重落差。中南部部分农业县市基础设施建设十分欠缺，有些地区甚至到现在连基本生活所需的自来水都还未通，而必须自行抽取地下水，十足是“一个台湾，两个世界”的真实写照。

　　公共资源丰富、财政倾斜明显、人才优势集中、经济快速发展，是北台湾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模式。经济的集聚效应无疑会产生更大的经济发展优势，对全台湾、乃至世界优秀人才资源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纷纷涌入北台湾都会区寻找发展机会，人口大量由南向北移居，造成台湾北部人口密集、充满生机，而南部人口日益减少，老人和儿童居多且失业率高，高学历人口比例偏低的南北间的强烈反差。事实上，南部的发展劣势，不但进一步限制了年轻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又反过来限制了其经济改善的机会和社会阶级的流动，形成了贫穷与低教育的恶性循环。城乡落差的问题，形成台湾贫富差距恶化的一大结构性因素。

　　在居民收入方面，南北差距亦不容忽视。北台湾，特别是台北市，家庭可支配所得、储蓄金额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其中台北市已经形成全台湾最具消费能力的经济圈。以2004至2008年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平均值为例，台北市高达125.6万元新台币，而被形容为台湾缩影的台北县仅为台北市的四分之三；云林、嘉义两个夹在台湾西部走廊中的穷县，更只有台北市的一半。台北经济圈经济发展的巨大优势，吸引了其他地区人口的不断移入，即使面临人口过度稠密、难以直接迁入台北市的困境，外来人口仍愿意先栖身于外围的新北市、桃园县，再寻找进入台北市的机会。辐射周边的外溢效应使得新北市、桃园县市乃至新竹县市，共同形成北台湾的庞大经济圈。然而与此同时，人口稠密也带来这一经济圈中拥挤的环境、居高不下的房价、紊乱的交通、过度竞争的教育与就业等一系列经济与社会困境，使台湾百姓的民生痛苦指数近年来居高不下。

　　缩小贫富差距的因应对策

　　事实上，贫富差距扩大已成为当前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重大难题，如果不能很好解决，则很有可能带来接踵而至的严重社会问题进而引发社会动荡。对于处于世界经济重要一环的台湾来说，如何缩小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找到行之有效的因应对策，同样事关重大。值得欣慰的是，自从台湾社会民众对贫富差距扩大问题表示关切与抱怨开始，台湾当局立即做出反应。马英九提出以“社会公平正义”为主轴的政策承诺，行政部门亦立即组成项目小组，召集各相关部门加紧研拟因应措施，一系列政策措施开始纷纷进入研讨制定阶段，并有望陆续上路。如何缩小贫富差距、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必须对症下药，方能寻获良方。

　　首先，台湾当局必须大力提升就业和薪资，降低失业率。根据以往经验，每逢经济不景气，台湾弱势家庭所遭受到的伤害最深。若景气迅速恢复，就业市场快速回温，进而带动薪资成长，民众会觉得生活状况好转，对于贫富差距的观感就会有所不同。因此，必须促进经济和产业投资，尤其是对失业率偏高地区的地方性投资，同时改变产业结构，创造就业机会，提高民众所得，扩大内需市场，缩小贫者与富者受教育的机会与资源。目前，台湾有关部门推出了“产业有家、家有产业”的产业发展政策，无疑可以成为一种积极尝试。此外，应当协调各地方政府大力配合，吸引和推动企业到失业率偏高、薪资偏低的地区尤其是台湾中南部投资，提高中南部的经济活力，扩大就业，让中南部民众可以共同享受到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益处。同时，必须把握和珍惜当前两岸经济合作的良机，尤其是后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时期台湾经济发展的“黄金期”，在农业、石化产业、机械工业、纺织工业、通讯、光电、精密机械和金融业等多项产业中与祖国大陆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提升台湾整体经济活力，为台湾百姓带来更多发展机会，创造福祉。

　　其次，应完善税赋制度设计。在利益集团的政治压力下，台湾资本利得税迟迟未开征，遗产税近年来又大幅下降，带来租税结构的失衡，中产阶级成为税负的主要承担者，台湾财政负担亦更趋恶化。在所得失衡、财富失衡及租税失衡的交错失衡下，台湾已然呈现的是社会上层处在“杯觥交错”的美丽世界，而社会底层却是处于“嗷嗷待哺”的生存困境。在社会舆论压力下，台湾行政部门在三月初表示会推动俗称“奢侈税”的《特种货物及劳务税条例草案》的租税改革。该项法案将针对不动产交易、特别销售税率不等及劳务等三种行为额外课征营业税，其实质是对不动产投机销售行为课征10%到15%的“惩罚性”特别税，藉此打破长期以来由投机客、建商与房屋中介业者三方形成的房价哄抬炒作的“利益共生”结构，以抑制不合理的房价。此外，对高价货物部分，价值300万元新台币以上的汽车、游艇、飞机、直升机、超轻型载具以及价值50万元以上的龟壳、玳瑁、珊瑚、象牙、毛皮及其产制品、家具，或价值50万元以上的高尔夫会员证等奢侈型消费，均要课征10%的税额。若该项立法顺利通过，最快7月1日施行，相信能够为迈向公平的税制改革奠立基础，消弭社会对立阶层的不安。

　　第三，应该扩大社会福利范围，推动所得补贴相关政策。目前全台湾被认定为“低收入户家庭”者共有10.79万余户，每月可获得基本生活保障，但近年来没有达到低收入户标准却需要帮助的“近贫家庭”却越来越多，台湾当局却没有做出适当统计和扶助。因此，台湾当局应该在财政允许的前提下，增加社会福利预算的比例，继续推动《工作家庭所得保障方案》，一方面鼓励民众就业，另一方面提供低收入民众的实质现金补贴。此外，应加强就业服务措施，对于有工作能力及工作意愿的低收入户民众，透过税收减免等诱因，鼓励企业为低收入户民众提供工作机会，并结合当地的社会福利团体，给予低收入户民众更多的经济安全保障，通过社会力量弥补现行社会救助法规的局限，共同建立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制度性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