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独”—一股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浊流(上)

—— 写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

　　“浅浅的海峡，国之大殇，乡之深愁。”温家宝总理多年前的一席话，道出了每个中华儿女内心的伤痛。由于种种复杂的因素，两岸迄今尚未统一，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祖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并未改变。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全球华人以各种方式瞻仰先贤风采，追寻伟人足迹，以期稽古振今，共兴中华。“振兴中华、统一中国”是中山先生思想的核心，是两岸共同的精神遗产。伟人未了之遗愿，未竟之事业，是历史赐予我们的机遇，更是赋予我们的责任。

　　站在时代的坐标上，回望六十余载两岸分离史，“台独”如一股暗流，变幻多端，为统一作梗，乃民族之患。当前，两岸各界交流正处在新的起点上，进入可以大有作为的关键时期。求和平、求安定、求发展，已成为岛内的主流民意。“台独”论述变得更迂回、更隐蔽、更具欺骗性，它时而伪装成台湾未来的代言人，时而又抛出“台湾的尊严”蛊惑人心。事实上，“台独”自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打上了国际势力干预的烙印；“台独”理论改头换面，也辩不过历史的真相；“台独”运动挣扎多年，带给台湾人民的不是安居乐业，而是迷乱担忧。试问，如此的台湾，有何尊严？如此的“台独”，居心何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迷幻的泡沫终会被戳穿。倒行逆施的“台独”分子，在举国怀古之际，面对历史真相与时代呼唤，面对先烈感召和中华之魂，能否平心作答——你究竟是为了谁的尊严？

　　“台独”之开端：

　　支离破碎的牵线木偶

　　1945年10月25日，台北市公会堂(后改名中山堂)举行的庆祝台湾光复大会上，锣鼓齐鸣、旌旗蔽天。被日本侵占了50年又156天的台湾省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中华民族在甲午战争中遭受的历史耻辱一朝得雪，半个世纪的台湾殖民史宣告终结。然而，在台湾同胞庆贺回归祖国之心正炽之时，一股“台独”思潮却在美日的策动下滋生。国际势力的干涉，直接导致了台湾在回到祖国怀抱仅仅几年之后，就又陷入与祖国大陆分离的状态。自此，“台独”运动犹如支离破碎的牵线木偶，随着岛内政治局势的动荡而开始了一场扭曲变形的狂歌乱舞。

　　“台独”从发端之日起，就受到了美国的公开或暗中支持。美国出于其霸权战略的考虑，对台湾觊觎之心由来已久。早在19世纪中叶，美国军方就强调台湾的战略价值。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海军主张扶持和培养“自主分子接管台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于“以独制蒋”、“以蒋制共”、“以共制苏”、“以苏制日”等多层战略意图，美国精心炮制了“台湾地位未定论”，从而获得动用军事力量进入台湾海峡干涉的“正当”理由，直接造成了“台湾问题”的产生。美日公然忽略《开罗宣言》对台湾主权已归还中国的确认，单方面缔结《旧金山合约》为海外“台独”运动和岛内“自决独立运动”产生提供了“法理”依据。上世纪50年代中期起，美国明目张胆地策划“划峡而治”，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但遭到两岸中国人的一致抵制。中美建交后，美国又以“与台湾关系法”维持与台湾的“实质关系”，延续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分离状态，助长了日后“台独”分子的嚣张气焰。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美国把中国视为威胁其超级大国地位的唯一敌人，加大打“台湾牌”力度，鼓吹“人权高于主权”、“中国主权观过时”等论调，并违反《八一七公报》精神提高对台军售质量，不断提升与台湾的“实质关系”。

