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伟大功绩 明鉴统一大义

—— 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一百年前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中华民族、炎黄子孙永世不忘，永远纪念。

　　纪念辛亥革命百年，重在以史镜鉴现实，照亮未来。周恩来生前曾说：“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历史，就会成为一个愚昧的民族。而一个愚昧的民族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同样，一个忘记了历史的愚昧的民族，也不可能推动和平发展，促进和平统一，更不可能振兴中华。关键在于纪念辛亥革命百年，既要从其前的历史去体悟，也要从其后的历史去正确解读。

　　古国夜尽，东方黎明。

　　正确解读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和启示，首先要看比前期前人开拓了什么？贡献了什么？

　　数千年文明古国，苦难中闪耀辉煌，辉煌中凝聚苦难。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被英国打开之后，遭受西方列强侵略欺凌，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辉煌难再，苦难深重。一切关切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志士仁人，都在仰天长问：漫漫黑夜何时尽？

　　谁能、怎能驱散黑夜?“洋务运动”能吗？“维新运动”能吗？都不能！“洋务运动”发起者是中国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当时是颇为了不起的进步。很不幸,不得要领，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去触动固有政治体制,而以封建伦理纲常和传统文化为本，以学习西方科学和技术为用。很快被残酷现实碰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泱泱大国败在岛国日本手上,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部分先进知识分子深入反思：为什么搞洋务、买兵器、练海军这么多年了，还经不起日本人一击？由此省悟，应该弃旧图新，在保存君主制度前提下改革政治，于是出现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或维新派，推动近代中国出现了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其根本弱点和致命要害是，只要改良,不要革命。戊戌事变失败，证明了此路不通。中国依然长夜漫漫。

　　重大历史关头，孙中山先生出现了。他高明在于,明确省悟到唯有革命才能救中国，且以西方为师而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高度清醒意识到“一种道理在外国是适当的,在中国未必适当”。杜绝盲目照搬套用，形成适合当时中国国情的“三民主义”。道路找对了，学说确立了。经过多次尝试和失败，1911年农历3月29日广州起义失败后，十月十日武昌起义成功。

　　这场震惊世界的伟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反帝反封建为明确目标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仅推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而且从根本上彻底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的民主、进步打开了大门，为中国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辟了光明大道。

　　挺立富强，东方崛起。

　　黎明后的中国，虽有短暂晨曦，并非旭日照临，仍旧阴霾满天，风雨如磐。帝制复辟，军阀割据，四分五裂，民不聊生。1920年孙中山在《要造成真中华民国》中痛心疾首，“现在的中华民国，只有一块假招牌，以后应再有一番大革命，才能够做成一个真中华民国”。从“三民主义”推进到“新三民主义”，就是他谋求新一番大革命的指导思想。

　　辛亥革命给中国带来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思想大解放。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1919年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奠定了“新三民主义”的现实基础。1920年，在《致海外国民党同志书》中，孙中山专门向全党发出号召：“自北京大学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

　　孙中山辛亥革命前在西式民主之外广泛研究其他新学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1896年旅居伦敦已知马克思。后来称赞《资本论》“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系统之学理”。他自诩为社会主义者。专程前往比利时布鲁塞尔第二国际书记处要求接纳他为党成员。他说明自己的中国社会主义目标和纲领，预言“中国从中世纪的生产方式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工人不必受资本家剥削”。辛亥革命后，1912年孙中山在辞去临时大总统的临别演讲中特别阐述：西方国家“国内贫富悬殊仍极为明显，所以革命的思潮常激动着这些国家的国民。如果不进行社会革命，则大多数人仍然得不到生活的快乐和幸福。现在所谓幸福只是少数几个资本家才能享受”。这是他把“新三民主义”延伸到社会主义的思想渊源。他特别把民生主义阐释为社会主义。在《民生主义》第二讲直言：“这个目标，就是要全国人民都可以得到安乐，都不致于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就是要共产。”“这个民有、民治、民享，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治，利益是人民多所共享。”“人民对于国家什么事都可以共，才是真正达到民生主义的目的，这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新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并非全然同一，但确有所接轨。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兴起，也趋向与孙中山“新三民主义”逐渐接轨。孙中山推行“新三民主义”最重要的步骤就是国民党一大召开。李大钊等中共领导人参与国民党一大。李立三、毛泽东两位中共新锐最引起孙中山和国民党元老注意。孙中山亲自批准毛泽东为章程审查委员。不幸孙中山来不及继续推进,过早逝世。人们对他叮咛的“革命尚未成功”往往不求甚解。 1924年8月，他在《农民大联合》一段话堪称最好注释:“革命党为民族、民权两个主义,奋斗了十三年；民生主义，十三年来总没有理过。说到结果，民族主义只有一半成功,民权主义到今日还觉失败；因为民权、民族两个主义还没有成功，民生主义更没有工夫去做”。他没有完成的,国民党内极右势力以至继任的国民党专权者、统治者,不但没有完成反而倒退。由国共分裂演变到国内战争。政府腐败、民不聊生使得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大败退居台湾。吸取失败教训，才在台湾进行某些民生建设，取得一定成就。民权方面也有所改进和实施。但离孙中山遗愿甚远。

　　中共方面，毛泽东等都把新民族主义革命视为“新三民主义”的延续和发展，真正是孙中山要“造成一个真中华民国”的一场大革命。《新民主主义论》把社会主义革命分为两个阶段，“新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吻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艰难的探索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找到符合中国实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上吸取了“新三民主义”符合国情的因素。总体来说，新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实际上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括实现了“新三民主义”的大部分。民生建设成就更超过孙中山的构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真正延续和发展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完成并超越了孙中山的遗愿。

　　统一振兴，东方圆梦。

　　“复兴中华、统一中国”，是孙中山的思想核心，以统一中国、振兴中华达到“大同世界”，先求中国大同，继求世界大同，堪称他的壮丽东方之梦。这正是他与狭隘国家主义和脱离现实的世界主义划清了界线。

　　辛亥革命后，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他第一个喊出这个响亮口号，郑重强调“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国家一天不统一，就不能说革命成功。”

　　既有现状的针对，更有学说的渊源。针对辛亥革命以来的分裂、割据和混战的现状，而强调统一的重要性。从学说角度来看，与他有关民族主义的深层意义攸关。1924年在《三民主义》中阐述：“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他说，这个说法，在中国适当，在外国便不适当。因为中国自秦汉而后，都是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民族就是国族。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宣言中指明“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中华民族就是中国的国族。中国的一族一国、一国一族，与外国的一族多国或一国多族全然不同。近代没有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处在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有亡国灭种之忧。他始终把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与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紧密相连，作为至高无上的使命。国家统一是其民族主义一个重要纲领。

　　海峡两岸由中国内战延伸造成的隔海分离局面，使得中国尚未完全统一。“未统”与“不统”，是全然不同的概念，也是截然相反的理念。“不统”，自设樊笼，拒统抗统。“未统”，创造条件，求统促统。

　　中国实现了完全统一，中华民族实现了空前团结，振兴中华的东方之梦方能实现。

　　(作者为全美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联合会秘书长、美华友好促统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