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集团分裂祖国活动的四个阶段

郭亦方 

　　达赖喇嘛逃亡国外后，中央政府从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大局出发，对他采取了耐心等待的态度。他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一直保留到了1964年。但是达赖喇嘛在国外反华势力和西藏分裂主义分子的包围下，完全背弃了自己曾经表示过的爱国立场，从事了大量分裂祖国的活动。达赖集团分裂祖国的活动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1959年到1974年：企图使用武力重返西藏

　　1959年6月，达赖在印度穆索里发表声明，称“西藏实际上曾经一向是独立的”。公开鼓吹“西藏是独立国家”。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达赖集团在印度达兰萨拉召开“西藏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了所谓“西藏流亡政府”，颁布所谓“宪法”，规定“由达赖任国家首脑”，“大臣由达赖任命”，“政府的一切工作均应由达赖同意方被认可”。

　　重新组建叛乱武装。1960年9月，达赖集团在尼泊尔木斯塘重新组建了“四水六岗卫教军”，在中国边境进行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军事袭扰活动，破坏中尼交界地区的藏族百姓生产生活。同时，在尼泊尔、不丹等国烧杀抢掠、颠覆当地政府，引起当地人民极大愤慨。直到1972年，尼政府军派兵取缔木斯塘基地，“卫教军”才暂时瓦解。其首任总指挥恩珠仓·公布扎西在其回忆录《四水六岗》中写道，“组织了一系列向中国哨所的进攻”，“有时，一二百人的西藏游击队的活动深入中国占领区达一百英里”。达赖撰文对公布扎西大肆赞扬。

　　20世纪70年代，达赖集团在境外开通对西藏地区的藏语广播，制造和散布大量谣言，进行政治蛊惑和分裂煽动，挑唆民族矛盾，鼓吹进行对抗。

　　于1970年10月成立的“西藏青年大会”(“藏青会”)，是达赖集团内部追求“西藏独立”的激进组织，这一组织将从事暴力恐怖活动写进其章程。近年来，“藏青会”连续举办包括“爆破技术培训班”在内的各种培训班。2007年1月，达赖集团“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在北美举行了第八届“解放西藏行动营”，自称已经培训了450名活动骨干。“藏青会”声称，“武装斗争和使用暴力是西藏获得完全独立的必由之路”、“恐怖活动可以用最低成本获得最大效果”。2003年7月3日，“藏青会”前主席格桑平措在“西藏流亡政府”的盘踞地达兰萨拉声称，“只要是为了我们的事业，我们不惜使用任何手段，无论是暴力还是非暴力。”达赖的弟弟丹增曲杰公开说：“只有武力，才能迫使中国人离开西藏。”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藏青会”已经成为达赖集团中的重要组织，其中不少人进入“流亡政府”担任要职，“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东即出自该组织。

　　二、1974年到1987年：多次派代表回国参观接触商谈

　　1972年中美关系改善之后，“藏独”活动受到沉重打击。

　　1977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在接见日本编辑代表团时说：“欢迎达赖和他的追随者回到祖国怀抱。”并说：“我们党的政策是一贯的，爱国不分先后。”1978年5月，达赖也通过记者给北京传来信息：只要他目睹西藏人民在国内生活幸福，他就放弃“藏独”的要求。同年12月28日，邓小平在接见美联社记者斯蒂尔时作出回应，表示达赖可以回来，但他要作为中国公民。从此，达赖采用阳奉阴违的态度，开始了派代表回国访问和会谈。

　　1979年2月，达赖派代表首次回北京“探路”。1979年8月至1980年9月，他又派出三个参观团和两批亲属回国参观，其目的却是搜集反中央政府的材料！

　　1981年7月，达赖的代表嘉乐顿珠在北京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接见。胡耀邦发表了对达赖喇嘛的五点政策，即：一、我们国家已走上了一个新时期，达赖应相信这一条，如果不信，多看几年也可以。二、对过去的历史不再纠缠，达赖同我们接触应开诚布公，不要采取捉迷藏或者是做买卖的办法。三、欢迎达赖和跟随他的人回来定居，欢迎他能为维护祖国统一、增进民族团结和四个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四、达赖回来后依照1959年以前的政治、生活待遇不变。五、达赖什么时候回来，由他自己决定，决定后可向报界发表一个简短声明，我们可派一位部长级干部去迎接他。

