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和平解放是中华民族统一大业的辉煌篇章

—— 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答记者问

　　在“十七条协议”签订、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前夕，应《中国西藏》杂志的请求，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接受了《中国西藏》杂志记者的专访。

　　

　　和平解放使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成为永远不可能

　　记者：今年5月23日，是《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60周年。您如何评价这一历史事件？

　　朱维群：西藏的和平解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华民族百余年来争取国家统一的斗争史上的一件大事。

　　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刚刚结束，毛主席就提出要解决西藏问题。1949年初，他在西柏坡会见斯大林特使米高扬时说，“西藏问题也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也不能过于鲁莽。”这年底，毛主席在出访苏联途中做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指示。1950年10月，人民解放军发起昌都战役，粉碎了西藏少数反动上层企图凭借金沙江天险和外国势力支持抗拒西藏解放的梦想，迫使以十四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派出和谈代表赴京谈判。经过近一个月艰苦的谈判，签订了著名的“十七条协议”，西藏获得和平解放。这说明，解决西藏问题，在我们党高层领导心目中，是建立新中国宏伟蓝图中的大事。以和平方式解放也好，以非和平方式解放也好，西藏终究要解放，否则我们共产党人就不能算是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历史也证明了当时党中央、毛主席果断决策的正确性，如果进军西藏再晚一些，我们面临的困难可能会大得多。

　　和平解放西藏，我认为，其意义首先是粉碎了帝国主义和西藏少数反动上层想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图谋，实现了祖国大陆的完全解放和统一。大家都知道，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从元代开始，中央政府对西藏实行了直接的有效的行政管辖。进入近代以后，西方帝国主义势力觊觎西藏，1888年和1904年英帝国主义先后两次武力侵略西藏，后一次还占领了拉萨。但他们同时也发现，西藏地方和民众服从中国中央政府的权威，他们仅靠武力不可能把西藏从中国搞出去，由此转而在西藏少数上层中培植亲英势力，由这些人来搞“独立”。在英帝国主义入侵前，在整个藏族的语言文字里，根本没有“独立”这个概念，它完全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强行灌入的。当人民解放战争即将胜利时，美、英帝国主义及西藏少数反动上层感到，他们可能丧失最后的机会，因此策划了“驱汉事件”等一系列分裂主义事件，想把“西藏独立”弄成某种“现实”，端到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但昌都战役的胜利，“十七条协议”的签订，人民解放军和平进驻西藏，彻底打破了他们的幻想。西藏的和平解放，是中国人民百余年来为国家统一和民族尊严而流血牺牲的结果，它使得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成为永远不可能。

　　西藏和平解放的另一层意义在于，它为8年后西藏实行民主改革，从封建农奴制度进入到现代的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前提条件。“十七条协议”照顾到西藏的实际情况，特意订立：“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和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这两条，中央是做到了的。但是，西藏上层的少数人想的不是晚一点改，而是永远不改，并因此发动了武装叛乱。这也就使西藏的民主改革提前到来。如果没有西藏和平解放的序幕，也就没有后来波澜壮阔的民主改革这一幕；如果不是和平解放，我们共产党、人民军队进入到西藏，西藏被奴役被压迫的民众也就不可能对党的政策有更多了解，从而产生要求改革的强烈愿望。从和平解放到民主改革这8年，客观上为民主改革创造了各方面条件，包括思想基础、群众基础、干部基础，乃至军事斗争的基础。而民主改革的胜利，意味着要想在西藏恢复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搞历史的倒退，也成为永远的不可能。

　　现在，达赖集团和他背后的西方敌对势力，看着中国的统一，看着包括藏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的发展繁荣，心里不痛快。如果他们不赞成我的判断，不妨再试一试，反正他们也不是没试过。我相信，他们的下场不会比当年企图以武力抗拒和平解放和发动武装叛乱来得体面一点。

　　

　　达赖喇嘛玷污了自己一生中的闪光点

　　记者：十四世达赖喇嘛从赞成、拥护“十七条协议”到撕毁“协议”，跑到国外从事分裂活动，您作何评价？

　　朱维群：“十七条协议”签订的时候，达赖喇嘛“亲政”没多久，才16岁。在当时的大势之下，在西藏上层爱国力量，其中包括阿沛·阿旺晋美、十世班禅等推动下，他特派全权代表赴京与中央人民政府谈判。协议签订后，他代表西藏地方政府公开声明完全接受“十七条协议”，致电毛主席表示“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他做出了他一生中为数不多的正确的历史性选择，这也是他一生当中最闪亮的一页。

