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藏区的见闻与达赖的宣传完全不同”

陈海通

　　毕隐崖(Precia do Idoeta)是西班牙著名藏学家，他长年生活在藏区，对西藏问题有着深入的研究。2009年，新华社记者就涉藏问题对毕隐崖进行了专访。

　　“达赖歪曲宣传不择手段”

　　记者：您最早是什么时候去中国的？为何对西藏文化感兴趣？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西藏？

　　毕隐崖：中国与西班牙1973年建立外交关系时，我陪同首任西班牙驻华大使桑斯·布里斯到北京的西班牙驻华使馆工作，担任翻译工作，一直工作到1976年。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开始对藏传佛教感兴趣，自1984年起在马德里的藏传佛教中心向来自不丹的喇嘛学习藏语。经过多年的学习，我已经能阅读藏文，并会讲藏话。我翻译的第一部藏文译作是《米拉日巴传》。我从事藏学研究的启蒙老师是来自宁玛教派与噶举巴教派的一些有名的喇嘛。

　　上世纪90年代，我的生活发生了一个重大转折。当时，我还不太了解西藏的现实状况。在西方国家的藏传佛教中心，由于达赖喇嘛及所谓“西藏流亡政府”的歪曲宣传，大家通常认为中国政府在压迫藏民，破坏藏族文化，西藏没有宗教自由。为了了解真实状况，我决定1996年去西藏，通过自己的眼睛观察事实真相。我会讲汉语与藏语，可以很好地与当地人沟通，也能了解人们的想法，从而获得认识西藏的第一手资料。

　　让我感到很惊奇的是，藏区的所见所闻与达赖喇嘛的宣传完全不同，这让我对达赖喇嘛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歪曲宣传方式很反感。

　　记者：您如何看待达赖建立所谓“大藏区”的要求？

　　毕隐崖：达赖喇嘛提到的“大藏区”纯粹就是杜撰，有点荒唐。青海、四川、甘肃及云南的藏区自数个世纪前就是藏族与汉族、回族及其他民族共同聚居的地方，从来未曾直接或间接地被拉萨管辖过。此外，康巴与安多地区的藏民与拉萨的藏民就有很大不同，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比较疏远。还有，汉族与藏族在古代都曾是游牧部落，他们都在黄河上游各地迁徙，拥有共同的祖先与语言。这种情况不像西班牙和法国的巴斯克民族。西班牙人和法国人的祖先与语言和巴斯克民族没有任何关系。

　　“‘3·14’让我认清达赖真实面目”

　　记者：去年西藏的“3·14”事件，达赖喇嘛宣称不是他鼓动的，您怎么看？

　　毕隐崖：2008年3月份的西藏骚乱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达赖喇嘛在很早之前就想抓住北京奥运会这个机会让“藏独”理念尽可能地传遍世界，骚乱事件可以达到污蔑与攻击中国政府的目的。

　　另外，中国的日益强大让一些西方国家又怕又恨，一些西方反华组织与机构就投入大量财力、人力来帮助制造骚乱。而中国政府制止骚乱的行为则成为某些西方国家抵制北京奥运会的借口。这些骚乱的准备主要是通过网络进行的，一些西方反华势力积极参与其中。“3·14”骚乱的挑起者是达赖喇嘛所在教派的一小撮僧侣。可以明确且毫无保留地说，骚乱中那些纵火、抢掠及谋杀事件的责任人正是达赖喇嘛的追随者，是他们挑起了那场骚乱。

　　骚乱发生次日，达赖喇嘛并没有为此道歉，也没有明确谴责追随者的施暴行为。他应当谴责这种行为。正是从那天起，我才认清了达赖喇嘛的真实面目。

　　而且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大部分宗派都没有参与“3·14”以后在藏区部分地方发生的骚乱，尤其是苯教和红教，都遵守了秩序，一点也没有参与那些活动。我居住的苯教寺庙的活佛和喇嘛都愤怒地谴责了这些骚乱。

　　“藏文化得到良好传承”

　　记者：达赖喇嘛妄称西藏的语言与文化受到破坏，您在藏区看到的真实情况如何？

　　毕隐崖：那些指责中国政府政策破坏了西藏文化与语言，无视西藏社会发展现实的人，是在赤裸裸地撒谎，是为他们从事的非正当政治行为寻找借口。

　　根据西藏目前的教育体制，藏族孩子在义务教育中要学习藏语，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可以肯定地说，在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管理下，藏族文化得到了良好保护与传承。

　　此外，在我所去过的康巴与安多地区，许多寺庙拥有自己的学校，当地儿童从7岁开始就在那里接受教育，学习藏语与藏传佛教。中国政府允许这种寺庙教育的存在，并未对此设置任何障碍。此外，大量书籍与杂志也是用藏文编撰的。

　　达赖喇嘛所讲述的文化灭绝是不公正的谎言。

　　与藏族文化和语言得到了很好保护的状况相比，西班牙与法国巴斯克地区巴斯克民族文化与语言的受保护程度则要差得多。

　　记者：达赖喇嘛指责西藏人民没有宗教信仰自由，您如何看？

　　毕隐崖：达赖喇嘛及所谓“西藏流亡政府”指责西藏人民不享有宗教自由是出于宣传的需要。通过对西藏这些年的调查与了解，我认为西藏人民拥有完全自由的宗教信仰。西藏各地有大量寺庙，有些寺庙的僧侣多达二三千人。在我度过了大部分时间的康巴地区，在一个仅有1500人口的小镇里就生活着80余名僧侣。僧侣们可以在不同的寺庙自由迁移，宗教活动没有任何限制。当然，僧侣们从事“藏独”性质的游行示威是被法律禁止的。