　　1982年4月和10月，达赖正式派出两批三人代表团回国，同中央谈问题。达赖通过10月回国的这个代表团向中央表示，他本人希望1985年回国参观。中央表示欢迎。

　　到了1985年，达赖因流亡分子的反对，则以“当前的形势相当复杂”为由，未能回国。1986年7月，中央政府鉴于达赖缺乏诚意，故拒绝了其再一批“参观团”的回国调查。

　　三、1987年到1993年：抛出“中间道路”，寻求“西藏独立”

　　1986年达赖集团频繁召开所谓高层会议，动员并策划拉萨骚乱。这些会议包括“西藏青年会”第六次会议、“西藏妇女协会”第一次工作委员会、“西藏独立运动”工作研讨会和九品以上官员特别政治教育会等等，主题都是“要为争取西藏独立采取具体行动”。

　　1987年4月，达赖集团又召开各种会议，拟定在西藏地方进行一系列骚乱、分裂活动、组织非法游行示威、制造社会动乱的行动计划，之后，“藏青会”不断派人潜入拉萨和西藏各地密谋策划，企图里应外合制造动乱。

　　1987年9月21日，达赖发表演讲，24日举行记者招待会，公然宣称“西藏不是中国一部分，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达赖的这些讲话，通过其设在境外的电台广播等各种渠道传到西藏后，9月27日开始，拉萨连续发生严重骚乱事件。骚乱分子在“西藏独立”的口号下，冲击政府机关，砸毁汽车，抢劫财物，焚烧商店和公共建筑，并打伤值勤公安干警，严重干扰和破坏了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和生产秩序。而每次拉萨骚乱后，达赖都要发表讲话鼓励一番，并且要求骚乱分子再接再厉。

　　1989年1月28日，藏传佛教一代宗师十世班禅大师在日喀则的新宫德庆格桑颇章圆寂，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亲自将邀请达赖回国参加班禅大师悼念活动的信，交到了达赖私人代表的手上。而达赖竟拒绝了这一纯粹宗教事务的邀请，主动丧失了这一历史性的机遇。不仅如此，他还把黑手伸到了班禅转世的问题上。随着十世班禅转世灵童寻访、转世事宜的结束，达赖插手班禅转世事务的图谋彻底地失败了。这一事件也说明，他在分裂祖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际上掀起了一股反华浊浪，达赖也趁机四处活动，呼吁西方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并在谈判问题上改变了调门，声称中国政府不久就要“垮台”。苏东剧变后，国际敌对势力把“西藏问题”作为对中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的重要突破口，加大了对达赖集团分裂活动的支持力度。达赖集团在国际敌对势力大力支持下，变本加厉地进行分裂破坏活动，并且加紧与“台独”、“东突”、“民运”及“法轮功”勾联，企图联手建立分裂祖国的“大同盟”。

　　1990年9月5日，达赖对荷兰记者说：“苏联的变化，给西藏独立带来了新的契机、新的希望，给了西藏独立以新的勇气和力量。”又如，1991年8月，达赖在蒙古国活动时甚至说：“将宣布西藏脱离中国实现彻底独立。”看到中国政局稳定，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尤其是西藏自治区的各族群众生活安定幸福，达赖就话音一转，高调宣扬“中间道路”，把以前所说的“西藏独立”，变换成“西藏人民的自由斗争”、“争取西藏的自由”等等。

　　1991年，即在达赖集团提出“和平五点计划”和“斯特拉斯堡建议”几年之后，达赖集团主导制定的“流亡藏人宪法”仍然贯穿着“西藏独立”的宗旨。这个所谓的“宪法”规定，要“建立一个自由、社会幸福、政教合一、民主联盟的本地人国家”，“达赖喇嘛任国家首脑”。这与1963年达赖主导制定的“未来西藏宪法”中关于要“建立一个民主统一的国家”、“达赖喇嘛任国家首脑”的提法，几乎没有什么改变。至今，“流亡藏人宪法”仍是达赖集团及其追随者遵循的行动指南。

　　1992年、1993年，中央政府有关部门两度接待了达赖的私人代表。达赖的私人代表此前承诺不对外公布接触和会谈情况，但事后却多次违背承诺，不仅向外公布接触和会谈情况，而且对谈话内容肆意歪曲，企图混淆视听。1993年下半年，达赖单方面宣布中止与中央政府的联系，自己关上了接触和商谈的大门。

