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台湾问题的产生和发展存在至今与美国干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美国是解决台湾问题最大的外部障碍。

　　一、美国干涉台湾政策的形成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美国对新中国采取了敌视、孤立和遏制的政策。但为了抗衡苏联，美国政府又不愿在台湾问题上陷得太深，准备逐步从台湾“脱身”。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不介入”的声明，称：“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现在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的局势。美国政府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争中的途径。”

　　然而，朝鲜战争的爆发为美国军事干涉中国内政、染指台湾提供了借口。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采纳了麦克阿瑟视台湾为“不沉航空母舰”的战略分析，做出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第十三航空队进驻台湾的决定，以“阻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杜鲁门正式抛出“台湾地位未定论”，宣称“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须等到太平洋安全恢复之后，由对日和约或由联合国决定”。至此，美国政府内部酝酿多年的对台政策最终形成。美国与台湾当局的关系日趋密切。

　　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构成了对中国主权的粗暴侵犯，引发了中美之间的严重争端。美国对华政策逐步朝着制造“两个中国”的方向发展，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高度警惕。1954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目的是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炮击金门激化了蒋介石和美国与其盟国的矛盾，使美国陷入了杜勒斯所形容的“可怕的困境”。一方面，美国出于其国际战略安全利益的考虑，希望加强在亚洲遏制共产主义的防线；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将自己拴在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战车上。在台湾当局极力推动下，几经讨价还价，1954年12月2日，美国与台湾当局签订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公然将台湾置于美国的“保护伞”之下，声称要对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正义斗争，同台湾当局采取“共同行动”。这是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插手台湾问题的又一重大步骤，标志着美台军事同盟的正式形成。1955年1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签署“福摩萨决议案”，允许动用军队协防台湾，随后还组建了“美军驻台协防军援司令部”。美台这种正式军事同盟关系一直延续至1979年中美建交。

　　1958年，台湾又企图“反攻大陆”，美国怂恿国民党军队增加对中国大陆的骚扰和破坏活动。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炮击金门、马祖。美国匆忙从地中海调来海军，支持美国侵占台湾海峡的第七舰队。次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重申美国武力“保护”台湾的“责任”。9月4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扬言要把美国在台湾海峡的势力范围扩大到金、马等中国沿海岛屿，甚至以原子武器相威胁。之后，美国政府又搬出“停火”方案，表示如果中国愿意在台湾海峡停火，美国可以劝蒋军撤出金、马，意图是要在台湾海峡划出一条“永久停火线”，以便实现“划峡而治”、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这一方案不仅遭到中国政府的坚决拒绝，也不为蒋介石所接受。中国政府在摸清美国的意图后，以“谈谈打打”、“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的策略，加深美蒋之间的矛盾，最后达到“使美军不劝蒋军撤走的目的”。10月6日，中国政府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之间并无战争，无所谓停火。无火而谈停火，岂非笑话?”外交部发言人呼吁台湾当局“以和平为贵，以爱国为重”，使“中国人之间的事”由中国人“自己解决”。围绕“炮击金门”进行的一场外交斗争，使美国“划峡而治”和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遭到彻底失败。

　　在国际上，美国对新中国实行孤立和遏制的政策。中国是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也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根据国际法原则，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理所当然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继承。中国政府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即着手考虑如何取代前国民党政府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是美国政府先是妄称新中国政府是用革命手段“非法成立的”和“不巩固的”，继而诬蔑中国为朝鲜战争中的“侵略者”，并以中国“蔑视”联合国和不遵守其反华决议为口实，不断对联合国进行威胁和恐吓，操纵表决机器，竭力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致使这一席位长期被台湾当局占据。

　　随着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同中国建交，大批新独立的国家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内要求驱逐台湾当局的非法代表和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操纵联合国表决机器阻挠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做法越来越不得人心。美国随即变换手法，提出若恢复中国的席位，须有三分之二的多数赞成始得通过的所谓“重要问题案”，妄图将这一问题继续拖延下去。但是事与愿违，1971年10月25日，26届联大否决了美国等19国的“重要问题案”和“双重代表权案”两个提案，并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23国提案。至此，美国阻挠中国恢复合法席位和在联合国内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彻底破产。

　　二、中美建交与台湾问题

　　从1972年《上海公报》发表到1979年中美建交，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仍然严重存在。美国曾坚持“三不”：不背弃老朋友，不放弃对台湾的义务，不愿与台湾“断交”。美国政府还提出两个无理要求：要求中国政府声明许诺不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要求在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继续允许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对此，中国当然不能接受。1975年，邓小平提出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三个原则”：“断交、废约、撤军”，即美国必须同台湾“断交”，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和从台湾撤走所有美国军事力量。