　　日本的殖民统治为“台独”滋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日本侵占台湾后，推行“去中国化”运动和“皇民化”教育，培养“大日本臣民”意识，在台湾社会埋下了“日本式台独”的祸根。台湾光复之时，日本驻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即策动一些日军中的军国主义分子和台湾的汉奸分子,在台湾建立起“台独”组织；同时，驻台日本右翼军人在台北草山召开紧急会议(即“草山会议”)，策划“台湾独立事宜”，发动“台湾独立”事件, 翻开了“台独”活动史上的第一页。日本国内一直有一股以日本自民党内的亲台派为核心的势力，不仅兜售“台独”理念，还为“台独”活动提供各种支持。日本追随美国立场，炮制了“台湾归属未定论”，对其在台湾问题上的含混立场，作了种种辩解。1947年7月，“台独”分子廖文毅提出“应准台湾脱离中国，而暂时由联合国托管”，并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于1951年在东京正式成立“台湾民主独立党”，公开树起“台独”旗帜，分裂中国。正是在日本的大力支持和庇护下，大大小小的“台独”分子以日本为“大本营”，进行了20多年的“台湾独立运动”，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才销声匿迹。日本政界也总是企图效法美国与台湾的关系模式，一方面同台湾当局明来暗往，勾勾搭搭；另一方面又包庇、怂恿“台独”，为日本殖民主义招魂，致使“台独”分子以日本为大本营，活跃了20多年，至今仍是部分“台独”组织的根据地。

　　一些别有用心的“台独”势力将“台独”的“始祖”混同于1895年台湾同胞成立抗日救亡临时政府“台湾民主国”的爱国壮举。“台湾民主国”的本质是不甘当亡国奴的台湾同胞，为了保家卫国，奋起反抗日军侵略，迫于形势成立的临时政府，虽只生存了148天，却无不确认“台湾是‘大清之地’”。台湾同胞所进行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反割台斗争，体现的是台湾同胞爱国爱乡的高尚品格，是中国人民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统一的优良传统，怎能与妄图分裂中国主权的“台独”活动相提并论。这种有意的联系和歪曲，不仅没有让“台独”势力感到汗颜，反而成为他们混淆国际视听，骗取台胞支持，为中国人民反“独”促统大业制造障碍的把戏。然而，历史不容歪曲，所谓台湾同胞早就有“台独意识”，所谓“台独”活动是历史的延续、传承，都是经不起辩驳的假象，终将成为笑柄。

　　“台独”之蔓延：

　　错综复杂的社会土壤

　　两岸的长期分离隔绝与台湾的屈辱历史，以及由此异化出的“台湾意识”，其负面作用被膨胀利用，成为“台独”产生与发展早期演变的社会历史根源和心理因素。国民党当局专制独裁统治及反共拒和政策，是“台独”产生与早期发展演变的重要政治因素。

　　台湾人民除原住少数民族各系同胞以外，绝大多数是在清代从福建、广东等地移居来的。他们在台湾不仅遭受残酷的封建压迫，而且还惨遭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纵观台湾的近代史，其所受外国侵略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长、罹难之惨，在中国的其他各省、自治区中是找不到先例的。自16世纪下半叶后的400多年里，台湾前后有16次遭到日、美、英、法、荷、西班牙诸国的霸占和侵略，其中两次沦为外国殖民地：第一次从1624年至1662年沦为荷兰殖民地达38年；第二次自1895年至1945年沦为日本殖民地50年。近百年来两岸间曲折的分分合合、历史造成的恩怨与隔阂，使台湾社会形成某种“悲情意识”或特殊的“台湾意识”。在两岸完全隔绝和对立的情况下，这种“台湾意识”又很容易被“台独”分子所利用。