　　四、1993年到目前：“非暴力”与暴力两手并用

　　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达赖集团看到暴力活动日益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唾弃，分裂活动在世界范围内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无奈之下开始调整策略、变换手法，披上了“和平非暴力”的外衣，用“中间道路”、“大藏区”、“高度自治”等变相“独立”口号替代赤裸裸的“西藏独立”。用激进暴力组织“藏青会”成员的话说，“和平非暴力”是说给西方大国听的，是做给他们看的。实际上，达赖集团一刻也没有放弃暴力活动的图谋。

　　1996年，达赖四次举办“时轮灌顶大法会”，这不仅违背了时轮法的时间概念──“天地时间，以年为时，四季交替，万物生来，周而复始，流转不息”，即时轮大法会一般不超过一年一次，而且，达赖也违背了大型灌顶法会必须严格遵循的宗教仪轨。更为严重的是，达赖不顾佛教以善为本的戒训，总是在这类法会上大肆对中央政府进行攻击，散布各种谎言，煽动民族仇恨，把时轮大法会搞成政治集会。这充分暴露了达赖所谓“慈悲”、“善良”、“非暴力”的虚伪性。

　　1997年3月22日至27日，达赖进行了他第一次的台湾之行，当时台湾报界就一针见血地称之为政治之旅而非“宗教之旅”。这种说法显然不是空穴来风。达赖喇嘛第一次到台湾，当然是要讲经要“弘法”的，但“弘法”不过是欺骗舆论的幌子。在第一次访台的短短5天内，他先后与“考试院长”、“省长”、“内政部长”、“副总统”兼“行政院长”及“总统”李登辉等人见面。特别是与李登辉的会见，是达赖第一次台湾之行的主要议题。当时台湾《联合报》在一篇社论中说道，“达赖此行当然不仅是一趟‘宗教之旅’，在许多人眼中，其政治意味毋宁更为重要，这是无可掩饰的。”达赖访台所获的政治利益“绝不亚于宗教弘法”，而是使台湾当局“默认西藏流亡政府的地位”。

　　事实十分清楚，在达赖喇嘛第一次访台的所谓“宗教之旅”的背后，隐藏了三个政治目的：一是与台湾分裂势力联合，借助台湾分裂势力为“西藏独立”张目造势，利用台湾问题，增加同中央讨价还价的筹码；二是企图废除一贯坚持“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台湾“蒙藏委员会”，排除障碍，为在台湾设立办事机构打开通道；三是为分裂祖国的活动募集经费。从几位台湾佛教界代表人士回避与达赖见面就可以看出，达赖访台绝非“纯宗教活动”，而是有其鲜明的政治图谋和经济目的。披着宗教的外衣进行政治的交易，这是达赖喇嘛流亡国外40多年的一贯做法：一面到处讲经、开法会，一面见记者、争取各国各地政要的接见，鼓噪“西藏独立”。一边大讲普度众生的佛教精神，一边大肆开展敛聚钱财的活动，为分裂祖国积蓄资本，这正是达赖访台的本质所在。

　　1997年5月，达赖在美国纽约对旅美藏人发表演讲时，鼓动他们要为实现“西藏独立”出主意、想办法，不能仅靠祈祷、喊口号。同年7月29日，达赖在印度达兰萨拉接见“流亡政府”所辖各团体负责人及藏人代表时，再度鼓励他们在实现“西藏独立”的问题上，不要灰心丧气，不要动摇信念和决心。

　　1998年3月，达赖再次窜访台湾与李登辉等人进行了面对面的会商。为保持经常联系，达赖在台湾成立了“宗教文化基金会”。同年10月，达赖集团将少数民族分裂分子和海外“民运分子”拉进其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成立的“西藏——东土耳其斯坦联合阵线”，并召开了“四方”会议。

　　1999年初，达赖长兄诺尔布又纠集这几股分裂势力，在台湾再次召开了所谓“四方”会议，并发表了联合声明，宣称要互相支持。为此，达赖“流亡政府”的“人代会”会长桑东曾叫嚣要回来搞“不合作运动”，要“赌命一搏”。近几年，达赖“流亡政府”对其骨干进行军事训练，并力图通过各种渠道派人进入中国境内，对一些重要目标设施进行破坏活动。

　　进入21世纪，达赖集团以“非暴力”为旗号，围绕“谈判”问题大做文章，大肆宣扬所谓“不要求独立，只寻求自治”的“中间道路”。要求建立所谓的“大藏区”，取消社会主义制度，脱离共产党的领导，撤出驻藏部队，迁走其他民族，实行所谓“高度自治”。