　　1976年，民主党人卡特当选美国总统，中美双方重启两国关系正常化谈判。经过艰苦谈判，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中美建交公报》重申了《上海公报》曾确认的各项协议和原则，但比《上海公报》又向前迈了一步，明确宣布：“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公报还声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表明中国提出的“一个中国”立场和“建交三原则”已被美国所接受。

　　但美国并没有完全放弃干涉中国内政的打算。为安抚台湾当局，美国政府向台湾做出五点“保证”：(1)美国仍认为台湾有“国际身份”或“国际人格”；(2)美国没有承认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3)美国继续在同台湾保持“外交”关系以外的全面关系；(4)原来美国与台湾共有59项条约，在“共同防御条约”终止后，美国与台湾的关系仍然继续原有的58项。美台关系的基础，将另以立法替代，只是作形式上的改变；(5)将以新的交流形式来取代原有的“外交代表”机构。1979年1月16日，美国国务院宣布“美国在台协会”成立，台湾当局也同意组建“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作为台湾在美国的联系机构。

　　更为严重的是，在美国国内保守势力的推动下，1979年3月，美国参、众两院先后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并于4月10日经美国总统卡特签署生效。“与台湾关系法”公然声称：“美国决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是基于台湾的前途将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这样的期望”；“以非和平方式包括抵制或禁运来决定前途的任何努力，是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安全的威胁，并为美国严重关切之事”；美国仍将“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凡当美国法律提及或涉及外国的其他民族、国家政府或类似实体时，上述词语含意中应包括台湾，此类法律亦应适用于台湾”。“与台湾关系法”以美国国内法的形式确立了美台之间的“实质性关系”，实际上是企图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以一个“法”取代一个“条约”，为台湾问题的解决设置新的障碍。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倒退，给刚刚建交的中美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与台湾关系法”出笼后，引起了中国政府的严重关注和强烈反对，多次向美国阐明中方立场，但美国始终将“与台湾关系法”置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之上，使中美围绕这一问题的斗争持续不断。

　　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上台后，改变了美国原先对中国战略地位的估计，主张提升与台湾的关系，并坚持向台湾出售更先进的武器。对台军售成为影响中美关系最严重的问题。中美双方就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国要求美国承诺：美国售台武器在性能上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以来的水平，并要采取措施逐步减少直至在一定时期内完全停止。但美国不肯承诺在一定期限内完全停止，只表示将“逐步减少”，以“最终解决这一难题”，并企图将中国承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与此挂钩。由于美国态度强硬，双方争论很激烈。中国明确告知美国政府：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即使“由于台湾问题迫使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也“不会吞下去”。

　　但考虑到售台武器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中国政府在维护原则的基础上体现了灵活性，没有坚持美国售台武器的停止期限。经过艰苦谈判，中美两国政府于1982年8月17日发表了“八·一七公报”。公报再次确认，“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是指导中美关系的根本原则”。美国政府重申“它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理解并欣赏”中国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它最后的解决”。

　　“八·一七公报”和“上海公报”、“中美建交公报”一道，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法律基础和基本框架。但由于公报本身是双方妥协的产物，文中美国政府详述立场部分包含了一些含糊的措辞，为美国故意曲解公报条文、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寻找法律依据留下了空子。1982年7月14日，美国政府向台湾当局做出“六点保证”：(1)美国不会同意设定期限停止对台湾的武器出售；(2)美国不会同意就对台湾武器销售问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事前磋商；(3)美国不会同意在台北和北京之间扮演调解人的角色；(4)美国不会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要求，而重新修订“与台湾关系法”；(5)美国并没有改变对“台湾主权”问题的立场；(6)美国不会对台湾施加压力，迫使其与北京进行谈判。这充分暴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

　　三、冷战结束后的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

　　8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两极体制”不复存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上升。1989年“六四风波”后，中美关系陷入严重困难。与此同时，台湾岛内局势也在发生变化。1988年1月李登辉上台后，加紧在国际上推行“务实外交”，不遗余力地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加大对美公关、游说力度，企图阻挠中美关系正常发展。美国从牵制中国出发，也逐渐看好台湾这张牌，将台湾视为“自由”、“民主”的代表，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台湾岛内“台独”势力的发展和台湾当局的分裂气焰，使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更加突出，中美关系围绕台湾问题跌宕起伏。

　　在售台武器方面，美国屡屡违反“八·一七公报”，继续向台湾出售大量先进武器，且出现明显升级。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表的2000年度《世界军事力量对比》报告指出，美国近20年来向台湾出售的高性能武器合同达44个，金额高达380亿美元，平均每年约16亿美元，完全背离了美国在“八·一七公报”中作出的承诺。其中最为严重的是，1992年9月2日布什政府批准售台价值60多亿美元的150架F—16战斗机，使美国售台武器逐年减少的趋势发生逆转，引起中国政府的极大愤慨和强烈抗议。