　　国民党在台湾长期实行封闭式的高压统治，是“台独”产生与发展的内在根据。国民党政权本质上是官僚资本联合民间大资本所形成的大资产阶级专政体制，具有十分浓厚的封建性和独裁性。国民党在台湾不仅完全垄断了岛内的政治资源，窒息了新生民主力量的成长，而且长期以来实行戒严法，全面剥夺了台湾人民的基本权利，进一步激化了一系列固有的矛盾。民众中日益强烈的民主、革新要求趋于情绪化，统治集团与人民的矛盾扭曲为省籍矛盾，民众对体制改革的期待被激化成反体制斗争的追求和支持，人为扩大了“台独”滋生的土壤。同时国民党当局在“反台独”的名义下制造了大批冤案，将一批意在追求民主运动的新生代政治人物推向了“台独”营垒。目前，“台独”及其外围组织，乃至民进党中的核心人物，基本上是从中坜事件、高雄事件乃至更早些时候的“二二八”事件中冲杀出来的一些骨干分子。因此，民进党人蔡仁坚曾说，“有一种‘台独’是基于国民党刻意的压迫与不民主激压的反弹性”。

　　除此之外，海峡两岸长期隔绝，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严重对立，为“台独”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条件和可能。对立和隔绝使海峡两岸在意识形态、生活方式、风俗文化、价值观念、传统意识、道德标准等各方面都出现阶段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淡化了人们对“祖国”的观念。加上台湾当局多年反共宣传及祖国大陆某些政策上的失误反馈给台湾民众的恐共心理，使岛内逐渐滋生了一种封闭型、区域型的思想体系——“台湾命运共同体意识”，企图在中国之外独立寻求所谓台湾的前途。这种心态在台湾长期前途不明、“没有着落”的情况下，经外力的作用和政治野心分子的煽动，转趋为对台湾“独立”的追求。同时，长期的隔绝与对立，使两岸政治、经济利益的分割趋于固定。在台湾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批不同的利益集团及社会阶层，在台湾现存体制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利益，任何可能导致破坏岛内经济、政治和社会秩序现状的构想，都将受到这些利益集团的反对，这种维持现状的愿望极易成为“台独”的社会基础。

　　“台独”之理论：

　　不攻自破的天方夜谭

　　几十年来，由于国际大背景的不断变化，海峡两岸的关系及各自在国际上地位的演化，“台独”理论也随之变换着各种形式。继较早出现的“台湾民族论”、“台湾托管论”之后，又发展出“台湾住民自决论”、“台湾地位未定论”、“中国主权观念过时论”等形形色色披着理论外衣的奇谈怪论。这些“理论”，由于打着说理的幌子，企图从历史、民族、法律等方面，来为“台独”分裂活动提供理论依据，所以决不可轻视这些奇谈怪论的虚伪性、欺骗性和煽动性。

　　“台湾地位未定论”是“台独”分子的首要“理论依据”。“台湾地位未定”，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之初，美国政府为将台湾纳入它的势力范围，使之成为它远东战略的一环，公然背弃《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无中生有地编造出来的说法。该说法强指台湾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后，就变成了一块无主的土地。由于没有任何条约明言日本已将台湾归还中国，所以要重新确定这块土地的归属，其发端乃是杜鲁门在1950年6月27日的声明：“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联合国考虑。”这就是美国的所谓“台湾中立化”政策和“台湾地位未定”的由来。“台独”分子企图利用此理论将台湾问题国际化，行使所谓“自决权”，达到选择台湾前途自由的最大化。其荒谬性在于，“旧金山对日合约”是片面、非法的，不具法律约束力，《开罗宣言》和《波兹坦公告》是公认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国际法文件。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取代国民党政府成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尽管国民党偏隅台湾，但中国对于台湾的主权并未发生任何变化。即使在海峡两岸对峙之际，台湾国民党当局也一直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中日、中美关系恢复正常后，在中日、中美之间不再存在台湾主权归属问题。事实上，在当今国际社会中，尽管还有极少数国家与所谓“中华民国”保持外交关系，但没有任何国家对中国拥有台湾的主权提出怀疑，这表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原则的国际正义力量是无比强大的。“台湾地位未定论”自然就无任何意义，更谈不上有什么法律依据了。