　　达赖于1959年4月在印度穆索里组建的第一届“西藏流亡政府”，仅设“教育”、“外交”、“财政”、“宗教”4个部，而2006年9月组建的第十三届“流亡政府”，却设有“内政部”、“外交与新闻部”、“宗教与文化部”、“教育部”、“财政部”、“卫生部”、“安全部”7个部。显而易见，在达赖集团提出“不寻求西藏独立，只寻求西藏真正自治”的口号后，西藏“流亡政府”的机构不是弱化，而是在进一步强化完善。目前，国外进行“西藏独立”活动的种种指令，都是以“西藏流亡中央政府”的名义发布的。

　　2007年5月，达赖集团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第五届国际声援西藏组织大会”，达赖“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东出席会议，会议通过《战略计划》，决定启动抵制“奥运会运动”计划。而后，在美国的“藏独”组织提出了“西藏人民大起义”构想。达赖集团高层进行研究，达成一致意见，认为2008年是实现“西藏独立”的最后一次机会，决定利用奥运会前的“有利时机”，在境内藏区全力动员组织闹事。

　　2007年年末，为落实“西藏人民大起义”构想，研究具体措施，“西藏青年大会”、“西藏妇女协会”、“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等“藏独”组织在印度召开会议，提出了“允许达赖喇嘛返回西藏、中国人退出西藏、释放所有政治犯”等多项诉求，并妄称如果中国政府不能满足其提出的要求，就将在境内外发起“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为此，要建立流亡藏人和境内藏人的联系网络，在境内组织协调一致的对抗活动。

　　2008年1月4日、1月25日，7个“藏独”组织在印度新德里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倡议书》，并在100多个网站上传播，他们完全不顾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这一事实，称“西藏和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继承西藏独立自主的地位是西藏民族的神圣历史职责”，称“二十世纪中国共产党向西藏发动了侵略活动”，提出“尽快邀请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共产党撤出西藏”，“未解决西藏问题前，没有资格举办奥运会”等所谓“建议”，并称“西藏独特的宗教和语言、习俗等文化正处于完全灭绝的严峻时刻”，称“将从2008年3月10日开始，举行不间断的大规模的‘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妄图使这一运动成为“西藏自由斗争史上的伟大转折点。”

　　为实施“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藏青会”等组织举办了两期培训班，由“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嘉日多玛、“藏青会”主席次旺仁增等授课，宣讲“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的宗旨和目的，传授实施暴力恐怖活动的具体方法。

　　2008年2月3日至10日，达赖借在印度“哲蚌寺”讲经、主持开光仪式、举行“大威德灌顶法会”等宗教活动之机，煽动说“虽然西藏人民正处于中共的统治之下，但是内心却向着另一方。”

　　达赖集团还拟订了行动计划：组织自3月10日开始的从境外到西藏的“和平挺进西藏行动”；开展包括西藏藏人在内的“全球大起义”，要求“全世界的藏人在3月10日请假一天，走上街头抗议游行”；开展“自由火炬接力”、“全球火炬接力”和“全球行动日”等活动；组织冲击中国驻外使领馆；发起绝食和大规模抗议活动。达赖“流亡政府”议会议长噶玛群培声称，要“利用中国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机会，展开各种活动，迫使中国政府在2008年或者未来两年内解决‘西藏问题’”。

　　2008年3月10日，达赖在纪念所谓“西藏抗暴起义49周年”活动上称，中国政府“过去几年对境内藏人的镇压更是变本加厉”，“造成人权横遭践踏，宗教信仰自由被限制”。从当日起到3月25日，西藏、四川、青海、甘肃四地发生打砸抢烧事件150起，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数千间房屋被烧毁。“3·14”拉萨事件发生当天，达赖随即发表声明：“这些抗议是西藏人民对当前统治方式的刻骨仇恨情绪的发泄。”3月16日，达赖称，“拉萨抗议是中国多年来在西藏有意或无意推行文化清洗政策的必然结果”，“尽管中国动用军队镇压此次行动，但拉萨及其他地方的藏人也将决意抗争到底。”3月20日，“藏青会”主席次旺仁增声称，“暴力活动基本达到了唤醒国内藏区反抗意识、引发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高度关注的预期效果，但反抗活动不会停止，此次活动只是今年反抗活动的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