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的传统性与国民党改革的困境

　　2009年重新担任国民党主席的马英九，提出了党内六大改革目标，即端正选风、强化基层组织、积极培育人才、尽速处理党产、加强与在野党对话沟通、推动两岸交流等内容。这六项改革内容重在党务革新和政治文化革新，直指党务改革的要害。然而，从改革的目标、方式和后果看，改革者虽然愿望良好，但是改革措施没有很好结合台湾固有政治结构下政治社会化的实际，理想化色彩过重，与个体政治参与过程中政治认知、情感表达和评价标准存在明显脱节，带来不小的负面影响。

　　国民党改革的目标和方式

　　应该说，马英九主导下国民党改革的目标无可厚非，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设计方案改变国民党传统的政治动员方式，实现国民党由传统向现代的彻底转型，由以党领政时代依据传统宗法结构形成的“老大党”、“家族党”转变为选举工具式的“美式”政党，希望从领导体制、组织结构、中央地方关系、行政文化、思维习惯、动员模式、基层干部、资源配置等方面做结构性的调整。马英九公开主张把国民党变成一部“选举机器”，想象在选举活动中，依靠政党的理念、公共政策和施政能力获得选票，而不是运用传统家族体制下地方派系的运作参与和权力交易的方式进行政治动员。用金溥聪的话说，党要演变为骨架完整的雨伞，用的时候打开，不用的时候就收起来。这个任务型的政党不应该再成为政治投机者的乐园，党工更不能成为依附于国民党肌体的寄生物。出于强烈的改革决心和责任感，在改革的方式上，马英九一度对积弊甚深的国民党采取“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休克疗法，以实现其“大破大立”的改革理想。然而，这当中明显存在制度改革设计与政治文化大环境的落差。

　　首先，马英九试图斩断政治生活中的家庭族群利益关节。从党内改造观察，长期以来，政商关系垄断地方资源，国民党利用地方势力获取选举利益，累而成为严重的“黑金政治”。马英九改革设想在选举过程中杜绝对地方家族亲缘组织的依赖，清除钱权交易和官商勾结的社会基础。所以严禁贿选，以“排黑条款”强力限制涉黑金的国民党党员参选公职，清查不良政商关系的结合。再从处理政党关系上看，马英九试图改变狭隘族群意识。传统社会依据出身来判别政治地位，而文明社会的重要特征是族群融合和政治资源共享。马英九提出“坚持公平正义原则，不为一党一派的利益”的价值诉求，意图摆脱政党以省籍族群意识为号召的恶斗，终结以权谋利益为指向的社会对立和撕裂，实现公平竞争。所以，在举凡民生政策宣示、两岸主张、人事任免安排上，马英九往往顶住党内质疑，有意向“绿营”折衷倾斜。

　　其次，施行党内组织人事大换血。马式改革的另一重要内容是以“强化基层组织”之名大幅调整中央和地方的人事布局，整肃在传统人际关系上形成的基层政治生态。一方面，全面快速汰换地方党部主委，架空国民党原有的组织人事体系，仅于金溥聪到任的头三个月就调换8名地方党部主委。第18次党代会中常委补选风波是马英九接任党主席以来形势最为严峻的一场党内风波，马英九也有意借此整顿党纪党风，除严查贿选外，还积极动员中常委辞职，以趁机全面补选，足见马英九端正选风、改革党内组织人事的决心。另一方面，以理念号召的方式在旧有体系外再立一套组织，以义务党工为主体搞组织建设和选举动员，积极培育理念清新纯正的青年人才，精简人事。

　　第三，坚决切割党产毒瘤包袱。党营事业是国民党内政商酬庸、私欲泛滥、争权夺利等传统负面政治文化泛滥的根源之一。处理党产问题，国民党历来纠结于“爱之深痛之切”的矛盾之中，马英九再次担任党主席后，宣示“党产归零”，2009年底，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党营事业最终处理方案”，彻底清理党产。

　　国民党改革的阻碍和后果

　　政治文化作为政治体系的“软件”部分，政治制度结构安排应与之相匹配。马英九曾坦言，国民党改造工程之复杂，不下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言辞之中，颇有无奈之叹。事实表明，国民党改革遭遇阻碍，甚至直接对国民党继续执政造成威胁。

　　一是打击地方派系致基层实力削弱。长期以来台湾基层地方派系把持地方政权，形成了派系共治、利益均沾、相互制衡的态势，一方面，马英九主导下的改革以强制力拒绝派系参与选举活动，必搅乱地方的利益分配，导致地方势力的强烈反弹；另一方面，在传统家族势力和准血缘宗亲关系管控的社会中，国民党中央又无法越过或者代替地方派系对基层民众进行有效的政治动员，地方势力的出走将导致国民党选票的流失。更为严峻的是，在国民党基层失势的同时，民进党在基层的力量大幅成长，基层逐渐“绿化”。仅“五都”选举中，民进党就抢占了国民党相当数量的基层地盘，而以为稳坐钓鱼台的台中市长胡志强也差点落马。所以，在平衡选票的压力下，马英九不得不向既有的派系政治作表面妥协，打击地方派系的象征意义大于现实意义。不过，大大小小的地方派系作为利益输入和输出的枢纽，根本无法接受国民党停止利益输送转换的“表面整合”和“派系共治”，改革过程中造成了中央与地方的裂隙更难消除。

　　二是精简人事致组织体系出现空洞。长期党国体制下，国民党党员不仅与党组织形成了固定的利益链结，而且养成了以党为家、家国一体的心理依赖，党组织在老党工的思维中已成为传统宗法体制下“大家族”的翻版。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负担沉重给党机器的高效运转造成重重阻碍，目前，国民党人才培养已出现明显断层，原因主要在于不少年轻人对于国民党政党文化中老朽的等级观念、钳制个性、集权专断的作风颇为不满，已不能适应市民社会要求个性解放的需要。但是要在有着传统宗法观念和集体主义观念的社会中轻易瓦解长期存在的群居依附关系和等级关系并非易事。改革人事，马英九也因此背上了所谓“六亲不认”、“不食人间烟火”、“忘恩负义”这些以传统价值观为标准罗织的罪名。“矫枉”不必“过正”，若党的组织动员只靠义工和政策宣示，恐怕亦脱离了目前中华文化对于从政的价值选择。改革导致旧的人事组织体制趋向解体，而新的组织体制尚未形成，国民党的组织体系将出现空洞。

　　三是清理党产过速致财务危机。国民党自“党国体制”一路走来，曾被人指责党库通国库。正是背负了这样一个历史包袱，国民党在党产问题上进退维谷。马英九改革，以自清自省的思维主动将党产归零，从民主法制的角度讲，确有值得肯定之处。然而，政党竞争的现实表明，过速处理党产无异于自废武功。台湾政治以“选票”说话，在默认“官本位”的社会现实情况下，终结党产究竟能赚取多少民意，应当审慎评估。钱权交易、官商勾结的社会现实很大程度上源于传统政治文化“官本位”的价值取向，因为理想与现实的错位导致政治动员能力降低，改革命运堪忧。

　　当前，台湾尚处于传统与现代两种政治文化冲突融合的转型期，以西方人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标准为参照构建政治体制有悖于台湾政治社会化的实际。台湾的政治土壤是否适合这种选举机器形态的政党？牺牲选举利益改造台湾的政治文化是否可行？在经历了一段急风骤雨式的改革和相应调整后，未来国民党改革的前景应追踪台湾政治文化现实变化，与其发展阶段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