　　“现代化发生在西藏各地”

　　记者：您如何评价西藏自治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权状况？对藏区的民众来说，您觉得现在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毕隐崖：至于人权问题，西方一些政府与组织的指责是虚伪的。中国的法官将违反法律的骚乱制造者投入监狱，就成了不尊重人权；但在欧洲，法官判决关押民族分裂主义者，或是禁止民族分裂性质的和平政治活动，没有人会谴责这是一种不尊重人权的行为。

　　藏区的现代化进程情况有点特殊，尤其是最近5年，社会经济发展很快。从前为了抵达地处偏远的苯教寺庙，我需要艰难跋涉，骑马数天，穿越多条河流，才能抵达目的地。

　　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温拖乡，是苯教寺庙满金寺所在地，不久前我在那里呆了两个星期。我10年前第一次去那里的时候，当地没有医生，没有学校，也没有电灯，仅有一些出售少量商品的小店铺。现在当地已经建立了一所学校，有十多位老师，一个拥有一名医生与一名护士的诊所，还有一个商品琳琅满目的超市。尽管有些地方的手机信号还不怎么顺畅，但当地民众已经能够看到画质清晰的电视节目。当地政府建造了一条从甘孜到温拖乡、近150公里长的公路，虽然路况一般，但可以通行越野车。此外，还有新建造的六七座跨河桥梁。

　　新住房、新学校、新医院、新公路与新桥梁，这种现代化的改变近年来发生在西藏各地。中国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改善藏民的生活条件。虽然在一些偏远地区，尤其是在海拔较高地区的游牧者，他们的生活条件依然比较艰苦。

　　当然，就个人而言，我不太喜欢看到藏区各地的马匹越来越少，而摩托车却越来越多。

　　“西方民众被彻底蒙骗了”

　　记者：为什么个别西方国家政府首脑竟然不顾中国政府与人民的抗议会见达赖喇嘛？您怎么看待西方媒体对西藏问题的歪曲报道？您如何看待中国民众反对西方部分人士支持“藏独”言论的情绪？

　　毕隐崖：在我看来，对西方国家的领导人来说，西藏及藏族人民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重要性。在一些西方国家，人们已经把达赖喇嘛神化。个别西方国家政府首脑之所以接见达赖喇嘛，是把他充当国际利益博弈的一个棋子，事实上，达赖喇嘛仅是他们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利用的傀儡而已。

　　在我看来，西方媒体多年以来都充当着让人羞愧的角色，歪曲西藏的真实信息，甚至像无赖一样进行欺骗，尤其是2008年传播那些可耻与缺乏道德的谣言。如果作者撰写的文章是批评中国政府、支持达赖喇嘛的，他们就会马上刊登；了解西藏真相的人写的客观报道，则很难得到发表。因此，西方国家的民众被彻底蒙骗了，应当寻找办法让西方民众从错误观念中摆脱出来。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政府应当花费大力气去做到这一点。

　　记者：一些流亡国外的“藏独”分子称，将在藏历新年前后举行抗议活动，“西藏流亡政府”也提到要在世界各地举行各种“纪念活动”，您怎么看？中国方面应当如何做才能更好地让西方民众认识到真实的中国、真实的西藏？

　　毕隐崖：我2009年是在甘孜过的藏历新年，当地的庆祝活动非常祥和，人们围着篝火载歌载舞，没有破坏公共秩序的行为，一切都很正常。西藏分裂主义分子看上去没有什么支持力量。

　　至于“西藏流亡政府”总需要做出一些姿态，来表明他们从西方反华组织或机构那里接受的资金援助没有被白白花费，但我认为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对他们非常不利。无论如何，他们拥有一个完整的国际反华网络，拥有西方媒体的支持，是不会停止制造骚乱的。

　　面对这种状况，中国政府应当采取措施让世人更好地、全面地了解西藏的真相。就我看来，理想的方式就是让了解西藏状况的西方人参与电视宣传节目的摄制，或是在发行量大的报纸或杂志上刊登他们讲述西藏真相的文章。

　　记者：中国圆明园文物兽首铜像在法国拍卖，物品拥有人贝尔热提出所谓“中国改善人权及让西藏独立就归还兽头”等言论，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毕隐崖：我觉得非常可笑与荒唐，对这种人最好是不予理会。

　　新闻人物：

　　足迹踏遍青藏高原的西班牙人

　　毕隐崖，1941年出生于西班牙马德里，资深汉学家与藏学家。“毕隐崖”是他为自己取的中文名字。

　　毕隐崖青少年时期就对中国及其文化充满兴趣。他在20岁时开始在马德里语言学校学习中文，1973年到西班牙驻华使馆工作，1976年返回马德里开始从事翻译工作，译作既有鲁迅等中国近现代文学大师的作品，也有杜甫诗歌、道家学说等书籍。他的西班牙文译作《老子》于1979年获得西班牙国家翻译奖。

　　1996年，毕隐崖第一次踏访西藏，并在当地度过了两个月时间。从此，他爱上了西藏，每年都要去那里呆上一段时间。1997年，由于高原反应，毕隐崖还差点死在了西藏。自2001年起，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西藏度过的，仅在冬天时回到马德里。

　　12年来，他走遍了中国各个藏民聚居地，从西藏的阿里地区到青海，从四川甘孜、阿坝到西藏林芝。确切地说，他的足迹基本上踏遍了青藏高原。在西藏逗留期间，毕隐崖大部分时间居住在康巴地区的苯教寺庙，并从事苯教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