　　在达赖喇嘛的安排问题上，中央给予了他最优厚的待遇。1954年，中央安排他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多次接见他，与他谈心，在这次会上，他还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即使是他1959年叛逃国外，中央还给他留着颜面，称他是被人劫持跑的，并把他的副委员长头衔一直保留到1964年。

　　可惜的是，恰恰是达赖自己，把这闪光一页玷污了。1959年，西藏上层少数分裂分子发动武装叛乱，达赖跟着这些人跑到国外。还在逃亡路途上，他就宣布撕毁“十七条协议”，从此要搞“西藏独立”。这一搞，就是半个多世纪。

　　对于中央的善意，达赖完全心知肚明，但他却选择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并越陷越深。终于，到了1964年，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关于撤消达赖职务的决定》，指出：“达赖在其1959年发动叛国的反革命武装叛乱、逃亡国外后，组织流亡伪政府，公布伪宪法……这一切证明他早已自绝于祖国和人民。”这个政治定性，至今仍有完全的效力。1995年，中央针对达赖几十年来的分裂破坏活动，给他戴上“四顶帽子”：“图谋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的总头子，国际反华势力的忠实工具，在西藏制造社会动乱的总根源，阻挠藏传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碍。”此后，达赖不断用其言行证明，这“四顶帽子”戴在他头上严丝合缝。我个人对达赖背离他曾经为国家做过的好事、决意戴着“四顶帽子”老去、感到遗憾。

　　

　　“中间道路”的本质仍然是“西藏独立”

　　记者：您对达赖的“中间道路”及其在与中央代表接触商谈中的立场作何评价？

　　朱维群：上世纪八十年代，达赖提出“非暴力”、“中间道路”这一套。所谓“非暴力”，不是他不想搞暴力，而是因为名声太臭，也因为实在搞不下去了。且不说上世纪整个60年代他一直在对我们边境实行武装袭扰，制造流血事件，破坏西藏稳定；即使在他宣称搞“中间道路”后，还制造了1989年的“拉萨事件”、2008年“拉萨3·14事件”那样的一系列暴力恐怖事件，豢养了像“藏青会”这样公开主张“西藏独立”和暴力恐怖活动的分裂主义组织。

　　即便如此，中央仍然希望他迷途知返，给予出路，谁叫他是过去国民政府认定的达赖喇嘛呢？中央的政策早已经妇孺皆知：只要达赖喇嘛真正放弃“西藏独立”的立场，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我们就可以就其个人前途问题进行接触商谈。于是，这就有了改革开放初期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2002年至今这两个阶段的接触商谈。2002年后的十次接谈，我基本都参加了。

　　对于接触商谈，我们有两个基本点。第一，对方的身份只能是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他的那个“流亡政府”，不管由谁当什么“首席噶伦”，都只是一个背叛祖国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没有任何合法性，没有任何同中央的代表“对话”的资格。这个“流亡政府”所能做的唯一有意义的事，就是自我解散。达赖的接谈代表当着我们的面从来不敢说自己代表“流亡政府”，而一出境却经常以“流亡政府”代表自居，哄骗世人，这种做法很不体面，是对接谈的蓄意破坏。第二，接谈的内容只能是达赖喇嘛，顶多再加上他身边一小部分人的个人前途问题，也就是说，是达赖喇嘛如何彻底放弃其分裂主义主张和行为，争取中央和全国人民谅解，以解决其余生怎么办的问题。我们根本不会与之讨论什么“西藏问题”、什么“大藏区高度自治”问题。为了使达赖喇嘛进一步了解中央的态度，认识自己的错误，我们可以听取其解释，但目的仅仅在于检验他有没有放弃分裂主张而向中央的要求靠拢。2008年的第9次接谈中，达赖的私人代表交给我们一个“全体藏人高度自治备忘录”，当场就被我们顶回去了。至今达赖集团还装模作样地说“等待中央答复”，我劝他们不要再自欺欺人了。