　　“台湾民族论”是较早出现的“台独”理论之一。其基本内涵是否定台湾人与祖国大陆人同属中华民族、同源同种的观念，而提出目前在台湾生活的人是与祖国大陆上的民众毫不相关的另一族群，即“台湾民族”。 对“台湾民族”的提出和解释有两派人，一派是以廖文毅为首的部分接受了日本皇民化教育，将殖民统治视为理想社会，崇尚殖民文化，不惜出卖台湾人民利益的“台独”分子，宣传台湾人是在几百年来特殊的历史经历中，同印尼人、马来人、荷兰人、日本人、台湾少数民族混血杂交后形成的独特血统的种族，不仅在血统上有别于祖国大陆的汉人，而且在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现实政治、经济生活上都不与祖国大陆相同。另一派是写了《台湾人四百年史》的史明，认为在两岸隔绝的地理条件下，四百年的历史发展，已经使台湾超越了跟中国相同的血脉、文化联系，发展成一个单独、唯一的“台湾民族”，把郑氏、清朝、国民党说成与荷兰、日本一样，都是“外来的殖民统治”，大肆宣扬“出头天”思想。“台独”分子企图以此为早期海外“台独”活动建立“民族国家”提供理论上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其荒谬性体现在，根本上歪曲了历史，也抹杀了现实，因而无法为台湾人接受，所有为其辩解的文章都显得牵强而少说服力。近年来，海峡两岸开放交流，各种文化活动日趋频繁，人们在交往的过程中，更深刻地认识到台湾文化源自中华文化，而这种认同感是绝不可能在日本文化及西方文化中找到的，这也充分证明了两岸人民原是骨肉相连的同胞。

　　“住民自决论” 是“台独”分子企图通过和平的手段，“正大光明地搞‘台独’”而炮制的一种理论。早期主要是以所谓台湾法律地位未定论为依据，肢解国际法中有关自决权的一些规定，并肆意歪曲关于民族自决权的系统论述。这些理论依据遭到人们唾弃之后，又出现了另一种“理论”即所谓的命运共同体，有的叫生命共同体，强调“主权在民”的原则，强调台湾的前途必须由台湾2300万人民来决定。其荒谬性在于，台湾根本不具备搞“公民投票”来决定台湾前途的条件。考察战后国际关系史，可以看出来，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变更等方面所进行的公民投票自决活动是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和原则的。它只适用于殖民地、托管地、非自治地区，以及那些被其他民族国家兼并，原本就是独立的民族和国家。公民投票还有一个重要原则，地方性的公民投票只能适用于决定地方事务，不能够决定国家的统合与分割。涉及主权的公投活动，必须受到主权国的认可。“台独”分子居然将这样一个神圣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张冠李戴，歪曲篡改，企图用“公投自决”的方式行使民族自决权，打着“民主”旗号从事分裂国家的活动，是对民族自决的亵渎和滥用，是缘木求鱼，彻头彻尾的妄想。

　　“中国主权过时论”源自曾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李洁明提出的“中国强加于台湾的主权观念已经过时”，实质就是要否定并取消主权，直接目的就是要为某些国家推行强权政治，维护符合其利益的不合理的国际秩序服务。其荒谬性体现在，国家主权是国际法赖以存在的基础，国际法本身就是各国主权意志协调的产物，不能凌驾于国家主权之上。当代世界的区域一体化进程并非对国家主权的简单否定。那些认为西方国家应该不理会国家主权原则，使用武力手段推行西方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和人权标准的观点，则是一种新型的世界帝国论和世界霸权论。这类主张在几百年前西方殖民主义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时都无法成为现实，何况今天。它们仅仅是西方国家某些人的一厢情愿而已。21世纪的世界政治必然会有重大发展和变化。这种发展变化将深深影响国家主权的存在形式和实现途径，但不会改变世界由主权国家构成这个基本事实。国家主权原则仍将是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最高原则，还要各国人民理直气壮地继续坚持与捍卫。(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