　　1994年9月，克林顿政府宣布“调整对台政策”框架，主要内容有：台湾驻美机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更名为“台北驻美经济文化代表处”；允许台湾高层领导人过境美国，但不准从事公开活动；美国将与台湾当局进行更高一级的接触，包括次内阁部长级对话；允许美台官员在除白宫、国务院和原办公厅楼三地以外的场所会晤；允许美国经济、技术和商务部门官员访台；美国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但支持其加入不限以国家为基本会员单位的国际组织，如加入关贸总协定，并寻求其在一些组织中的合法作用和声音；美国政府此次对台政策的调整是15年来的首次，是提升美台实质关系、蓄意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政治行为。

　　1995年5月，在台湾的大力游说下，美国参、众两院通过要求美国政府允许李登辉访美的决议案。美国政府在国会的强大压力下，在国务院声明不接受李登辉访美仅仅一周后，于5月22日公开宣布同意李登辉以私人名义访美。6月8日，李登辉到美国访问，在康奈尔大学发表了“民之所欲，长在我心”的演讲。在不到4500字的讲演中，李登辉提到“中华民国”或“中华民国在台湾”达18次之多，充分暴露了李登辉的分裂本质。

　　1995年6月至1996年3月，中国政府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分裂、反“台独”斗争。这一场斗争震动了美国政府，克林顿总统重申了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表示将执行“三不”承诺，美国对华政策趋向缓和。

　　1999年5月，中美关系由于“炸馆事件”骤然陷于低谷。7月，台湾当局误判形势，趁机抛出“两国论”，以为可以乘中美关系紧张之际混水摸鱼，在国际上有所突破。“两国论”的出笼不仅彻底暴露了李登辉的分裂本质，也给中美关系带来极大的麻烦。李登辉被称为“麻烦制造者”。中国政府一方面坚决反对李登辉的“两国论”，要求其停止分裂活动；另一方面要求美国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在台湾问题上的有关承诺，不说任何助长“台独”气焰的话，不做任何助长“台独”气焰的事。7月18日，应美国要求，江泽民主席与克林顿通了电话。9月11日，江泽民主席在奥克兰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又同克林顿正式会晤。克林顿重申了一个中国政策和“三不”承诺。

　　四、进入21世纪的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

　　进入21世纪后，中美关系虽时有波折，但仍保持着向前发展的势头。台湾问题作为中美之间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仍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产生着重大影响。

　　小布什2001年初上台后，美国政府对华采取强硬政策，将中国看作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对中国防范、遏制的一面明显上升，加大了“以台制华”力度，美台“实质关系”不断加强。2001年4月，小布什接受电视采访时公然声称，要“尽一切所能协防台湾”，打破了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模糊”政策，强调对“台湾安全”的保证和义务，增大要求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压力。美国政府进一步放宽对陈水扁等台湾政治人物过境美国的限制，允许陈水扁、吕秀莲过境纽约等重要城市并进行公开活动，允许李登辉再次访问康奈尔大学。继续对台出售先进武器，在数量和质量上明显升级，军售金额为近十年来之最。2002年3月，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汤曜明赴美参加“美台防御高峰会”，这是美台“断交”以来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首次访美。7月，台湾防务部门副负责人康宁祥赴美出席蒙特利尔军事会议，首次在华盛顿与美国防部副部长会谈。美台双方军事人员往来密切，接触层级不断提高，美国现役军官参加台湾军事演习，赴台美军访问团中首次出现了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美台双方军事交流与合作日趋公开化和制度化，出现朝“准军事同盟”方向发展的趋势。2002年，美国国会通过“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议案，并经总统签署成法，卫生部长也公开表示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进一步纵容和支持台湾拓展国际空间的活动。美国国会亲台反华立场突出，通过多项亲台议案，将台湾与美国重要盟国并列，众议院亲台议员成立了“台湾小组”，继续为加强美台关系鼓噪。2004年陈水扁连任后，美国加大对台扶持力度，继续加强对台售武，在10月“美台防务工作年会”上，施压台湾尽快批准180亿美元军购案。

　　针对美国政府违背“一个中国”政策承诺、与台湾发展“实质关系”的行为，中国进行了坚决斗争，坚持两手对两手，趋利避害，多做工作，推动中美关系不断取得进展。“9·11事件”发生以后，美国出于反恐的现实需要，对中国借重的一面上升，中美关系出现改善和发展的势头。从2001年10月到2002年10月，中美元首三度会晤，这在中美关系史上是罕见的。美国逐步认识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领导人多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不支持“台独”、不鼓励“台独”势力的发展。针对陈水扁“一边一国”、“公投立法”等言论，美国除重申其一个中国政策没有变化外，还指出两岸问题应由两岸人民通过和平方式解决。2002年10月，中美元首在克劳福德会晤时，布什首次明确表示反对“台独”。2003年12月9日，针对台湾“公投”图谋，美国首次公开表示反对台湾当局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言行。这有利于中国进一步遏制美台关系，保持中美关系稳定和发展的势头。”