　　可是自2002年恢复后一阶段接谈后，达赖再次辜负了中央的希望，制造了包括2008年拉萨3·14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破坏北京奥运火炬的传递、煽动西方国家抵制北京奥运会等等，企图利用北京奥运会迫使我们让步，当然他除了再次遭到惨败，不可能有别的结果。2008年第9次接谈后，达赖的接谈代表眼看达不到目标，当场宣布，不再和中央谈了，这已是他们继1993年那次后第二次宣布不再接谈。当然，诚如我们所料，这并不妨碍他们发现势头不对，几个月后就再次请求中央接谈。最近，中东不太安稳，达赖本人及“藏青会”等兴高采烈，好像机会又来了。他们这些人，永远不会对形势做出正确判断，因而也就永远不会采取正确步骤，也就注定不断地倒霉、难堪。

　　关于接谈，我们的立场还可以多说一点，就是我们绝不允许外国人插手。所有有关西藏事务，都是中国的内政，没有外国人置喙余地。达赖集团一直企图把外国人拉入接谈，也有少数西方人自告奋勇，想加入进来充当“第三者”。我劝他们自爱，放尊重一点。

　　现在有舆论关心达赖伪政府换届后，中央方面对接谈将是什么态度。我明确地说，以上基本点是不会改变的。当然，如果达赖公开倡言“西藏独立”、“武装暴动”，那就另当别论了。

　　

　　全国支援西藏，西藏也支持全国

　　记者：中央先后召开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说明了什么？

　　朱维群：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就一个省级地域的发展先后召开五次专门的工作会议，据我所知，西藏是唯一的。为什么？

　　第一，西藏属高寒地区，自然环境特别艰苦，经济社会建设面临特殊的自然条件制约；第二，历史上，西藏长期处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社会发育程度严重滞后于内地；第三，达赖集团在西方反华势力支持下，几十年间不断在境外从事分裂主义活动，企图破坏西藏的稳定，遏制西藏的发展，威胁我们国家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第四，西藏有着漫长的边境线，是我国同南亚次大陆国家的接壤地带，西藏实现稳定和发展，更有利于我们和南亚次大陆各国建立友好、合作、互利的关系，有利于形成对我们有利的国际周边环境。这些决定了西藏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中，处在一个很特殊的位置，不但中央重视，全国人民也都清楚，所以才有中央关心西藏，全国支援西藏这样一个大政策。

　　我们认为，西藏300万人民在得到全国人民的关爱和帮助的同时，也在支持着全国。且不说自古以来，西藏各族人民在高寒缺氧、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的雪域高原上，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国家守卫了1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平解放60年来，更保持了如此广大地区的发展和持续稳定，日益成为国家重要的安全屏障、生态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高原特色农产品基地，以及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和世界旅游目的地。西藏各族干部和群众在高原艰苦环境下表现出的崇高爱国主义情怀和艰苦奋斗精神，数十年来对全国人民都是一种鼓舞、一种精神财富。这些都是西藏对全国的支持。

　　

　　西藏文化与内地文化水乳交融

　　记者：作为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的秘书长，请问您对西藏传统文化怎么评价？

　　朱维群：西藏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西藏文化和内地文化水乳交融、密不可分。比如，很简单，你到拉萨看看布达拉宫和那些著名寺庙，它的金黄大屋顶和斗拱建筑样式，像哪儿？当然是像祖国内地。你再看西藏的绘画、舞蹈、雕塑，乃至医药、历算、宗教等等，都能清晰看到千百年来内地文化的深刻影响。同样，你在北京看看雍和宫，到承德看看外八庙，在五台山看看菩萨顶，也都可以看到西藏传统文化对内地文化的重大影响，看到西藏文化也为内地文化不断输入新鲜血液，包括新的内容和新的样式。

　　西藏传统文化又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当中非常有特色的一部分。雪域高原的特殊环境，藏民族在这一环境下形成的独特精神风貌，加上对南亚次大陆文化的汲取，使西藏传统文化有着极其鲜明的地域特色。唯其如此，在西藏和内地的交往当中，两方面才能相互吸引、相互吸收，从而相得益彰。

　　我们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责无旁贷地要顺应这个历史潮流，为西藏文化的发展，为它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影响的扩大，多做一些事情。同时我们也致力于让全国其他的优秀文化更多地进入西藏，为西藏各族人民所了解，所享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