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在台湾

崔国辉

　　无论是坐在夜晚淡水的老街品小吃，还是在台北的博物馆赏珍品，无论是站在阿里山看日出，还是在暮色之中访宜兰，我始终想找出一个词，或者一句话，来概括我对这片土地和这里人民的感觉。走马观花间，浮光掠影里，蓦然回首中，我忽有所悟：台湾，其实浸透了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汲取天地之灵气，可以任人一品再品而回味无穷。

　　“作为一个中国人，书不可不读”

　　“作为一个中国人，经书不可不读。我年过三十才知道读书自修的重要。我披阅，我圈点，但是恒心不足，时作时辍。‘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我如今年过八十，还没有接触过易经，说来惭愧。”这实在是一段令人每读而必为之感动不已的文字，这感动不仅是为梁实秋先生的谦和，更是为“读书”二字。“经书不可不读”更是一代大家的肺腑之言。

每一个工作日对于家住台北的杨小玲女士来说都是无比忙碌的。每天一大早，她要早早地起身为全家人准备好早餐，然后就要利用早餐的短暂时间再“复习”一下她即将要讲的故事。每天早晨，她像台北许多学校聘请的“爱心家长”一样，到小学或国中去做义工。之后，她还要在9点前赶到公司打卡、上班。但她却乐此不疲。

　　杨小玲现在是女儿双双学校里聘请的“爱心妈妈”。这天她要讲的故事是“悠然见南山”，因为双双的班级早自习预定的计划是教孩子们背诵陶渊明的《饮酒》诗。她从与老师商定了讲授的内容就开始琢磨着，“怎么才能让孩子们记住这首古诗呢？”杨小玲平日就喜欢中国画，于是她便想出了用中国写意山水、人物画讲诗的办法。

　　画面随着宣纸的逐渐展开而渐渐呈现在孩子们眼前。“哇”——双双的脸上腼腆地露出了自豪和红晕。孩子们看着画，听着杨妈妈的讲述，时不时地发出各种稚嫩的感叹，时不时地还会听到“我家也种了菊花，是黄色的，可漂亮了”、“我最喜欢在花莲爷爷家里看菊花了，样子多着呢”……杨小玲看着孩子们，他们的每一个表现都让她欣慰，毕竟自己的努力首先从孩子们那里得到了回报。

　　台湾时兴小孩读经

　　对台湾的孩子而言，读经书、古诗已然是很普通很平常的举动了。

　　说到台湾的读经，不能不提到王财贵教授。

　　王教授是一代新儒学大师牟宗三先生的嫡传弟子。宗三先生曾有感于“中国文化对现在社会转向该是一贴良方”，而王教授所做的工作就是将老师的教学理念具体落实下来。按照王教授的说法，“教育是非常简单的事，而且，教育是非常轻松愉快的事，要培养人才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事。”

　　王教授所做的事情确实很简单，简单到用两个字就可以说清楚：读经。

　　在台北市中正“国小”，四年级二班的小朋友们每天的早自习也都是在洪亮的诵读声中度过。他们读的是很多成年人都未必能完全理解的四书：《论语》、《中庸》、《大学》和《孟子》。在复兴街的一个社区妈妈家里，小朋友下课后聚在一起也是在读《老子》、《庄子》、《论语》、“唐诗”。这些被很多成年人认为深奥难懂的中国经典，小朋友却都能朗朗上口。甚至有的刚刚读初小的小朋友都已经能背整本《老子》、半本《论语》了。孩子们经过一年半到两年的读经教育，不但使中文水平能长期持续进步，更从这些经典中学到做人处事的道理，这着实令家长及老师又惊又喜……

　　读经活动之所以推广，来自于王教授的一次考察。他发现，很多留学生在外国受到很大的困扰，很遗憾。因为他们刚到国外时，当地的同学非常地好学，他们兴奋地询问了很多的问题：“啊，你从中国来？！我听说中国有一本书叫《易经》，很有名。《易经》讲些什么？”。“你们中国有一本《老子》？”。“你们是礼仪之邦，《礼记》讲些什么？”。“你们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经美在哪里？”。“你们是历史的民族，你们第一本书叫《春秋》，有《左传》，再有《史记》也很有名。什么叫《春秋》、《左传》，你们的关公为什么要看《春秋》？”。“《离骚》文学价值很高，那个作者为什么还要去跳河？”……很多学生都因实在答不出这些问题而尴尬不已。王教授非常无奈地把这样的学生称为“文化的侏儒”。

　　想想看，现在有的中国人，几乎已经忘了中华文化了，很多中国的孩子连中国繁体字的书都不能读了。打开经、史、子、集而不能读，还要靠翻译，就代表这个孩子不可能了解深度的中华文化。历史早就证明了，一个民族如果被击败，首先是因为放弃了传统的文化。一个没有自己文化传统的民族还想要去吸收别人的文化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他会眼光短浅，心胸狭隘。只有当失去一样东西以后，才会发现它的珍贵。很多事情都是一样，不仅仅只是让学子们去学习经书这一件。

　　在实践中，王教授发现，台湾对孩子们的这种中华传统文化教育，非但没有使小孩子变成书呆子，很大程度上，反而是提升了孩子们的文化基础水平。他坚持认为，在课堂上教孩子读的不应该是那些日常生活中的大白话，抑或是“小老鼠上灯台”之类的儿歌，这些在电视里、生活中，孩子们接触得已经足够多了。课堂所传授给孩子的，“第一本书是《论语》；第二本书是《老子》；第三本书可以在经、史、子、集当中随便选。”台湾的孩子们，第三本书读的就是“唐诗”了。

　　按照王教授的说法，做老师其实人人都可以，只需要你会说“小朋友，跟我念”这六字“真言”就可以了——当然，念什么是关键。对于学龄前的小孩子来说，老师教他念什么，他肯定会跟着念，他不会去思考自己念的这些东西是什么意思，当然也更不会因为自己搞不懂其含义而痛苦莫名。他在跟着老师机械地念诵的时候，所诵读的这些经典自然会被自己的大脑所吸收，渐渐转化为他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乃至终身不能忘，不知不觉间影响到他们以后的安身立命，为人处世。

　　台湾有很多上班族，每天朝9晚5地辛苦工作，但是，在早上9点上班以前，会不辞劳苦地做为学校请来的“爱心爸爸”、“爱心妈妈”，义务到幼稚园和小学教孩子诵读，给孩子们讲故事，使孩子们能够更好地了解他们正在诵读的经典作品。现在，在台北市的大多数学校，清晨都可以听到书声朗朗。

　　目前，祖国大陆和台湾已经有很多有识之士接受并推广着这一套学习方法，让孩子们从小开始背诵中国文化中最传统、最经典的文字，让孩子除了身体的长大之外，精神和心灵上也获得内在的文化层次提升。

　　王教授的教育方法已经推广将近10年了，从起初的几十个孩子到现在的上百万，许多孩子得以在初中乃至小学以前就打下了极好的国文功底。不少孩子到了高年级，学到他们曾经背诵过的文章，经常会兴奋的叫道“老师，老师，我们背过的，我知道！”——这可不就应了孔子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吗？

　　其实，文化学习就是把人们生命中最重要的资本——时间，投资给了一生中所能接触到的最长线的绩优股，而给予人们的丰厚回馈则往往在未来某个不经意的时候显现，在一个落花的午后，或是在你迷惑与求索的刹那间。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就工作而言，人们往往会在朝着目标奋进拼搏的过程中逐渐迷失了自我，忘记了自己这样辛勤劳作的目的是什么，把自己这趟单程的生命旅途延展到大异于初衷的终点。而生命的奖赏远在我们旅途的终点而非起点，除非思想转过弯，你很难发现这世上更多的美丽景色根本不在自己的道路之侧。

　　在我眼前，这些聪明的人们却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知道自己要什么比赚高薪更重要。或者，这也算是一种新的生涯观吧。

　　北京大学教授谢冕曾经对北大中文系1997年入校的学子们如是说：“要掌握好古代汉语。中文系学生不会直接阅读古文，是耻辱。不要读白话《史记》或《论语》今译之类的书，不是那些书不好，而是中文系学生应当直接和庄子和李白用他们当年的语言对话……中文系学生应当学毛笔字，还要识别繁体字。以上所说，对别人可能是苛求，而对中文系学生而言，则是必要的和起码的。”这是代表中国最高水平的一流学府对在这里求学的天之娇子的起码要求，而这种要求在台湾，虽不至于尽人皆可行，但能做到的也不在少数。

　　我们的文化传承，好像在刚刚离开的一个世纪里出现了断层，这一百年里固然推翻了所有的偶像，连带的，也失去了必须的信仰。

　　不知道为什么，一提起台湾，我的脑海里就会不自禁地想起了古诗十九首里面的句子。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台湾，文化血脉的紧密联系和骨肉亲朋的人为分离竟然那么不协调地同时出现，不过是“盈盈一水间”却只能“脉脉不得语”。

　　半个多世纪的时光，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只是一朵很小的浪花，是一个不起眼的漩涡，而“世界潮流”仍然在一如既往地“浩浩荡荡”，中华文化继续在焕发光芒，当我们面对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面对日趋逼仄的商业化狂潮，我们究竟是以儒家之道得入世之途，“虽万千人吾往矣”，还是求心灵清修以遁世，希企如佛祖般了悟“缘起性空”，抑或是效仿道家祖师，去“处乎材与不材之间”呢？恐怕，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一问题很快就会需要你我做出选择。但无论我们的决定是什么，最终在大的方向仍然趋于一致，那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中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